..续本文上一页的翻译代表了隋唐以前中国佛经翻译的最高水平。他所主持翻译的佛教典籍，成为以后中国佛教学派和宗派用来建立各自的哲学理论和宗教学说的重要依据，对中国佛教的宗教哲学和教义的形成，乃至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由鸠摩罗什及其弟子们介绍和弘传的大乘中观学说，代表了印度般若学的最高水平，成为后来中国佛教三论宗的直接的理论资粮，鸠摩罗什也因此被尊为三论宗的中土第一代祖师。由于鸠摩罗什及其弟子们主要活动在关中地区，所以他们的学说被称为“关中旧说”或“关河旧义”。
鸠摩罗什祖籍天竺，生于龟兹(今新疆库车)。他生长于相国之家，父母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九岁时，随母出家，初学小乘，后拜莎车王子须利耶苏摩为师，改学大乘。由于他天资聪慧，博闻强记，所以年纪轻轻便颇负盛名。
公元385年，前秦王苻坚命大将吕光率兵攻灭龟兹，劫鸠摩罗什到了凉州。其时，前秦国内发生政变，苻坚被杀，吕光于是在凉州立国，号称后凉。鸠摩罗什因此被迫滞留凉州达十五、六年之久。
公元401年，即后秦姚兴弘始三年，鸠摩罗什受姚兴之请来到长安。从公元401年鸠摩罗什到长安，直至公元413年去世的十几年里，他和弟子们共译出佛经300多卷5。
鸠摩罗什对中国佛教以及对三论宗的影响，首先表现在他的高质量的佛经翻译上。僧祐在《出三藏记集》第一卷中对他的翻译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逮乎罗什法师，俊神金照，秦僧融、肇，慧机水镜。故能表发挥翰，克明经奥，大乘微言，于斯炳焕。”6他把鸠摩罗什的翻译称为新译，此前的翻译，统名旧译。僧祐的评价，可以说是恰如其分的。从鸠摩罗什的弟子们对译本所作的序文中，也可以看出其翻译的慎重与严谨。如僧肇《维摩经序》说：“什以高世之量，冥心真境，既尽环中，又善方言。时手执胡本，口自宣译。道俗虔虔，一言三复，陶冶精求，务存圣意。其文约而诣，其旨婉而彰，微远之言，于兹显然。”7
鸠摩罗什高质量的佛经翻译，对正确理解佛教义理有着重要的意义。对小品般若经的重译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大、小品般若经是中国译经史上最早翻译的佛教典籍之一，而且几经重译。自支娄迦谶首译以来，历经二百多年，般若系经典成为一般佛教学者的主要研究对象。但人们对般若义理的理解，却始终异说纷然，不得究竟。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便是译文的不够准确。鸠摩罗什在重译过程中，首先依照原文对旧译作了订正，然后又依据《大智度论》加以改订，使由于旧译不准确而引起的歧义或含糊不清，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僧叡的《小品经序》说：“考之旧译，真若荒田之稼芸，过其半未讵多也。”8
其次，鸠摩罗什对般若中观学说的贡献还表现在他所翻译并盛加宣传的大乘中观学派的理论方面。据《高僧传·鸠摩罗什传》载，鸠摩罗什原本是一个小乘佛教的信徒，后来才改宗大乘。而他最先接触的大乘经论就是大乘中观学派的重要著作———《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9。由此可见，他对大乘的理解是从龙树、提婆之学开端的。上述三论再加上《大智度论》，合起来称为“四论”，这四论可以说代表了龙树、提婆所开创的大乘中观学派的基本精神，也是鸠摩罗什毕生崇信和宣传的重点所在。
据《高僧传》称，鸠摩罗什曾写过《实相论》二卷，他在对姚兴解释佛学时，曾明确提出佛学“以实相命宗”的主张。从现存的史料中可以看出，鸠摩罗什对实相的理解，是与中观学派之“二谛相即”的中道观相一致的。
鸠摩罗什对中观学说的传译，纠正了早期般若学者或偏于有或偏于空的偏执，对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再次，鸠摩罗什的贡献还表现在他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佛学人才。鸠摩罗什在关中时，法门隆盛，四方义学沙门云集关中。《高僧传》卷三载：“时有生、融、影、叡、严、观、恒、肇，皆领意言前，词润珠玉，执笔承旨，任在伊人。”此八人被称为“什门八俊”。其中融、叡、生、肇又被冠以“关中四子”的美誉。
在鸠摩罗什的众多弟子中，善讲三论，深研般若的人很多，其中真正称得上鸠摩罗什正传，并对后世影响最大，声望最高的，当推僧肇。据《高僧传》载，僧肇是长安人，少年时即遍览经史，犹善老庄。“后见旧《维摩经》，欢喜顶受，披寻玩味，乃言：“始知所归矣”。因此出家”。僧肇是鸠摩罗什门下最年轻且最有才华的弟子，鸠摩罗什曾称赞他说：“秦人解空第一者，僧肇其人也。”吉藏在《大乘玄论》卷三中说：“若肇公名肇，可谓玄宗之始。”后人在讲关河传承时，往往什、肇并称，可见僧肇在佛教史以及三论宗思想史的重要地位。僧肇的著述，准确把握般若与中观学本义，又能结合中国传统思想范畴，对印度佛学开出新的阐释，从而促进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四、摄岭诸师与三论学的复兴
鸠摩罗什门下弟子众多，有的善《法华》，有的弘《涅槃》，有的传《成实》，等等。但以专弘三论来说，当首推僧肇。僧肇以后，一直到摄山僧朗之间，三论学的传承即无可考。唐代天台宗师湛然所作的《法华玄义释签》卷19中说：“自宋朝以来，三论相承，其师非一，并宗罗什。但年代淹久，文疏零落，至齐朝以来，玄纲殆绝。江南咸弘成实，河北偏尚毗昙。于时高丽朗公，至齐建武来至江南，难成实师，结舌无对，因兹朗公自弘三论。”10记载了三论传承中断的情况。
三论学盛极而衰，有多方面的原因。由鸠摩罗什译出的《成实论》风靡一时，以致在梁代产生了开善智藏(458—522)、庄严僧旻(467—527)和光宅法云(467—529)成实三大家。许多善讲三论而兼弘成实的著名论师，如僧导、僧嵩及其弟子，也被归入成实论系统。另外，北凉昙无谶于公元421年译出《大般涅槃经》之后，由于道生等人的大力弘扬，研究涅槃之风日盛，当时在南朝的涅槃学者有“本三家，末十家”之数。三论学及与三论有关的《般若经》的研究则相对衰退了。直到摄岭僧朗法师重倡三论，才实现了三论学的复兴。
据《高僧传》载，僧朗是辽东人，“为性广学，思力该善，凡厥经律，皆能讲说，《华严》、三论最所命家”。宋末齐初来到南方，后师事禅师法度。由于法度是一位虔信西方净土的禅师，与僧朗的学养不同，因此，僧朗的三论学当不是学自法度，而应另有师承。据日人安澄《中论疏记》卷一本说：“高丽国辽东城大朗法师(即摄山僧朗)，远去敦煌郡昙庆师所，受学三论。齐未(应为“末”)梁始来入摄岭山也。”11这说明僧朗所学三论系出自关河什、肇所传，至于昙庆师承何人，则不得而知了。
法度去世之后，僧朗继之成为栖霞寺的住持。他盛弘三论，力破成实，以无碍的辩才，使当时盛极一时的成实诸师“结舌无对”。由于他的大力宣传，加上统治者(如梁武帝)的信奉和支持，三论学风终于再度兴盛，而成实师则由此衰落下去。僧朗也被誉为什、肇之后三论宗的第三代祖师。
梁武帝在僧朗的感化下，由信奉《成实论》和《毗昙》而改宗三论。他派遣智寂、僧诠等十人随朗法师学习三论，其中唯一学有所成的就是被称为三论宗第四代祖师的止观僧诠。僧诠的生卒年月不详，他后来住锡摄山止观寺，故称“止观僧诠”，后人为了与“摄岭师”僧朗相区别，又称他为“山中师”。
僧诠据传是一位隐居修行的有道高僧，他在梁陈之交，以“直辔一乘，横行山寺，随机引悟”，而声振山外。“僧诠受业朗公，玄指所明，唯存中观”，“中观”是三论宗的核心概念之一，从僧诠时代已开始集中阐扬。他“顿(遁)迹幽林，禅味相得”，同南朝义学普遍崇尚高谈阔论的风气迥然不同。他教导自己的徒众说：“此法精妙，识者能行，无使出房，辄有开示。故经云：计我见者，莫说此经；深乐法者，不为多说。良由药病有以，不可徒行。”12这种行重于言，言必有对的主张，上承法度遁世修身的山风，下启三论宗强调“为人悉檀”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很值得注意的。
僧诠门下有入室弟子四人，即兴皇法朗(507—581)、栖霞寺慧布(？—587)、长干寺智辩和大禅众寺慧勇。《续高僧传·慧布传》曰：“时人为之语曰“诠公四友”，所谓四句朗、领语辩、文章勇、得意布。”13
“诠公四友”一改其师隐居修禅的学风，除慧布仍留摄山栖霞寺外，其余三人均住于扬都(今南京)各寺，大开讲席。而继承僧诠衣钵并发扬光大的是五祖法朗。《续高僧传》本传说他“少习军旅，早经行阵”，出家后，先学禅法、《成实》、《毗昙》，后入摄山，就僧诠学四论及《华严》、《大品》诸经。陈永定二年(558年)，奉陈武帝敕入住兴皇寺，大弘三论，言“往哲所未谈，后进所损略”，“听侣云会，挥汗屈膝”。先后说法二十余载，影响日广，三论之学由是出山林而入庙堂。法朗号伏虎，勇于突破，他在讲三论时，敢讲人所不敢讲，发人所不敢发，斥外道，批毗昙，排成实，呵大乘，抉择同异，忘身而弘道，忤俗以通教，以其不可一世之气象，扭转了三论学的颓运。他的这种“弹他”与“显自”并重的学风，及其争强好辩的性格，对他的著名弟子，三论宗的实际创始人，被尊为三论宗第六代祖师的嘉祥吉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吉藏时代，摄山三论学的这种好争善辩的风尚，被进一步提炼为“破邪显正”、“但破不立”的真理观和方法论，并融汇到三论宗的基本精神———“般若无得”之中。
五、吉藏及三论宗的基本教义
吉藏(549———623)俗姓安，西域安息国皇室后裔。七岁出家，师事法朗。因曾住会稽嘉祥寺，故称“嘉祥大师”。吉藏长于义学，立论精当，议论惊捷，辩才无碍。《续高僧传》的作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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