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山法门，法缘殊胜。其后不久，慧能辞众即移居曹溪宝林寺，印宗与道俗千余人相送。那时，韶州(今广东韶关)刺史韦璩仰其道风，率同僚入山请慧能入城，于大梵寺讲堂为众说法，兼授无相戒。僧尼道俗集者千余人。其门人法海编录其法语，又加入后来的法语，即世所行《法宝坛经》。现存《坛经》有四个本子，按年代排列是：《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经六祖大师大梵寺施法坛经》(这是在敦煌发现的手抄本，简称《敦煌本坛经》)、《六祖坛经》(简称《惠听本坛经》)、《六祖人师法宝坛经曹溪原本》(简称《曹溪原本坛经》)、《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宗宝本》(简称《宗宝本坛经》)。从此以后，慧能在曹溪宝林寺宣讲佛法三—卜六年。禅宗精神得以广泛弘扬，连唐朝皇帝也“送百衲袈裟及钱帛等供养”(《能禅师碑铭》)到岭南。这是中国僧人作品中唯一称“经”的典籍，标志着中国禅宗的诞生，也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
衬龙元年(705)，唐中宗遣内侍薛简到曹溪请慧能进京(洛阳)，但是慧能以久居山林、年迈休弱为由婉拒，唐中宗赐慧能摩纳袈裟一什、绢五百匹作为供养，并改宝林寺为中兴寺(后又改为法泉寺)，命韶州刺使韦璩市修殿宇，改慧能在新州的故居为国思寺。唐睿宗延和元年(712)，慧能回新州小住，命门人建报恩塔。唐玄宗先天二年(713)慧能同寂，终年76岁。唐宪宗时赠以大鉴禅师谥号，(宋太师加谥大鉴真空禅帅，宋仁宗加谥大鉴真空普觉禅师，宋神宗加谥人鉴真空普觉园明禅师)，柳州刺史柳宗元撰《曹溪六祖大鉴禅师碑并序》。元和十年(815)刘禹锡因曹溪僧道琳之请，又撰《曹溪大师第二碑》。
此为禅宗史上的一桩公案。王维{六祖能禅师碑铭》(安史之乱后所写)、神会一系所撰{神会语录》及后出的《历代法宝记》(774年以后)、《曹溪大师别传》(约781年)、{六祖大师缘起外记》和《坛经》等，都有关慧能此一事迹的记载，但时间却大相径庭，因此，引起学术界诸多怀疑。此事至迟已见于王维《碑铭》，但(碑铭》是王维应神会之请而作，故其所述多源自"申会语录》。《碑铭》谓：“(弘忍)临终，遂密授以祖师袈裟，而谓之曰：“物忌独贤，人恶出己，吾且死矣，汝其行乎。”禅师遂怀宝迷邦，销声异域。众生为净土，杂居止于编人；世事是度门，混农商于劳侣。如此积十六载”(《全唐文》卷三二七)，始在南海削发，此时即后人公认的仪风元年(676)。由此上推，慧能到黄梅时应为龙朔元年(661)前后。这与{神慧语录》所记慧能22岁拜弘忍为师大致相符，亦与法海《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略序}所说相合。然《曹溪大师别传》则谓慧能于咸亨五年(674)初34岁时见弘忍，忍临终传衣法袈裟予慧能。此说有误。胡适曾对《曹溪大师别传》做过翔实的考证，指出其中八大错误，其第一、第八误即慧能得法时年龄的错误。(参见{坛经考之一<跋曹溪大师别传>》，载《胡适论学近着》第一集上册)
《坛经》是从叙述慧能大师身世开始的。他是中国禅宗创始人，在世界思想界享有崇高地位，与孔子、老子并称“东方三大圣人”，被欧洲学界列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
《坛经》文本之研究
《六祖坛经》在我国现代学术界曾引起一阵激烈诤论的热潮，争论的理由是：{坛经》的作者究竟是谁
《坛经》与惠能思想的关系如何
《坛经》是如何形成并流传的
在《坛经》的流传过程中，其版本有哪些变化
这些变化说明了什么
现存不同版本的《坛经》之间相互关系又怎样
为什么学术界对《坛经》会发生这么大的兴趣，原因是《坛经》不仅关系到中国思想史上一个转换期的重要关键，同时也是佛教对现代思想界一个最具影响力的活水源头。它代表了中国佛教一种特殊本质的所在，也表现了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国民族性中的一份奇特的生命智能。这些问题曾引起学术界广泛的兴趣和讨论，甚至形成了所谓的“一代学术公案”。
印顺法师在其《中国禅宗史》中曾提出《坛经》实可分为几大部分。有学者研究《坛经》的结构认为，其起首部分是慧能在韶州大梵寺授无相戒的开法记录，中间是与十大弟子等日常的传法记录，最后部分则是先天二年(712)在新州的说法记录。
民国时期东初法师以笔名“般若”发表的《评胡适博士(禅宗史的一个新看法)》(《人生》卷5期2，1953年2月版)。他认为“胡适的新看法根本是错误的”，他的主要反对理由是：胡适不能凭《六祖坛经》的“宋本较唐本加了三千多字”，就说“慧能传法恐怕也是千古的疑案”。又说：“要是否认了六祖的传法，即等于推毁了整个禅宗史的生命，也就否认了整个以禅为中心的唐代文化。所以我(东初)说胡适的新看法根本是错误的。”
就《坛经》问题的本身说，似乎也不须再多作讨论，因为中日学者对这问题的探讨文字，已不下数十万言。在中国有钱穆先生的《神会与坛经》罗香林先生的《坛经之笔受者问题》。在日本则有宇井伯寿先生的《坛经考》、《荷泽宗的盛衰》，铃木大拙先生的《关于六祖坛经——慧能及慧能禅》，山崎宏先生的《荷泽神会禅师考》。此外，还有关口真大、柳田圣山、入矢义高诸氏都曾讨论这个问题。
《坛经》的版本众多，关于《坛经》的版本和作者问题曾引发了学术界的许多争论。现存《坛经》四个本子，其中以《敦煌本坛经》最为着名的最早古本，根据抄写的字迹可以断定是唐末的抄本，而且也比较朴实，可作为研究慧能思想的主要资料。胡适以来，“敦煌本(坛经》是神会弟子之间传授的秘本”似成定论。但是有学者认为这个推论一方面明显不合适抄本所述的传授系统，另一方面有足够证据表明9世纪初以前敦煌本已经很广地流布。应该是神会的弟子们得到了这个原本，为确立神会的权威加写改编了几次变成了今天所见的敦煌本。敦煌发现的六祖《坛经》共有四个写本，有学者指出目前已有的校录本或重译本尚存不少疏漏，因此，对《坛经》的整理工作还远未结束。
其实，《坛经》既不是神会也不是他弟子作的，那么究竟是谁作的呢
大体上可以断定是慧能的弟子整理慧能语录而成。《敦煌本坛经》说：“韶州刺史韦琚及诸官僚三十余人，儒士三十余人，同请大师说摩诃般若波罗密法。刺史遂令门人法海集记，流行后代。”这个说法是可信的。
此外，慧能弟子慧忠还有这样一段话：他把《坛经》改换，“添糅鄙谭，削除圣意，惑乱后徒，岂成言教，苦哉，吾宗丧矣!”(《景德传灯录》第二十八卷)。
慧忠死于公元775年，比神会晚死十五年。从慧忠的这段话可以看出，《坛经》原来就有了，最初可能以语录的形式出现，到慧忠晚年便被尊为《坛经》；同时也可以看出，《坛经》确实被人增改过。
究竟是什么人增改的呢
可以认为是神会一派。《坛经》中有好几处是颂扬神会的。此外《敦煌本坛经》还有这么一段话：“吾(慧能——引者)灭后二十余年，邪法撩乱，惑我宗旨。有人出来，不惜身命，定佛教是非，竖立宗旨，即是吾正法”。
这段话指的就是开元二十二年(734)即慧能死后21年，神会在滑台“不惜身命”地与北宗争夺正统地位的那场斗争。慧能活着的时候决不可能预计到恰恰在他死后“二十余年”有这场斗争。这段话的意思很清楚，既然神会出来“定佛教是非，竖立宗旨”，第七祖理应是他。这就完全可以证明，《坛经》是被神会一派所改动。
《坛经》是慧能的语录，又是被神会一派增改了的，这就可以说，它既代表慧能思想又代表神会思想。
《坛经》是慧能弟子汇编其弘法语录而成，中国佛教着作中称“经”的惟此一部。它是研究慧能禅宗思想最主要的依据。对《坛经》的整理和研究也一直是本世纪禅宗研究的重大课题。
《坛经》的禅学思想
到了慧能的时候，佛教在中国已传播了五、六百年。在慧能之前，中国佛教相继成立了三论宗、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这四大宗派都有自己的成佛理论。慧能后来居上，他所宣扬的佛教理论，比他前人的理论更容易被人接受，因而他(包括神会)创立的禅宗吸引的信徒也就比其他宗派多。
慧能认为众生觉性本有，直接体证觉性，便是顿悟成佛。他认为，佛性人人皆有，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因此，他并不以静坐敛心才算是禅，而主张只要随时随地修行用功，靠内心顿悟即可成佛。他不主张一味静坐看心，认为在一切行住坐卧的日常生活里，也可以体会禅的境界。此禅境界如何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他的禅法称南禅或顿门。慧能从弘忍得法之后，他一改过去以《楞伽》印心的作法，用文句简朴的《金刚经》印心，其目的是为摆脱名相的束缚。他的禅法朴质无文，不加缘饰，单刀直入，见性成佛。他的禅法以定慧为本，定慧一体，定是慧体，慧是定用，犹如灯与光，灯为光体，光为灯用，二者一而二，二而一，不可分离。他废弃印度佛教中的繁琐仪式，不以文字传教。其时，神秀在北弘化，重修学，世称北宗；惠能在南弘化，重明心见性，世称南宗，为禅宗之顿教。
惠能大师的禅法思想散见于《坛经》，主要体现在四方面：一、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二、无念为宗；三、顿悟成佛；四、行住坐卧皆是坐禅。
一、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他的着作《六祖法宝坛经》系统地叙述了惠能一生开法传宗的言教，也是我们研究惠能思想的根本依据。惠能的禅宗思想核心是：“直接人心，见性成佛。”他在大梵寺第一次升坛说法时就明确地对大众宣示：“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这是佛教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惠能在五祖弘忍大师处因得《金刚经》里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甚深空慧的激发，使其认识到顿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
《试论慧能南禅在岭南传播及影响(达亮)》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