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山法門，法緣殊勝。其後不久，慧能辭衆即移居曹溪寶林寺，印宗與道俗千余人相送。那時，韶州(今廣東韶關)刺史韋璩仰其道風，率同僚入山請慧能入城，于大梵寺講堂爲衆說法，兼授無相戒。僧尼道俗集者千余人。其門人法海編錄其法語，又加入後來的法語，即世所行《法寶壇經》。現存《壇經》有四個本子，按年代排列是：《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經六祖大師大梵寺施法壇經》(這是在敦煌發現的手抄本，簡稱《敦煌本壇經》)、《六祖壇經》(簡稱《惠聽本壇經》)、《六祖人師法寶壇經曹溪原本》(簡稱《曹溪原本壇經》)、《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宗寶本》(簡稱《宗寶本壇經》)。從此以後，慧能在曹溪寶林寺宣講佛法叁—蔔六年。禅宗精神得以廣泛弘揚，連唐朝皇帝也“送百衲袈裟及錢帛等供養”(《能禅師碑銘》)到嶺南。這是中國僧人作品中唯一稱“經”的典籍，標志著中國禅宗的誕生，也標志著佛教中國化的完成。
襯龍元年(705)，唐中宗遣內侍薛簡到曹溪請慧能進京(洛陽)，但是慧能以久居山林、年邁休弱爲由婉拒，唐中宗賜慧能摩納袈裟一什、絹五百匹作爲供養，並改寶林寺爲中興寺(後又改爲法泉寺)，命韶州刺使韋璩市修殿宇，改慧能在新州的故居爲國思寺。唐睿宗延和元年(712)，慧能回新州小住，命門人建報恩塔。唐玄宗先天二年(713)慧能同寂，終年76歲。唐憲宗時贈以大鑒禅師谥號，(宋太師加谥大鑒真空禅帥，宋仁宗加谥大鑒真空普覺禅師，宋神宗加谥人鑒真空普覺園明禅師)，柳州刺史柳宗元撰《曹溪六祖大鑒禅師碑並序》。元和十年(815)劉禹錫因曹溪僧道琳之請，又撰《曹溪大師第二碑》。
此爲禅宗史上的一樁公案。王維{六祖能禅師碑銘》(安史之亂後所寫)、神會一系所撰{神會語錄》及後出的《曆代法寶記》(774年以後)、《曹溪大師別傳》(約781年)、{六祖大師緣起外記》和《壇經》等，都有關慧能此一事迹的記載，但時間卻大相徑庭，因此，引起學術界諸多懷疑。此事至遲已見于王維《碑銘》，但(碑銘》是王維應神會之請而作，故其所述多源自"申會語錄》。《碑銘》謂：“(弘忍)臨終，遂密授以祖師袈裟，而謂之曰：“物忌獨賢，人惡出己，吾且死矣，汝其行乎。”禅師遂懷寶迷邦，銷聲異域。衆生爲淨土，雜居止于編人；世事是度門，混農商于勞侶。如此積十六載”(《全唐文》卷叁二七)，始在南海削發，此時即後人公認的儀風元年(676)。由此上推，慧能到黃梅時應爲龍朔元年(661)前後。這與{神慧語錄》所記慧能22歲拜弘忍爲師大致相符，亦與法海《六祖大師法寶壇經略序}所說相合。然《曹溪大師別傳》則謂慧能于鹹亨五年(674)初34歲時見弘忍，忍臨終傳衣法袈裟予慧能。此說有誤。胡適曾對《曹溪大師別傳》做過翔實的考證，指出其中八大錯誤，其第一、第八誤即慧能得法時年齡的錯誤。(參見{壇經考之一<跋曹溪大師別傳>》，載《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上冊)
《壇經》是從敘述慧能大師身世開始的。他是中國禅宗創始人，在世界思想界享有崇高地位，與孔子、老子並稱“東方叁大聖人”，被歐洲學界列爲“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
《壇經》文本之研究
《六祖壇經》在我國現代學術界曾引起一陣激烈诤論的熱潮，爭論的理由是：{壇經》的作者究竟是誰
《壇經》與惠能思想的關系如何
《壇經》是如何形成並流傳的
在《壇經》的流傳過程中，其版本有哪些變化
這些變化說明了什麼
現存不同版本的《壇經》之間相互關系又怎樣
爲什麼學術界對《壇經》會發生這麼大的興趣，原因是《壇經》不僅關系到中國思想史上一個轉換期的重要關鍵，同時也是佛教對現代思想界一個最具影響力的活水源頭。它代表了中國佛教一種特殊本質的所在，也表現了中國文化，或者說中國民族性中的一份奇特的生命智能。這些問題曾引起學術界廣泛的興趣和討論，甚至形成了所謂的“一代學術公案”。
印順法師在其《中國禅宗史》中曾提出《壇經》實可分爲幾大部分。有學者研究《壇經》的結構認爲，其起首部分是慧能在韶州大梵寺授無相戒的開法記錄，中間是與十大弟子等日常的傳法記錄，最後部分則是先天二年(712)在新州的說法記錄。
民國時期東初法師以筆名“般若”發表的《評胡適博士(禅宗史的一個新看法)》(《人生》卷5期2，1953年2月版)。他認爲“胡適的新看法根本是錯誤的”，他的主要反對理由是：胡適不能憑《六祖壇經》的“宋本較唐本加了叁千多字”，就說“慧能傳法恐怕也是千古的疑案”。又說：“要是否認了六祖的傳法，即等于推毀了整個禅宗史的生命，也就否認了整個以禅爲中心的唐代文化。所以我(東初)說胡適的新看法根本是錯誤的。”
就《壇經》問題的本身說，似乎也不須再多作討論，因爲中日學者對這問題的探討文字，已不下數十萬言。在中國有錢穆先生的《神會與壇經》羅香林先生的《壇經之筆受者問題》。在日本則有宇井伯壽先生的《壇經考》、《荷澤宗的盛衰》，鈴木大拙先生的《關于六祖壇經——慧能及慧能禅》，山崎宏先生的《荷澤神會禅師考》。此外，還有關口真大、柳田聖山、入矢義高諸氏都曾討論這個問題。
《壇經》的版本衆多，關于《壇經》的版本和作者問題曾引發了學術界的許多爭論。現存《壇經》四個本子，其中以《敦煌本壇經》最爲著名的最早古本，根據抄寫的字迹可以斷定是唐末的抄本，而且也比較樸實，可作爲研究慧能思想的主要資料。胡適以來，“敦煌本(壇經》是神會弟子之間傳授的秘本”似成定論。但是有學者認爲這個推論一方面明顯不合適抄本所述的傳授系統，另一方面有足夠證據表明9世紀初以前敦煌本已經很廣地流布。應該是神會的弟子們得到了這個原本，爲確立神會的權威加寫改編了幾次變成了今天所見的敦煌本。敦煌發現的六祖《壇經》共有四個寫本，有學者指出目前已有的校錄本或重譯本尚存不少疏漏，因此，對《壇經》的整理工作還遠未結束。
其實，《壇經》既不是神會也不是他弟子作的，那麼究竟是誰作的呢
大體上可以斷定是慧能的弟子整理慧能語錄而成。《敦煌本壇經》說：“韶州刺史韋琚及諸官僚叁十余人，儒士叁十余人，同請大師說摩诃般若波羅密法。刺史遂令門人法海集記，流行後代。”這個說法是可信的。
此外，慧能弟子慧忠還有這樣一段話：他把《壇經》改換，“添糅鄙譚，削除聖意，惑亂後徒，豈成言教，苦哉，吾宗喪矣!”(《景德傳燈錄》第二十八卷)。
慧忠死于公元775年，比神會晚死十五年。從慧忠的這段話可以看出，《壇經》原來就有了，最初可能以語錄的形式出現，到慧忠晚年便被尊爲《壇經》；同時也可以看出，《壇經》確實被人增改過。
究竟是什麼人增改的呢
可以認爲是神會一派。《壇經》中有好幾處是頌揚神會的。此外《敦煌本壇經》還有這麼一段話：“吾(慧能——引者)滅後二十余年，邪法撩亂，惑我宗旨。有人出來，不惜身命，定佛教是非，豎立宗旨，即是吾正法”。
這段話指的就是開元二十二年(734)即慧能死後21年，神會在滑臺“不惜身命”地與北宗爭奪正統地位的那場鬥爭。慧能活著的時候決不可能預計到恰恰在他死後“二十余年”有這場鬥爭。這段話的意思很清楚，既然神會出來“定佛教是非，豎立宗旨”，第七祖理應是他。這就完全可以證明，《壇經》是被神會一派所改動。
《壇經》是慧能的語錄，又是被神會一派增改了的，這就可以說，它既代表慧能思想又代表神會思想。
《壇經》是慧能弟子彙編其弘法語錄而成，中國佛教著作中稱“經”的惟此一部。它是研究慧能禅宗思想最主要的依據。對《壇經》的整理和研究也一直是本世紀禅宗研究的重大課題。
《壇經》的禅學思想
到了慧能的時候，佛教在中國已傳播了五、六百年。在慧能之前，中國佛教相繼成立了叁論宗、天臺宗、法相宗、華嚴宗。這四大宗派都有自己的成佛理論。慧能後來居上，他所宣揚的佛教理論，比他前人的理論更容易被人接受，因而他(包括神會)創立的禅宗吸引的信徒也就比其他宗派多。
慧能認爲衆生覺性本有，直接體證覺性，便是頓悟成佛。他認爲，佛性人人皆有，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若識自性，一悟即至佛地。因此，他並不以靜坐斂心才算是禅，而主張只要隨時隨地修行用功，靠內心頓悟即可成佛。他不主張一味靜坐看心，認爲在一切行住坐臥的日常生活裏，也可以體會禅的境界。此禅境界如何
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他的禅法稱南禅或頓門。慧能從弘忍得法之後，他一改過去以《楞伽》印心的作法，用文句簡樸的《金剛經》印心，其目的是爲擺脫名相的束縛。他的禅法樸質無文，不加緣飾，單刀直入，見性成佛。他的禅法以定慧爲本，定慧一體，定是慧體，慧是定用，猶如燈與光，燈爲光體，光爲燈用，二者一而二，二而一，不可分離。他廢棄印度佛教中的繁瑣儀式，不以文字傳教。其時，神秀在北弘化，重修學，世稱北宗；惠能在南弘化，重明心見性，世稱南宗，爲禅宗之頓教。
惠能大師的禅法思想散見于《壇經》，主要體現在四方面：一、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二、無念爲宗；叁、頓悟成佛；四、行住坐臥皆是坐禅。
一、一切衆生皆有佛性
他的著作《六祖法寶壇經》系統地敘述了惠能一生開法傳宗的言教，也是我們研究惠能思想的根本依據。惠能的禅宗思想核心是：“直接人心，見性成佛。”他在大梵寺第一次升壇說法時就明確地對大衆宣示：“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這是佛教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惠能在五祖弘忍大師處因得《金剛經》裏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這甚深空慧的激發，使其認識到頓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
《試論慧能南禅在嶺南傳播及影響(達亮)》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