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的，所以必须转自心为佛智，乃能亲证。
太虚认为，科学兴起，不仅破除一切神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外物的执著。如新物理学已从笃信外物实有的唯物派，进为闻见所不及的“唯力”说。此谓之“前驱”。菩萨得证真如后，可用科学方法，教化众生，使之舍迷趋悟。此谓之“后施”。而佛法中坚，则须人法二执尽除，才能获得“无分别智”，证入真如。所以佛法中坚完全是非科学的，恰恰是超越科学的戏论分别的。
太虚认为，无论是佛教之外各种信仰主宰神的宗教，还是科学，最后都落到一种思想上通不过的边际上去——上帝或最基本的力或组成成分。因为科学和宗教都想探求一种最终的“第一因”。而佛教认为，宇宙中所有事物都是无穷尽的因果联系，根本不存在“第一因”。“通常说佛法无边，就是说眼前一切事物各各无边，并非舍现前而另有一无边的法。佛法见到事理，是直达的见到无中边且无终始，不同彼宗教或唯物论哲学的转弯抹角。见到法法的本来如是，法尔如是，当下承当，直接了当！”[19]
技术发达 呼唤佛教
太虚认为，不仅科学技术与佛教不相冲突，而且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所带来的对技术的大量滥用，使得现代人类更加需要佛法，需要佛法来控制技术的使用。太虚认为，科学技术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幸福。“今日科学所依之一元二行近真唯物论，徒饰地球而不能获人道之安乐。”[20]科学技术虽然可以帮助人类征服自然，但往往产生更加负面的社会后果。“现代的科学机器，于人类全体尚无何等实益可言，只是少数人藉之满足个己的欲望，发展个己的野心，去破坏多数人的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利益而已！人类的本身未改善之前，纵有更精妙的科学机器发明，终是弊多利少的被恶化恶用了。”[21]因此，太虚呼吁人类应当令道德与科学共同进步。“假若人类有了良好的道德，与科学一起进步，然后人类去利用科学机器，那是多好的事！”[22]
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太虚更加坚定地认为，必须以佛法驾驭科学。“溯自科学昌明，世界之局面为之一变：举凡古代道德文化扫地净尽；著相尚识，纵我制物，只知肉体上受目前之愉快，而不顾精神上受将来之痛苦；置事物自然之道德于不讲，反制服之或摧残之。于是战争发生，杀机遍地，置大陆于扰攘之中，抛人民于水火之内，欧洲一战已足证之矣。然欲挽回此等苦痛之浩劫，舍佛法则无以归。”[23]
太虚强调，正如科学擅长推动物质的进步，佛教则是道德进步的动力。“科学是求物质的进步，而佛学是求心理的进步。”[24]“因科学发展，制造新式武器，如不以道德运用、驾驭，为害人类实甚，此则非昌明高度道德性的宗教不可。世界三大宗教，以佛教教义博大精深，最适合人类实际生活之道德，足以补科学之偏，息战争之祸，以维持世界的永久和平与幸福。”[25]
太虚更进一步指出，欧洲近代以来科学滥用的根本原因，在于心外求法，执著外境，舍本逐末，遗忘了主体。“自欧洲物种进化之学昌，物质文明之功盛，胥失定性安心之本真，尽成将形逐影之狂走，惟务严饰地球，而反弃任持受用及贪求爱著此地球之主体，果为谁而奋勇此乎？”[26]这一声发问对于迷失了自我的现代人，不啻是震聋发愦的当头棒喝。
佛教教义以消除我执为宗，反对仇恨、杀戮，提倡慈悲为怀，即使对于不同宗教的信仰者，也有相当的尊敬。历史上从无佛教徒因为教义冲突而发起战争的先例，与基督教一手圣经、一手宝剑的传教方式大相径庭；和伊斯兰教号召圣战、鼓吹战死者得上天堂的作风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当今时代，西方基督教传统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科学技术力量，肆意推行其文化霸权，强迫第三世界接受其价值观。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则以暴易暴，大搞恐怖和分裂活动。核扩散甚至核恐怖已成为现实的危险，较之冷战时期更加可怕。在一片文化冲突的叫嚣声中，佛教的和平主义、宽容胸怀、慈悲精神正是现时代最为需要的伦理文化。
科学昌明 唯识复兴
近代中国佛教发展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久已绝响的唯识学的复兴。本世纪上半叶中国佛学研究最有影响的两大学派——欧阳竟无的支那内学院和太虚的汉藏教理院——都以唯识学研究为主要方向。其中原因很多，包括“近代昌明佛法第一人”的杨仁山先生从日本寻得中土散佚已久的唯识典籍。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西方科学的刺激。虽然唯识学在中国历史上，曾有真谛的摄论宗和玄奘的大力弘扬[27]，但因“秦人好简”，终于未能在中国扎下根来。不但唯识(慈恩)宗只传了三四代，法脉即告断绝，而且许多论著疏记也都散佚流失。因为唯识学五位、百法、三性、八识等大量艰深繁杂的概念名相，单就证悟缘起性空而言，不要说与不立文字、直指心性的禅宗相比，就是与同样高度理论化的大乘中观宗相比，也确乎是太过繁琐了。弘一大师就曾对太虚说，他所以不喜欢研究法相唯识，因为研究的结果仍不过是证明人法二空[28]。这几乎是中国佛教徒的典型心态。
但是这种细密甚至繁琐的风格，对于面临近代科学冲击下的中国佛教而言，却是最为宝贵的思想资源。章太炎说：“佛法者，可以质言，亦可以滑易谈也。然非质言无以应今之机，此则唯识法相为易入。”[29]又说：“今世科学伦理日益昌明，华严、天台将恐听者藐藐，非法相不能引导。”[30]因为近代西方科学与哲学，以其严密的逻辑体系对中国传统思想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习惯于直觉感受的中国知识分子顿感赤手空拳，难以招架。太虚的分析更加详细：“近代科学哲学昌明了，有宗义和科学哲学重重义相，有能摄受现代思想的机用，所以复成兴盛的趋势。……唯识论能将世间世俗所不同于世间胜义之界限详细分明，很合乎现代的常识与科学哲学理智的区别。”也就是说，就佛教出世间的道理而言，唯识宗和与它并列的中观宗难分伯仲，然而对于仔细区分普通常识和科学知识而言，唯识宗更加善巧方便。
“不明唯识义则不能成立宗教哲学，因为对于世出世、染净因果不能详确精彻的说明，于现在有科学知识的人，便不能予以确实的认识而起其宗教信仰。故唯识所现，更是说明道理中的胜义，也就是唯识的特长。”[31]小乘佛教中对因果轮回的具体机制语焉不详，唯识学提出阿赖耶识，它既可以受熏储存业力，又可以变现成为外境。这样，因果轮回的观念就从单纯的信仰变成了有理有据的严密理论。
太虚认为，正因科学兴盛的刺激，唯识学将大行于世。“唯识宗学，不但与唯物科学关通甚切(案：中华隋唐间因研究竺乾外道小乘之学者颇盛，故此大乘唯识宗学因之昌明。由五代入宋元，各学衰微，唯识宗学亦因之湮没。相乘者但禅宗及净土宗耳)，正可因唯物科学大发达之时，显明唯识宗学，抑亟须以唯识宗学救唯物科学之穷耳。”[32]“科学之可贵，在乎唯徵真理实事，不妄立一标格坚握之。”而佛教唯识学，“其贵理事真实，较唯物科学过无不及”[33]。
任何一种外来的传统要能够扎下根来，都必须在本土文化中找到合适的接引者。唯识学不仅借科学之引入而复兴，也为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提供了良好的思想氛围。逻辑学和认识论的研究向来是中国传统思想的薄弱环节，这也是中国未能产生近代科学的重要原因。而唯识学恰恰是从认识论入手，在详细分析能所关系的基础上构建成庞大、严谨的哲学体系。因明学——印度传统的逻辑学——则是唯识学者的必备的基础知识。因此清末民初唯识学的复兴，导致了学界的思想风格发生了严密精确的转变，为科学在中国的传播打下了必要的基础[34]。梁启超说：“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35]例如康有为、谭嗣同等心悦诚服地接受科学世界观，都很明显地受到了唯识学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太虚竭力提倡唯识学研究，还有改造国民性的动机。他在《对治中国人通病的佛法》一文中，认为中国人的通病，一在混沌，二在侥幸，三在懒惰，四在怯懦，五在顽傲，六在昏乱，七在厌倦，八在贪狠。而在佛教的各种思想资源中，唯有法相唯识学才是对症的良药。“净密偏重他力，求趁现成，不能对治其病。天台华严亦好流宕玄渺之说，易附混乱。三论破除分别，亦分别既极以后之事。今正须向无疑处起疑，有疑处断疑，为彻底之研究。故“宗门之参究”与“唯识之剖证”为宜。但宗门之办法，仅仅二三之人有效，非可行之众人者。若行之众人，则又转落虚豁。故只有佛法之“唯识学”，为能起中国人之沉疴而愈之也。”[36]
科学技术与人生佛教
人生佛教思想的产生和当代科学技术的兴起密切相关。太虚认为，科学时代，唯有人生佛教最能顺应众生的根机。人生佛教的内容非常丰富，其中以下几点都与科学有关：1.崇渐法，2.远鬼神，3.重自力。
原本汉地佛教以迅速成佛的顿法为尚。六祖慧能的南宗禅超过了神秀的北宗禅，而成为禅宗的正统，主要是由于顿渐的差别。太虚认为，由于科学的发展是渐次推进的，所以在科学时代渐进的人生佛教必将大行其道。“今世之科学，皆取五官之感觉的可见可闻而有征者为根据，推论发明，步步积累而成，感觉之所不到者弗确，非经积累而成者不真，惟真确的、步骤的于是乎取，故今世之潮流，曰“科学的”是也。然则欲顺今世之潮流而契时机以行教，则其必含“科学的”意味矣。故居今而欲契时机以行真理，造成现代之佛学者，则佛学中之人生的佛学最宜。”
“佛教教人修行，最先达到完全之人格，然后发展至于超人，至于超超人，至于微妙，至于无穷境：故人而上有菩萨焉，有诸多菩萨焉而后成佛。夫以步骤的发展，合于科学之有次序性也。修行一步即成果…
《太虚科学技术观略述(蒋劲松、何冰)》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