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后章仇大夫，请开禅法，居净泉(众)寺，化道(导)众生」。
「金和上每年十二月、正月，与四众百千万人受缘，严设道场，处高座说法」。
这是东山下净众寺一流。『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也说到；「无住……游蜀中，遇金和上开禅，亦预其会」。并说这种开禅的法会，名为「开缘」(续一四·二七八)。
被称为「南宗」的慧能门下，在京洛大开禅法的，是神会，如『南宗定是非论』(神会集二八三)说：
「能禅师是的的相传付嘱人。已下门徒道俗近有数(应脱落「十」或「百」字)余人，无有一人敢滥开禅门。纵有一人得付嘱者，至今未说」。
「一人得付嘱者，至今未说」，就是神会自己。在开元二十年(七三二)左右，神会还没有开法。神会是天宝四年(七四五)，因兵部侍郎宋鼎的礼请而到东京(洛阳)的。天宝八年(七四九)，神会在洛州荷泽寺定宗旨，但法难就来了，如『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续一四·二七七)说：
「因洛阳诘北宗传衣之由，及滑台演两宗真伪，与崇远等持(原误作「诗」)论一会。………便有难起，开法不得」。
神会在被贬逐(七五三)以前，还不曾开法。直到安禄山作乱，郭子仪收复两京(七五七)，神会才以六祖付嘱人的资格，大开禅门，如『历代法宝记』(大正五一·一八五中)所说：
「东京荷泽寺神会和上，每月作檀场，为人说法，破清净禅，立如来禅」。
坛经的原始部分
弘忍以来，有公开的开法传禅。传授的方便，彼此都有所不同，但有一共同的形式，那就是戒禅合一。第二章指出，道信法门的特色之一，是菩萨戒与禅法的结合。第四章中，曾列举南宗、北宗、净众宗、宣什宗──东山门下的开法情形；南宗与北宗，明显的达到了戒(佛性本源清净)与禅的合一。这是历史的事实，一代的禅风。了解一般开法的特性，就知道『坛经』也有这一部分──大梵寺说法。这一部分，现有的『坛经』不同本子，在次第上，文句上，虽有些出入，然分析其组成部分，是大体相同的。炖煌本的次第是：
「善知识！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法」。
「善知识！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
「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上已来，顿渐皆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
「善知识！总须自体与受无相戒。一时逐慧能口道，令善知识见自三身佛」。
「今既归依自三身佛已，与善知识发四弘大愿」。
「既发四弘誓愿讫，与善知识无相忏悔三世罪障」。
「今既忏悔已，与善知识受无相三归依戒」。
「今既自归依三宝，总各各至心，与善知识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
大梵寺说法部分，不是一般的说法，是公开的开法传禅，是与归戒、忏悔、发愿等相结合的。明藏本说：「于城中大梵寺讲堂，为众开缘说法」(大正四八·三四七下)。「开缘」，正是开法传禅的别名。
宣什与净众宗的开法，没有详细的记录流传下来(『历代法宝记』有金和上开示三句的大意)。神秀有『大乘无生方便门』；神会有『坛语』；慧能有『坛经』的大梵寺说法部分。开法，是不止一次的。无论是神秀，慧能，神会，或其他禅师，每次开法，特别是开示法门部分，不可能每次都是一样的。如每次同样，那就成为宣读仪轨，失去了开法的意义。『大乘无生方便门』(现有炖煌出土的，四种大同而又多少增减的本子，就是不同一次的开法，不同记录的例子)，『坛语』，都不是神秀与神会的著作，而是一次一次的开法，由弟子忆持其共通部分而记录下来的。慧能的开缘说法，想来也不止一次。现存的是以大梵寺开法为主(这应该是当时最盛大的一次)，由门人忆持记录而成。
『坛经』现存各本的内容，含有其他部分，而不限于大梵寺说法的。然『坛经』的主体部分，即『坛经』之所以被称为『坛经』的，正是大梵寺说法部分，如炖煌本『坛经』(大正四八·三三七上)说：
「慧能大师于大梵寺讲堂中，升高座，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刺史遂令门人僧法海集记，流行后代，……说此坛经」。
宋代禅者的意见，也正是这样。如宋道原于景德元年──一００四年上进的『传灯录』卷五(大正五一·二三五下)说：
「韶州刺史韦据，请于大梵寺转妙*轮，并受无相心地戒。门人纪录，目为坛经，盛行于世」。
『传法正宗记』，是契嵩的名著，嘉佑六年(一０六一)上呈。卷六(大正五一·七四七中──下)也说：
「韶之刺史韦据，命居其州之大梵寺说法。……其徒即集其说，目曰坛经」。
契嵩曾写了一篇『坛经赞』，是至和元年(至和三年的前二年──一０五四)所作，编入『镡津文集』卷三。所赞的『坛经』内容，是：「定慧为本」，「一行三昧」，「无相为体」，「无念为宗」，「无住为本」，「无相戒」，「四弘愿」，「无相忏」，「三归戒」，「说摩诃般若」，「我法为上上根人说」，「从来默传分付」，「不解此法而辄谤毁」 (大正五二·六六三上──下)。契嵩所赞的『坛经』内容，就是大梵寺说法部分，次第完全与炖煌本相同。这是炖煌本『坛经』，为现存各本『坛经』中最古本的明证。古人心目中的『坛经』，是以大梵寺说法部分为主体的。所以现存的『坛经』，应分别为二部分：一、(原始的)『坛经』──「坛经主体」，是大梵寺开法的记录。二、『坛经附录』，是六祖平时与弟子的问答，临终付嘱，以及临终及身后的情形。二者的性质不同，集录也有先后的差别。在『坛经』的研究上，这是应该分别处理的。
『坛经』，尊称为「经」，当然是出于后学者的推崇。为什么称为「坛」──大梵寺说法部分，被称为「坛经」呢？这是由于开法传禅的「坛场」而来。如『传法宝纪』说：「自(法)如禅师灭后，学徒不远万里，归我法坛」。『历代法宝记』说：「荷泽寺神会和上，每月作檀场，为人说法」(大正五一·一八五中)。『坛语』也说：「已来登此坛场，学修般若波罗蜜」(神会集二三二)。当时的开法，不是一般的说法，是与忏悔、发愿、归依、受戒等相结合的传授。这是称为「法坛」与「坛场」(坛，古代或通写为檀)的理由，也就是被称为『坛经』，『坛语』的原因。 坛，有「戒坛」、「密坛」、「忏坛」、「(施)法坛」。戒坛是出家人受具足戒的坛场；慧能、神会的时代，「戒坛」早已成立。开元中，又有「密坛」的建立，这是传授密法，修持密法的道场。礼忏有「忏坛」，如隋智□所说，灌顶所记的『方等三昧行法』(大正四六·九四五上)说：
「道场应作圆坛，纵广一丈六尺。……作五色圆盖，悬于坛上」。
「道场」，是行道──忏悔、坐禅等处所。「坛」是道场的主要部分，是陈设佛像、经书，庄严供养的。依天台家所传，忏悔也与归依、受戒、坐禅等相结合。神会的『坛语』，说到「道场」，又说到「坛场」，这是忏悔、礼拜、发愿、受戒、传授禅法的地方。凡忏悔，受戒，传授密法，都有「坛场」。唐代禅者的开法，也在坛内进行授戒、传禅，这就是「法坛」或「施法坛」了。
上来的引述，主要为了证明：东山门下的禅法，取公开的、普遍的传授方式，与忏悔、归戒等相结合。所以仿照「戒坛」 (或「忏坛」)而称之为「法坛」、「施法坛」。慧能在大梵寺，「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授无相戒」。弟子们记录下来，就称为『坛经』或『施法坛经』。这就是『坛经』的主体，『坛经』的原始部分。
第二节 炖煌本坛经的成立
慧能在大梵寺，「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授无相戒」。传说由弟子法海记录，为『坛经』的主体部分。这在慧能生前，应该已经成立了。等到慧能入灭，于是慧能平日接引弟子的机缘，临终前后的情形，有弟子集录出来，附编于被称为『坛经』的大梵寺说法部分之后，也就泛称为『坛经』。这才完成了『坛经』的原型，可称为「曹溪原本」。
以现存『坛经』本来说，炖煌本最古。但炖煌本已不是『坛经』原型，而有过补充、修改，这是古人所曾经明白说到的。
荷泽门下的坛经传宗
『坛经』是先后集成的，并有过修改与补充，但『坛经』代表了慧能南宗的顿禅，一向是大家(禅者)所同意的。到近代，才有神会或神会门下造『坛经』的见解。其中一项文证，是韦处厚(死于八二八年)所作『兴福寺内供奉大德大义禅师碑铭』(全唐文卷七一五)所说：
「秦者曰秀，以方便显」。
「洛者曰会，得总持之印，独曜莹珠。习徒迷真，橘枳变体，竟成坛经传宗，优劣详矣」！
「吴者曰融，以牛头闻，径山其裔也」。
「楚者曰道一，以大乘摄，(大义)大师其党也」。
韦处厚叙述当时的禅宗四大派，说到在洛阳的是神会。神会的习徒，「竟成坛经传宗」，这确实说到了『坛经』与神会门下的关系，但「竟成坛经传宗」，是什么意义？应有充分的理解，才不会因误解而想入非非。这句话，在『坛经』的炖煌本中，发见了明确的解说，如说：
「刺史遂令门人僧法海集记，流行后代。与学道者，承此宗旨，递相传授，有所依(原作「于」)约，以为禀承，说此坛经」(大正四八·三三七上)。
「若论宗旨，传授坛经，以此为依(原作「衣」)约。若不得坛经，即无禀受。须知法处年月日姓(原作「性」)名，递(原作「遍」)相付嘱。无坛经禀承，非南宗弟」原作「定」)子也。未得禀承者，虽说顿教法，未知根本，终(原作「修」)不免诤」(大正四八·三四二上)。
「大师言：十弟子！已后传法，递(原作「迎」)相教授一卷坛经，不失本宗。不禀受(原作「授」)坛经，非我宗旨。如今得了，递(原作「迎」)代流行。得遇坛经者，如见吾亲授」(大正四八·三四三下)。
「大师言：今日已后，递(原作「迎」)相传授，须有依约，莫失宗旨」(大正四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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