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现世利益，只能接受通俗易懂的道理，采用喜闻乐见的形式，去完成他们的宗教实践。这就形成了各种民间佛教信仰习俗。

　　烧香拜佛是中国民间佛教最普遍的信仰习俗之一。在印度原始佛教时期，佛陀否认存在创造宇宙万有和主宰一切的神，反对婆罗门的祭祀和神只崇拜。佛教徒皆依据佛陀的言教和他制定的戒律来指导自己的宗教实践，靠自身的修持与思维证悟来获得解脱，并不需要建立佛像来顶礼膜拜。只是在大乘佛教兴起之后，才主张通过对佛像的礼拜来体认自己的宗教感情。因为传入中国汉地的主要是大乘佛教，所以中国佛教一开始就十分重视礼拜佛像。一般汉地寺庙都以佛殿为主体。宋慧洪《潭州白鹿山灵应禅寺大佛殿记》说：“营建室宇，必先造大殿，以奉安佛菩萨像，使诸来者知归向故。昼夜行道，令法久住，报佛恩故。”在佛殿上，一般供释迦牟尼佛像或阿弥陀佛像。较大的佛殿则供三尊佛像，或称“三身佛”，代表法身佛、报身佛和应身佛。或称“三世佛”，代表中、东、西三方不同世界的佛。宋辽时代佛殿也有供五佛乃至七佛的。佛殿里设置宝盖(又称“华盖”)、幢、幡、驩门等饰物象征佛的庄严。佛像前还设有香水、杂花、烧香、饮食、燃灯五种供物。后来也有简化成香炉、花瓶、烛台“三具足”的。礼拜佛像时必须焚香敬礼。按照佛经上的说法，香为信心之使，凡夫俗子与佛隔越，故须烧香遍请十方佛菩萨前来接受供养。东晋以后又有一种“行香”的习俗。即用燃香熏手或将香末撒在经行之处。东晋道安制定的僧尼规范里就有行香之法。唐高宗时，薛元起、李义府也曾奉诏为太子行香。善男信女礼佛时须五体投地，顶礼膜拜。“五体投地”即指两肘、两膝和头都要着地。先立正合掌，右手褰衣，屈两膝，次屈两肘，以手承足，然后顶礼。“顶礼”即用头顶礼尊者之足。向佛像顶礼，则舒二掌过额，承空，以表示头触佛足。明代以后，中国佛教徒中还出现了“朝山进香”的习俗，即到名山大刹去礼拜佛菩萨。这可能是受到禅宗僧侣游方参道的影响。一般佛教徒都以参拜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四川峨嵋山、安徽九华山这“四大名山”为一生中最大愿望。相传五台山为文殊菩萨道场，普陀山为观音菩萨道场，峨眉山为普贤菩萨道场，九华山为地藏菩萨道场。四山之中以五台山最为着名。明代曾有“金五台、银普陀、铜峨眉、铁九华”之说。至今在普陀山等处仍时常能见成群结队的善男信女们身背黄香袋，沿着崎岖的山路，一步一叩地来到香烟缠绕的佛菩萨像前顶礼膜拜。

　　许愿还愿是和烧香拜佛密切相关的一种民间佛教信仰习俗。最初发愿是指信徒依据佛法精神而发出一种自度度他的誓愿，在一生中甚至于生生世世都依照这种誓愿去奉行。大乘佛教的共通本愿是四弘誓愿，即“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外，佛教徒往往还依照自己的性向、志趣而另有与众不同的别愿。如地藏菩萨的“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等。中国佛教徒在发愿时还有“发愿文”之作。如《大藏经》中保存的“智者大师发愿文”，“善导大师发愿文”，“慈云忏主发愿文”等。发愿时通常是在佛像前口念佛号。行跪拜礼，然后读发愿文，最后报上自己的姓名即告完成。也可以在拜佛之后简单地说出自己的誓愿。发愿的本旨在于坚定佛徒的信仰之心，随时激励、引导和匡辅自己的宗教实践。后来，这种发愿逐渐演变为在烧香拜佛时许愿还愿、祈福禳灾，包括求子、求财、求官和求去病消灾、长命百岁等等。如唐高祖李渊在做隋朝郑州刺史时，因儿子李世民患目疾而至草堂寺礼佛许愿。后李世民疾愈，李渊即造一尊石佛像送到草堂寺供养以为还愿(见《全唐文》卷二《草堂寺为子祈疾疏》)。又如，《辨正论》记载：晋义熙十一年，郭宣、文处茂因受梁州刺史杨收敬牵连获罪，“二人遂发愿，若得免罪，各出钱十万上西明寺作功德。少日俱免，宣依愿送钱向寺，处茂违誓不送”。《宣验记》载，荥阳人高荀为杀人被囚，誓当舍恶行善，“若得脱免，愿起五层浮屠，舍身作奴，供养众僧”。可见这种发愿的内容主要已经不再是要求在内心产生佛教的精神力量，而更多的是对佛教作出某种实际的允诺以为功德。所谓功德，“功”是指做善事，“德”是指得福报。一般指念佛、诵经、写经刻经、布施放生、塑像造塔、修建寺院、广作佛事等等，甚至还有以割肉供养、舍身供养为功德的。例如《高僧传•法进传》载，法进在饥荒之年，“净洗浴，取刀盐，至深穷窟饿人所聚之处”，“投身饿者前云：施汝共食，众虽饥困，犹义不忍受，进即自割肉，和盐以啖之”。《南史•梁本纪》载，梁武帝太清元年，“时有男子，不知何许人，于大众中，自割身以饴饥鸟，血流遍体，而颜色不变”。又如：梁武帝曾经三次舍身给同泰寺，每次都被群臣以钱一亿万赎回。虽然梁武帝的舍身近似变相布施。不过，舍身一举决非梁武帝之发明，由此也可见当时社会确有这种习俗。

　　吃素念佛诵经也是在中国民间广泛流传的佛教信仰习俗。吃素也称“吃斋”。出家僧尼必须终身坚持素食，在家信徒则分别在三长斋月，四斋日，六斋日，十斋日持斋。“鱼肉不御。迎中(日中)而食”。三长斋月，指在正月，五月，九月三个月中自初一至十五持斋；四斋日是指在每月的初一、初八、十五、廿三这四天里持斋；六斋日是指在每月的初八、十四、十五、廿三、廿九、三十这六天里持斋；十斋日是指在每月的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廿三、廿四、廿八、廿九、三十这十天里持斋。当然也有许多在家信徒自愿断荤腥，持长斋。如《涑水记闻》载：唐人李思元“素不食酒肉，洁净长斋，而其家尽不过中食”。张元是“发誓愿长斋，日则诵经四十九遍”。《报应记》载唐人王陁“因病遂断荤肉，发心诵《金刚经》，日五遍”。薛严“蔬食长斋，日念《金刚经》三十遍”。《广异记》载，唐人孙明“善持《金刚经》，日诵二十遍，经二十年，自初持经，便绝荤血”。一般佛教徒都在吃素持斋的同时念佛诵经。念佛在印度原始佛教里最初是指想象佛陀伟大的事迹、德性和庄严形象，使信徒祛除内心的污染，进入寂静的涅槃境界。这种念佛法门其实就是一种禅定观想的修持方法。但自北魏昙鸾之后则转为“持名念佛”，即持诵或唱念佛名。唐初道绰和尚又加以弘扬推广，他劝人念弥陀佛名，念时用数珠记数。“或用麻豆等物而为数量，每一称名便度一粒”。他在并州汶水玄中寺每天念佛名号以七万为限。一时间“道俗子女，赴者弥山……人各掐珠，口同佛号，每时散席，响弥林谷”(《续高僧传•道绰传》)。在道绰之后，又经善导、少康等人弘扬，持名念佛成为净土宗的主要修行方法，也成为中国佛教徒的普遍信仰习俗。诵读佛经本来是出家僧尼的常课。宋代赞宁曾说：“入道之要，三慧为门，若取闻慧，勿过读诵。”也就是说佛教徒须藉诵读来理解经义，再依经义来修行。可是在中国民间佛教里，则并不注重能否通晓经文的意义，认为只要念出声来，即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愿力，会产生神秘的感应效验。于是诵经祈福的习俗便在中国民间蔚然成风，如《报应记》载：唐人吕文展“专心持诵《金刚经》，至三万余遍”；元初“读《金刚经》五十年”；《酉阳杂俎)载，唐丞相张镒之父“酷信释氏，每旦更新衣，执经于像前，念《金刚经》十五遍，积数十年不懈”；“段文昌念《金刚经》十余万遍”；《冥祥记》载晋人周珰“讽诵众经二十万言”。中国佛教徒一般以诵读《法华经》、《华严经》、《阿弥陀经》、《金刚经》和《观音经》最为普遍。并且还产生了许多因诵经而得到灵验的故事。如诵《法华》而使天神来听，鸟兽群集；诵《华严》而使死囚得释，死而复生；诵《金刚》而使刀刃俱裂，化险为夷；诵《观音》而使溺者脱险，转危为安；诵《阿弥陀经》则可死后不入地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等等。这些事迹固然类似神话，但也反映了社会上对诵经习俗的推崇。当时社会上还流行书写佛经的习俗。许多佛教徒为表示对佛教的虔诚之情甚至忍痛刺血写经。如《旧唐书》卷一六二载：韦绶丧父，“刺血写佛经”。《法苑珠林》载：唐人司马乔卿“刺血写《金刚般若经》二卷”；李观“丁父忧，乃刺血写《金刚般若心经》、《随愿往生经》各一卷”；《涑水记闻》载：唐人屈突仲任“刺臂血朱和用写一切经”；甚至唐肃宗的皇后也刺血写佛经(《旧唐书》卷十)。不但民间写经，而且官方也不惜工本，广写佛经。如《隋书•经籍志》记载，隋文帝时诏令，“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中国佛教徒还把佛经刻在深山幽谷的摩崖，或刻在石柱、石碑之上。摩崖石经，始于北齐，以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和徂徕山映佛崖的《大般若经》最为着名。碑刻石经历史最久、规模最大、保存最好而具有代表性的是北京房山石经。自隋大业年间，静琬发起刻造，一直绵延到明代。刻经人不但有历代的贵族官僚、僧尼名士，而且还包括各行各业的善男信女。

　　造像造塔，修建寺院是佛教徒祈福禳灾的重要功德。自魏晋以后历代佛教信徒造像、造塔、造庙不计其数。南朝萧齐时共有寺院2115所，因为社会上造塔建庙泛滥成灾，武帝不得不下诏规定：“自今，公私皆不得出家为道，及起立塔寺、以宅为精舍，并严断之。”(《南齐书•武帝纪》)萧梁之世，仅京师一地即有佛寺七百多所，史称：“钟山帝里，宝刹相临，都邑名寺，七百余所。”(《续高僧传•义解篇》)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序》记载，北魏时期“王侯贵…

《中国佛教文化论稿 第八章 中国佛教风俗习惯》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