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有的丧家还要举办大规模的水陆法会。死者入殓时，还有以佛经陪葬的。如《南史•张融传》载，融临死遗令要“左手持《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有人生前未能出家修道，到入殓时还要遗命穿圆领方袍的僧服(见《南史•刘杳传》) 。子女为了尽孝不但要请和尚诵经、布施、做佛事，在守丧期间还要坚持素食，戒绝鱼肉。如刘宋时，谢弘徽因兄丧“蔬食积时，哀戚过礼，服虽除，犹不啖鱼肉”(《宋书•谢弘徽传》)，甚至还有刺血写经和自残身体的。如《法苑珠林》记载，唐代司马乔卿“丁母忧，居丧毁脊骨立，刺血写《金刚般若经》二卷”。《新唐书•孝友传》记载：万敬儒“三世同居，丧亲庐墓，刺血写浮屠书，断手二指”。《新五代史•何泽传》记载：“五代之际，民苦于兵， 往往因亲疾以割股，或既丧而割乳庐墓。”佛教传入之后，不但丧葬之礼起了变化，而且还出现了盂兰盆会这样专门超度亡魂的“ 鬼节”。这都使得佛教与鬼神崇拜的结合不但体现在观念上，而且完全礼仪化了。
祖先崇拜是鬼神崇拜的发展，也是鬼神崇拜的一种形式。祖先崇拜和一般鬼神崇拜不同的是它有长期固定的崇拜对象，并且与崇拜者有血缘联系。人们尊崇祖先的亡灵，定期举行祭祀，认为祖先的亡灵会保佑子孙后代，赐予他们幸福。后来人们又用这种民间信仰来维护宗法制度。因此，中国人特别重视祖先崇拜。中国古时的祭祖活动都是在宗庙里举行的，祭祀时所用的器具、摆设、祭者的服饰、仪仗与祭祀的程序，都依主祭人的身份等级与祭祀名目的不同而各有详细、严格的规定。到汉代以后，民间逐渐出现了寒食祭扫祖坟的习俗。这种习俗起源于古代印度扫佛塔的礼俗。《上生经》、《僧一经》、《正法念经》等佛经对扫塔均有记载，《三千威仪》还对扫塔的礼仪作了详细规定。汉魏已降，由于佛教东渐，印度扫塔之礼传来中国，与中国民间祖先崇拜相结合，才转而成为扫墓之俗。这种风俗在唐代已经十分普及。据《全唐文》卷三十《玄宗许士庶寒食上墓诏》说：“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代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庙享，何以展用孝思，宜许上墓拜扫，编入五礼，永为常式。”《新唐书•柳宗元传》载：宗元(于永贞之年)贬永州司马，诒京兆尹许孟容书曰，“先墓在城南，无异子弟为主，独托村邻……近世礼重拜扫，今阙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则北向长号”。其时的祭祖观念已不只是祈求祖先保佑，更恐怕香火断绝，使祖先沦为孤魂饿鬼，子孙必落得不孝之骂名了。古时祭祀祖先皆用牛羊猪等牲牢，但经南朝梁武帝在佛教不杀生的思想指导下提倡素食之后，一般祭祖皆用蔬食时果，这也是民间风俗的一大变化。
巫术是一种利用虚构的超自然的力量来实现一定愿望的法术。它一般不以客体为崇拜对象，只是按照一种固定程序，对客体施加影响和控制。巫术不同于宗教，但它又是宗教的起源之一。中国古代巫术相当发达，早在商代就已经有了关于巫术的记载。比如在大量场合用甲骨占卜，请“商巫”求雨求年等。后来各种巫术在中国民间始终十分活跃。佛教传入之初，就曾经借助巫术在民间开展传教活动，汉魏时期来华传教僧人有的能解鸟语，有的能使钵中生莲花，有的能预知海舶从印度驰赴中国。他们以种种“神通”吸引信徒。《高僧传•安清传》记载，安世高“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昙柯迦罗传》也记载，昙柯迦罗“风云星宿，图谶运变，莫不该综”。因此，时人把他们看成“恍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彰，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染，在祸无殃，欲行则飞，生则扬光”的巫师术士(见《理惑论》)。后来，佛教也始终把各种巫术作为弘法手段。梁、唐、宋三《高僧传》里皆有《神通》一科，就是专门记载那些巫师和尚的。及至明代，许多和尚已经和巫师难分难解。他们“有作地理师者、作卜筮师者、作风鉴师者、作医药师者、作女科医药师者、作符水炉火烧炼师者”(袾宏《竹窗三笔》)。宋元之后，中国民间出现了许多秘密结社，如白莲教、弥勒教、大乘教、罗祖教等异教组织。它们大多是摄取佛教教义，利用巫术吸引群众而发展起来的。例如，罗祖教便是由明宪宗成化年间北京密云雾灵山和尚罗孟鸿创立的。他奉禅宗初祖菩提达摩为罗祖教初祖。自二祖至七祖也照搬禅宗的传统世系，自称八祖。并抄袭佛经和民间神话传说撰成《五部六册》谓之《龙经》，宣扬“释迦退位，弥勒掌教”。后来罗祖教又衍生了先天道、一贯道、归根道、瑶池道等许多会道门。这些异教组织都有浓厚的巫教色彩。如一贯道就是采用上坛扶乩的巫术来迷惑信徒的。扶乩始于唐代，这是一种弄神作鬼来卜问吉凶的巫术。巫师经一定的请神仪式后，自称“紫姑神”附体显灵，在沙盘上画写文字来显示神灵意旨，回答卜问。这种巫术迷信在中国民间相当盛行，在社会上成为一种专业职业，特别是江南地区历代都有“扶乩”为业的男巫女巫，他们往往成为各种异教组织的社会基础。在北方的巫教“四大门”里干脆就把观音菩萨、弥勒佛和济公和尚像和他们的主神“四大家”一起挂在香坛上，可见佛教对民间巫术的影响实是十分深刻的。
佛教影响民间宗教，民间宗教也改造了佛教本身。因此，在中国社会底层民众中间流行的佛教，不但和儒道合流，而且又和各种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巫术迷信相融，已经逐渐失去了其本来面貌。
2．佛教和民间风俗
魏晋以来，佛教在中国民间得到广泛传播，逐渐渗透到了人们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出现了“家家观世音，处处弥勒佛”的局面。民间风俗习惯在佛教影响下为之一变。如人死以后，做小辈的，无论贫富，必须诵经念佛，超度亡灵，否则便是不孝；久旱不雨，全村上下，无论男女，必须烧香拜佛，断屠祈雨，否则便是不诚。七月十五孟兰盆会，里巷之内不问是僧是俗，都要出一份子演目连戏，超度孤魂野鬼。许多人取和尚的名字，许多地方以寺塔命名。人们的语言中也掺入了佛教语汇，诸如世界、如实、实际、平等、现行、一刹那、清规戒律、相对、绝对之类无不出自释氏之言。许多佛教教义成为人们口耳相传的俗语民谚，例如：“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人死如灯灭”，“色不迷人人自迷”，“灭却心头火，燃起佛前灯”，“远处烧香不如近处作福”，“求佛求一尊”，“不受磨难不成佛”，“闲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等等几乎家喻户晓。初生婴儿，父母唯恐其多病多灾，要取个小和尚的名字为乳名，或穿和尚衣服；或寄养于佛寺；或拜僧尼为师，以期三宝加被，消灾免难，长命百岁。如隋炀帝杨坚幼时就曾寄养于尼寺，拜女尼智仙为师，取名“那罗延”(意为金刚不可坏)，至十三岁方始还家(见《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二)。中国传统礼教要求妇女守节，夫死不嫁，甚至有自尽殉夫的所谓“节妇”、“烈妇”。佛教在中国流传开来之后。妇女守节的方式也有变化。许多妇女在丈夫死后削发为尼，青灯长夜，了此一生。较早的记载见于《南史•杜龛传》：杜龛兵败被杀，其妻王氏因此截发出家。《南史•张彪传》载，张彪死，其妻杨氏“以刀割发毁面，哀哭恸绝，誓不更行。陈文帝闻之，叹息不已，遂许为尼”。《北史•杨烈传》载：杨烈家“一门女不再醮，魏太和中于兖州造一尼寺，女寡居无子者，并出家为尼，咸存戒行”。即使不出家的寡妇也终身吃素念佛，这给她们的寂寞余生带来一丝精神慰藉。
佛教不但影响到普通百姓的风俗习惯，而且也改变了士大夫阶层的风气。自魏晋以来，就形成了士大夫与名僧交往的风气。《晋书•谢安传》称安未出仕前“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又据《世说新语》记载，像支遁这样的僧侣与名士们已交契无间，如鱼得水。与名僧道安结交的士大夫更多，其中襄阳名士习凿齿对他的推崇和两人的交游在历史上传为美谈。道安的弟子慧远隐居庐山数十年，但与他结交的士大夫们络绎不绝，“殷仲堪国之重臣，桓玄威震人主，谢灵运负才傲物，慧义强正不惮，乃俱各倾倒”。他在庐山结白莲社，追随者就包括了刘遗民、周续之、雷次宗等一代名士。佛教带来离俗无执、慈悲恬淡的风范，深深地感染了当时的士大夫，造成了魏晋士风的转变。战国以来那些摇唇鼓舌的辩士，朝秦暮楚的游士，一诺千金的侠士，已经不再为当时士大夫所推崇。相反，印度佛教里那个不与世争、不着世相、慈悲待人、恬淡寡欲的大居士维摩诘才是他们最高的理想人格。于是，许多士大夫乐于以居士自诩，如白居易自称香山居士，苏轼自称东坡居士，李贽自称温陵居士，王维干脆取名为王摩诘。他们对佛法津津乐道，对法性孜孜以求。两宋时期士大夫们更以说禅为时髦，虽然多数人并不真能参透禅理，但是常把禅宗的公案、偈语挂在嘴边已成为一种风雅。时人把这种谈话的点缀称为“口头禅”。唐代以后，士大夫还喜欢借寓寺院读书，因为寺院环境幽静，藏书丰富，当时高僧又多为硕学之士，加之寺院经济殷富，往往能无偿供给贫穷士人食宿。《南部新书》说：“长安举子，自六月已后，落第者不出京谓之过夏，多借静坊庙院及闲宅居住，作新文章，谓之新课。”其中如唐开元进士杨祯为避烦嚣，借石瓮寺文殊院居住。元和时，京兆韦思与董生、王生三人于嵩山崇岳寺肄业，自春至七月均居其间。德宗大历五年，李开平客于东阳寺中，读书岁余。又如王播客寓扬州惠昭寺木兰院，遭“饭后钟”之辱，后相文宗。李端少时居庐山，依皎然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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