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据胡适考证，认为王梵志生当隋文帝时，他的诗在唐朝已经很风行。从王梵志的诗里可以知道，他一生坎坷，饱经忧患，既享受过殷实家庭的温暖，也尝过穷苦生活的辛酸，因此诗人把荣华富贵、世态炎凉，以及生老病死，看得十分透彻，终于走上了皈依佛门、寻求解脱的道路，从而写下了许多宣扬佛教思想的诗作，其中绝大多数是哲理诗和格言诗。有的劝说世人多行善事，有的散布地狱的阴森恐怖，有的讲说轮回报应。如他说：“轮回变动急”，“循环作主人”，“身如圈里羊，命报恰相当，羊即披毛走，人着好衣裳”，“来生报答甚分明，只是换头不识面”；要想超脱生死轮回，“须入涅槃城，速离五浊地”；为了离开浊恶世界，就应当“黠儿苦读经”、“专心念三宝”，“恶事总须弃，善事莫相违”，否则“平生不造福，死被恶道收”，只能永远沉沦地狱之中。他还用诗歌形式阐释禅机佛理，如说“气实则成我，气散即成空”，“身如大店家，命如一宿客”，“非相非非相，无明无无明；相逐妄中出，明从暗里生；明通暗即尽，妄绝相还清；能知寂灭乐，自然无色生”等。王梵志的诗歌通俗易懂，朴素无华；言近旨远，发人深省；质直清新，淡而有味。口语俚词，俗谚方音皆可入诗。既明白如话，往往又出乎意料，创造出惊世骇俗、奇崛跌宕的诗歌风格。他常从生活中选取贴切形象的比喻，利用设想奇巧的对比，丰富和开拓诗的艺术境界，于乖巧的调谑中表现出深远的旨意，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王梵志诗从民间歌谣里汲取了丰富的养料，又在民间广泛流传，开创了唐代诗歌中别具一格的通俗诗派。后来寒山、拾得等人的诗作都直接取法于王梵志诗，使通俗化成为中国佛教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三、禅诗是佛教文学的奇葩
中国佛教禅宗创立以后，其思想方法即所谓“禅风”逐渐发生变化。自“不着语言，不立文字”的禅风演变出“文字禅”和“看话禅”。他们善于“绕路说禅”，专在语言文字技巧上用功夫，并且走向词藻修饰的道路，并采用偈颂、诗歌等文人学士所喜爱的形式，由此发展出引人注目的禅诗。以往论者皆偏重于研究禅宗对中国诗歌的影响，殊不知禅诗本身就是中国佛教文学的一大杰出成就。
所谓禅诗，就是旨在表现“禅悟”这种佛教主观精神活动的诗歌创作，包括一切以述禅理、抒禅趣、写禅境为内容的诗歌作品。述禅理是指采用直接发议论方式表现禅宗哲理的说理讽喻诗，例如，唐代诗僧寒山子诗即多述禅理，“大抵佛菩萨语”。有诗说：“世有多事人，广学诸知见，不识本真性，与道转悬远。若能明实相，岂用陈虚愿。一念了自心，开佛之知见。”又说：“报汝修道者，进求虚劳神，人有精灵物，无字复无文。呼时历历应，隐处不居存，叮咛善保护，勿令有点痕。”又说：“我见利智人，观者便知意，不假寻文字，直入如来地。心不逐诸缘，意根不妄起，心意不生时，内外无余事。”又说：“自古多少圣，叮咛教自信。人根性不等，高下有利钝。真佛不肯认，置功枉受困。不知清净心，便是法王印。”又说：“寄语诸仁者，复以何为怀，达道见自性，自信即如来。天真原具足，修证转差回，弃本却逐末，只守一场呆。”寒山诗中如此类者多不胜举，故时人以为“家有寒山诗，胜汝看经卷也”。抒禅趣，这与搬弄禅语不同，而是借抒情咏物来表现禅理。“禅趣”，也称“禅悦”、“禅味”，是指禅定时体验到的那种轻安寂静、闲适自然的情趣。这种情趣体现了禅宗追求“净心”、“任性”、“无念”的宗旨。例如，唐代诗僧皎然《题山壁示道维上人》云：“独居何意足，山色在前门。身野长无事，心冥自不言。闲行数乱竹，静坐照清源。物外从知少，禅徒不耐烦。”另一首《送维谅上人归洞庭》云：“从来湖上胜人间，远爱浮云独自还。孤月空天见心地，寥寥一水镜中天。”抒发了那种飘然物外、从嚣烦的世界中寻求超脱的情趣。王维有一首《终南别业》也是抒禅趣之名作：“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行到水穷处。无路可走时，一般人或兴阑而返，或大为扫兴，但诗人则不然。水穷则止。倘有云起，便坐而看云。坐久当还，偶遇林叟，便与谈论山间水边之事。相与留连，则不能以定还期矣。一切都不着意，都不放在心上，只是随遇而安，决不因水穷无路而扰乱心中的自在平静。“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形象画面，恰当地表现了禅宗“任性”、“无念”之旨。写禅境即寓禅于境。当然其中也有禅理、禅趣，但都隐藏得更深一层。其表层意境则是着力渲染景物风光。正如皎然在《答俞校书冬夜》一诗中所说：“示君禅中境，真思在杳冥。”这禅中境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画面。禅理、禅趣皆在其中，杳冥精赜，耐人寻味。王维的山水诗可谓写禅境之极品，如小诗《鹿柴》写：“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这寥寥二十个字，择取空山密林之中的一隅，写出光景明灭的薄暮，表现了禅宗的色空思想。另一首《木兰柴》：“秋山敛余照，飞鸟逐前侣；彩翠时分明，夕岚无处所。”诗中同样写黄昏的景色，而把深山幽林换成了广阔的空间。它用闪烁明灭的笔法，写到了夕阳的余光在秋山上收敛了，天空中竞相追逐着的飞鸟消逝了，一时看到的彩翠分明的山色又模糊了，自然界所呈现的各种景象都是随生随灭。点出一切美好事物尽属光景无常，如同梦幻泡影那样虚空不实，宇宙间万象演变的结果亦终归于寂灭。王维写景的许多佳句，诸如“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逶迤南川水，明灭青林端”，“湖上一回首，青山卷白云”等都是用闪烁而朦胧的笔调，描写那种似有似无，若即若离，“色空有无之际”的意境，引导读者去领悟自然界的无常和不真实。明代胡应麟《诗薮》曾称王维的诗作“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可见他很善于把抽象的理念寄予在对自然界的描写之中。禅诗有其独特的意境，独特的风格。在禅诗中感情总是平静恬淡的，节奏总是闲适舒缓的，色彩总是淡淡的，意象的选择总是大自然中最能表现清旷闲适的那一部分，如幽谷、荒寺、白云、月夜、寒松，而不是大漠、阳光、桃花、骏马，就像《竹坡诗话》评论禅诗时说的那样：“幽深清远，自有林下一种风流。”
禅诗产生的渊源有三：佛经中的偈颂可以说是禅诗的直接渊源。偈颂本身有一定的韵律格式，译成汉语，也采用了诗的形式，多为五、四、六、七言。但翻译韵文要兼顾内容表达与韵律格式，实在十分困难。于是汉译佛经的偈颂虽有整齐划一的格式，却并不讲究音节、韵律，它还不能算是真正的诗。中国禅宗兴起后，许多禅师写出表示自身开悟或向别人示法的诗偈，这些诗偈乃是禅诗的先声。如慧能所作有名的《示法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庞蕴居士善诗偈，存专集行世，其《示法偈》说：“但自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铁牛不怕狮子吼，恰似木人见花鸟。木人本体自无情，花鸟逢人亦不惊。心境如如只个是，何虑菩提道不成。”灵云初在沩山，因见桃花而悟道，有偈云：“三十年来寻剑客，几回落叶又抽枝；自从一见桃花后，直到如今更不疑。”这些诗偈虽然技巧上尚不纯熟，但已经可以说是很有禅味的说理讽喻诗了，后来许多禅诗创作就是顺着这条路子走出来的。如唐代诗僧拾得就说过：“我诗也是诗，有人唤作偈；诗偈总一般，读时须仔细。”禅诗的产生还受到民间歌谣的影响，在民间广泛流传的王梵志的五言诗就包括了许多说理讽喻的禅诗。此外，还有许多禅诗也是采用民歌体创作的，如自在的《三伤歌》：“世人世人不要贪，此言是药思量取。饶你平生男女多，谁能伴尔归泉路。”完全取民间口语，取民歌形式，宣传释氏之言。
中国自《诗》、《骚》、汉魏古诗以来的正统诗歌创作也是禅诗的重要渊源。特别是魏晋时期的“玄言诗”和禅诗的关系更为密切。玄言诗虽以玄学思想为基调，但在佛教般若文学的影响下，已开始形成一种游优自得、寂静恬适的诗境。谢灵运的山水诗则成为玄言诗向禅诗过渡的中介，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等名句已见禅心。到了唐代，佛教徒有意识地以禅入诗，以诗参禅，更促进了禅诗的兴起和发展。但绝大多数的禅诗创作仍不离正统诗歌的深刻影响，且不说王维、苏轼这样的文人之作，即使像以通俗见长，把诗作为参禅悟道的寒山子这样的诗僧也仍可见受正统诗歌的熏陶之深。如其“人生不满百，常怀千载忧”之诗句即出于《古诗十九首》；“践草成三径，瞻云作四邻”则出于陶渊明《归去来辞》和《停云》；“屋际何所有，白云抱幽石”则出于谢灵运《过始宁墅》等等。总而言之，禅诗正是在中国正统文学、民间文学与佛教文学的深厚土壤里开出的一朵奇葩。
唐代既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这就促成了禅诗创作的繁荣局面。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优秀诗人，创作了大量的禅诗。其中最着名者首推王维。王维，字摩诘，太平人。开元九年登第进士，从此踏上仕途。晚年在辋川别墅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以至终老。王维既是一位有独特风格的大诗人，又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与当时南北宗的禅师交往甚密，特别是结识南宗神会大师后，曾亲聆其传法心要。神会告诉王维：“众生本自心净，若更欲起心有修，不可得解脱。”(见《神会禅师语录》)也就是说，人们本身就具备清净本性，因此日常生活就是禅宗所理解的修行。只要“任运自在”，随心所欲，就可以得到解脱。而如果有意识地“起心有修”，则反而不能达到目的。神会的“大奇”语开启了王维活泼灵动之心。他对人说：“此南阳郡有好大德，有佛法甚不可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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