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议。”自此以后便倾心南宗，经常“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故早在生前，他就有“当代诗匠，又精禅理”的名声，死后更被誉为“诗佛”。前文已说到王维的山水诗是写禅境之极品。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对禅理有深刻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得力于他超绝的诗才，能够非常熟练地运用诗歌艺术手段来表现抽象理念，在描绘自然美的生动画面中寄寓禅理的意蕴。禅宗主张法身遍一切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他们从一机一境、万物色相中悟解禅理，体验内心宁静的禅趣。在他们看来，以净心对外境，一切外境皆是空灵、寂静、虚淡的。因此在王维笔下的山水林泉无不被赋予某种禅悟的意味，表现出他灵魂深处的回声。例如，他写深山便力求显示其空灵：“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鹿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鸟鸣涧》)；他写林薮则意在渲染其寂静：“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
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过香积寺》)；他写明月便联系到对“虚融淡泊”的精神追求，如“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酬张少府》)，又如“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里馆》)。一个欣然自得的诗人与世隔绝、超然物外，独自在幽静的竹林里忘情地弹琴，时而发出长啸。诗人此时已凌驾于尘世之上，没有任何念虑的牵挂、俗事的缠绕。“一刹那妄念俱灭”，进入了“消魂大悦”的“无差别境界”。这里的“明月来相照”反衬了“深林人不知”，以表达诗人离世绝尘的精神境界。王维的山水诗虽然没有直接谈禅说教，但如同宋人葛立方所说，它们是“心融物外，道契云徽”(《韵语阳秋》卷十四)。这正是说明了这类作品的佛教文学性质。王维的诗作既含蓄隽永，神韵超然；又平淡自然，深入人心。其禅理、禅趣只在似有似无间，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非有妙悟，难以领略”(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
唐代还出现了众多的诗僧。他们大多由文人而转入禅宗，往往“一食自甘，方袍便足，灵台澄皎，无事相干……青峰瞰行，缘水周舍，长廊步羼，幽径寻真，景变序迁，荡入冥思”(《唐才子传》)，遂成为禅诗创作的基本队伍。这些诗僧现在有姓名可考的有百余人，《全唐诗》收四百零二家，共四十二卷，约当唐诗的二十分之一，实际作品恐怕远不至此。虽然诗僧们的作品并不一定是禅诗，但正如刘禹锡所说：“近古以降，释子诗闻于世者相踵，因定而得境，故翕然以清。”述禅理，抒禅趣，写禅境毕竟是诗僧创作的主要倾向。据刘禹锡的说法：“世之言诗僧，多出江左。灵一导其源，护国袭之，清江扬其波，法振沿之。”(《刘宾客文集》卷十九)也就是说，灵一是第一位知名的诗僧。他生于开元十五年(727年)，卒于宝应元年(762年)，曾留下《灵一集》一卷，今佚。灵一的诗“思入无间，兴含飞动”，善于创造人境俱夺之境。如有《溪行纪事》诗：“近夜山更碧，入林溪转清，不知伏牛路，潭洞何纵横。曲岸烟已合，平湖月未生，孤舟屡失道，但听秋泉声。”沿溪而下，山谷愈加幽深，溪流更加清澈，月未上，已黄昏，山更碧，林更青，寂静无人中，一叶孤舟缓缓飘泊，一片沉静，只听见秋泉淙淙之声，这是多么寂寞幽静的无人之境。高仲武评论他说：“自齐梁以来，道人工文多矣，罕有入其流者。一公乃能刻意精妙，与士大夫更唱迭和，不其伟欤
”(《中兴间气集》卷下)不过，话虽这么说，当时最着名的诗僧则还是寒山子。寒山子生卒年代不详。《四库总目》卷一百四十九《寒山子诗集》提要称其为“贞观天台广兴县僧”。《太平广记》卷五十五录杜光庭《仙传拾遗》云：“寒山子者，不知其名氏。大历中，隐居天台翠屏山。”据近人余嘉锡、王运熙等人考证，皆以杜光庭“大历中”的说法为是。传说寒山子，用桦皮做帽，布裘敝履，或吟咏于长廊，或歌啸于村墅。他曾写道：“一住寒山万事休，更无杂念挂心头；闲于石壁题诗句，任运还同不系舟。”于此也可见寒山那种虚融清净、澹泊无为的处世态度。他的诗常写在竹木石壁和人家的厅壁上，后人把它们编集起来，有三百余首，如前文所说寒山诗多为说理讽喻诗。这些诗作“发露化机，规论人事，似近俗而有深意”(见游潜《梦蕉诗话》)。深奥玄妙的佛语禅理皆用浅近的口语和各种比喻、民谚、谐音、歇后语表达出来，通俗化成为寒山诗最显明的特征。他自称：“有个王秀才，笑我诗多失；云不识蜂腰，仍不会鹤膝；平侧不解押，凡言取次出。我笑你作诗，如盲徒咏日。”“有人笑我诗，我诗合典雅；不烦郑氏笺，岂用毛公解。不恨会人稀，只为知者寡；若遣趁官商，余病莫能罢；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可见他完全是自觉地追求这种浅白、自由的诗歌风格。黄宗羲曾说：“夫寒山、拾得村墅屋壁所抄之物，岂可与皎然、灵澈絮其笙簧
然而皎、灵一生学问，不堪向天台炙手，则知饰声成文，雕音作蔚者，非禅家本色也。”(《南雷文约》卷四)这是说寒山、拾得的通俗诗才是禅诗本色。因为在禅宗看来，一片净心就是佛心，显露真心就是好诗；倘让内心迂于文字雕饰，反而是净心被迷误的表现。故禅诗就应当直抒本心，不必在形式上雕饰。寒山子对禅宗通俗诗风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拾得是和寒山子齐名的诗僧，大历年间隐居于天台国清寺，和寒山子过从甚密。他的诗传下来的有五十余首。同时国清寺还有一个诗僧叫丰干，和他的诗合为一集称《丰干拾得诗》。拾得与寒山、丰干在中国诗坛有“天台三隐”之称。他们的诗风相近，皆有山林幽隐之趣，直抒胸臆，其味可掬。其诗云：“嗟见世间人，永劫在迷津；不省这个意，修行徒苦辛。”“君不见三界之中纷扰扰，只为无明不了绝；一念不生心澄然，无去无来不生灭。”“无去无来本堪然，不居内外及中间；一颗水精绝瑕翳，光明透满出人天。”“平生何所忧，此世随缘过；日月如逝波，光阴石中火；任他天地移，我畅岩中坐。”拾得的禅诗近于偈颂，正是反映了禅诗由偈颂演变而来的轨迹。
皎然也是大历、贞元之间的着名诗僧。他俗姓谢，是谢灵运的十世孙。从小出家为僧，居抒山。和当时着名的文人颜真卿、韦应物、顾况等多有交往，常有诗歌唱和，时人称为“江东名僧”。皎然的诗作受正统诗歌影响较深，比较讲究形式格律。他的作品编为《抒山集》(又称《皎然集》)七卷传世。无论是述禅理、抒禅趣，还是写禅境皆有不少佳作。例如《题湖上草堂》：“山居不买剡中山，湖上千峰处处闲。芳草白云留我住，世人何事得相关。”如《戏呈吴冯》：“世人不知心是道，只言道在他方妙。还如瞽者望长安，长安在西向东笑。”《南池杂咏》：“夜夜池上观，禅心坐月边。虚无色可取，皎洁意难传。若问空心了，长如月正圆。”皆是脍炙人口的名篇。皎然虽以诗名家，但其主要贡献还是在于把禅宗思想引进诗论，其论诗专着《诗式》、《诗议》、《诗评》三种对后人影响很大，在中国诗歌理论发展中有着重要地位。
唐代着名的诗僧还有贯休、灵澈、齐己等人。贯休，俗姓姜，晚唐五代时人。七岁出家，日读经书千字，过目不忘。他既精禅理，诗亦奇险，兼工书画。他为人有强梗之性，“一条直气，海内无双”，被称为“僧中之一豪”。故当五代动乱之际，他虽奔走于吴越钱谬、荆南成汭、西蜀王建幕下，但身世始终坎坷不平。钱谬自称吴越国王，贯休投诗，有“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之句。钱令其改为“四十州”。他说：“州亦难添，诗亦难改。闲云孤鹤，何天不可飞
”遂入荆南，馆于高季昌处。“感时政，作《酷吏辞》，复被疏远”。贯休写了不少慨叹人生无常的诗，劝人参禅悟道，超脱生死轮回。如《山居诗》云：“掣电浮云真好喻，如龙似凤不须夸。君看江上英雄冢，只有松根与柏槎。”《偶作因怀山中道侣》云：“是是非非竟不真，落花流水送青春，姓刘姓项今何在
争名争利愁煞人。必竟输他常寂默，只应赢得苦沉论；深云道者相思否
归去来兮湘水滨。”他的乐府诗颇得古乐府和元白新乐府意趣，立意超拔，奇崛不群，被誉为“所长者歌吟，讽刺微隐存于教化，体调不下二李、白贺也”(《宋高僧传》卷三十)。贯休诗作在音律上也有突破，他改变了中国古韵文以两个音节为一音步的节奏，采用了比较自由的节奏，造成奇崛的诗风，如“藏一千寻瀑布，出一十八高僧”(《怀南岳隐士二首》)；“寻班超传空垂泪，读李陵书更断肠”(《灞陵战叟》)；“田地更无尘一点，是何人合住其中”(《再游东林寺作五首》)。论者以为这是受偈颂翻译的影响。虽然破坏了声韵的合谐，但扩大了诗的表现力。灵澈，俗姓汤，贞元年间云门寺僧，与皎然、柳宗元、刘禹锡、刘长卿、权德舆等交游，名震都下，为缁流所嫉，造蜚语激中贵，获罪徒汀州。有诗一卷，今存十六首。其诗有云：“山边水边待月明，暂向人间借路行；如今还向山边去，只有湖水无行路。”(《归湖南作》)“贯花留净室，咒水度空山；谁识浮云意，悠悠天地间。”(《送道虔上人游方))“月色静中见，泉声深处闻。”(《石帆山》)皆透露出一种超尘绝世的禅趣。他曾写《东林寺酬韦州刺史》讽刺那些佯称出世的达官贵人：“年老心闲无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当时“世俗相传以为俚谚”。齐己，俗姓胡，晚唐五代时人，在大沩山同庆寺出家，后挂锡衡山东林寺。曾在荆南高季兴处任僧正，有《白莲集》十卷传世。齐己的诗作题材广泛，但无论咏物、写景、抒情、怀古，皆不离“空”、“寂”、“闲”的禅味，如咏《秋苔》有“独怜苍翠文，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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