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于过羞他为愧。”对自己所造恶业在内心感到羞耻，从而产生止恶心理为惭。对自己所犯过失，在他人面前感到羞耻，从而产生止恶心理称为愧。精进即锐意进取，勇往直前，不断地修善断恶。不放逸即锲而不舍，一心专注于修持善法。轻安即使身心轻适安稳。行舍即不动心，不为各种假象所吸引。不害也就是慈悲博爱，不伤害众生。
佛教道德的善恶观，除了宗教内容之外，还表现为对社会道德也强调随顺，即所谓随缘。要求适应时代需要，而不违于俗。这与儒家一味提倡拘守成规，显然较为进步合理。但既要强调随顺世法，适应当时需要，在阶级社会里，就不可避免地会去适应统治阶级的利益。这就给佛教善恶观打上了深刻的阶级烙印。如《大阿弥陀经》和《无量寿经》认为，坚持五戒即为“五善”，反之即为“五恶”。传译者在“五恶”里加入了许多中国儒家的道德观念，认为违背正统封建道德，如“父子兄弟，室家夫妇，都无义理，不顺法度”，“臣欺其君，子欺其父”、“不孝二亲”、“朋友无信”以及“无义无礼”、“不仁不顺”等等都是恶的行为。又如，明清时佛教徒编写种种“善书”劝人为善，向民间灌输佛教道德观念。其中明代云栖袾宏的《自知录》，把人生实践分为善、过两门，善门分忠孝、仁慈、三宝功德和杂善四类，过门分不忠孝、不仁慈、三宝罪业和杂不善四类，详尽区分善恶功过，教人去恶从善，积累功德，获得好报。《自知录》突出忠孝为善的重要内容，宣传儒家道德，糅合儒佛两家道德规范教化民众。这都是佛教强调随顺、强调依于“世间力”的表现。
佛教道德一方面劝励信徒在实践上要尽力止恶扬善，另一方面又提倡以超越是非善恶为理想目标，追求超道德的境界。如百丈怀海说：“对五欲八风，不被见闻觉知所缚，不被诸境所惑，自然具足神通妙用，是解脱人，对一切境心无静乱，不摄不散，透一切声色，无有滞碍，名为道人。但不被一切善恶垢净有为世间福慧拘系，即名为福慧。”佛教的根本宗旨是深感人生痛苦和世间忧患，而以超越现实的解脱涅槃为最高境界。这种理想境界是无差别的平等界。在那里，既无是非之分，也无善恶之别。道德也舍离了、超越了，它是远比存在善恶道德的差别界更为崇高的境界。佛教道德实践不以现实的功利为目的，而是以非功利的宗教理想为依归。在佛教里，止恶扬善只是实现超越一切善恶差别的必要阶梯。
二、佛教慈悲观
佛教道德准则不但体现于对自我修持方面的要求，而且还贯穿在人与人、人与众生之间的关系上。凡对他人有利的就是善，不利的就是恶。具体来说，对己对他都有利的是善；对己不利，但对他人有利的是大善；对己对他都不利的是恶；对已有利，但对他人不利的是大恶。总而言之，佛教道德是以利他平等为归趣的。这种利他主义道德观，在佛教上称为慈悲。《观无量寿经》上说：“佛心者大慈悲是。”佛教以慈悲为本，也就是说，这种慈悲精神是渗透在全部佛教教义之中的。所谓慈悲，即怜爱、怜悯、同情等意思。在梵文里，慈与悲本来是分开的，慈是给人以快乐，悲是解除人们的痛苦。把“慈”与“悲”合起来意译即是“拔苦与乐”。《大智度论》上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慈心是希望他人得到快乐，慈行是帮助他人得到快乐；悲心是希望他人解除痛苦，悲行是帮助他人解除痛苦。要帮助他人得到快乐，就应该把他人的快乐视同自己的快乐；要帮助他人解除痛苦，就应该把他人的痛苦视同自己的痛苦。这就是佛教提倡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佛教慈悲观的内容分为利他和平等两个方面。佛教利他主义的道德意识是以缘起论为出发点的。佛教以缘起论来解释宇宙和人生一切现象。“缘起”即“诸法由因缘而起”，也就是说一切事物或一切现象的产生和消灭，都是由于相对的互存关系和条件所决定的。离开关系和条件，就不能生起任何一种事物或现象。一切事物都是在空间上相互依存、时间上前后相续的关系中产生、存在和消灭的，人类社会当然也是如此。人与人、人与社会都是互相依存的，由此形成了人类社会网络。每一个人都是网上的一环，每一环都不能脱离整个网而独立存在。对个人来说，一切人、一切物，乃至宇宙整体，都是个人依存的缘。对社会来说，每个人又是一切人、一切物，乃至宇宙整体的缘。因此，个人的一呼一吸与一切人是息息相关、休戚与共的。按照缘起论的观点推理，一个人要成佛，就须以众生为缘，依赖众生的帮助，《华严经》就有一切众生为树根、诸佛菩萨为花果的譬喻。佛教徒既然以成佛为人生最高目标，那么就应该利乐一切众生、救济一切众生，对一切众生伸出慈爱之手。
佛教利他主义道德观的具体实践便是布施。布施是梵语“檀那”的意译。《大乘义章》卷十二说：“言布施者，以己财事分布与他，名之为布；惙己惠人，目之为施。”布施是佛教道德修养中最重要的实践。在大乘佛教菩萨行“四摄”、“六度”中皆列为第一。布施一般分为财施、法施和无畏施。财施主要是对在家人而言，以金银财宝、饮食衣服等物惠施众生，称外财施；以自己的体力、脑力施舍他人，如助人挑水担柴，参加公益劳动等，称内财施。这种布施的极端就是舍身，如佛本生经中所说投身饿虎，割肉贸鸽，施身闻偈等故事就是由此衍生出来的。法施主要是对出家人而言，即顺应人们请求，说法教化，或将自己礼诵修持功德回向众生。在佛教看来，法施胜于财施。《智度论》引佛言说：“施中，法施第一。”因为布施饮食济一日之命，布施珍宝济一世之乏，法施则能令众生出世间道。财施者只能除众生身苦，法施者则能解除众生心苦。无畏施是指急人所急，难人所难，随时助人排忧解难，如救死扶伤，指点迷津，化干戈为玉帛之类。窥基《般若经般若理趣分述赞》另有位施与义施。位施指舍荣贵而修佛法，义施是指为人演说义理。因法施专指演说佛法，义施则系佛法之外演说各种正理。这种种布施的目的，完全是利他性的。如《优婆塞戒经》卷五所说，“行智人之施，为怜悯，为他人安乐，他人生布施之心，以断诸种烦恼，入于涅槃，断尽有漏”。如果施财而求所报，这就不是真正的菩萨布施，而是假名菩萨布施，是凡夫布施。“有心为善，虽善不赏”，这种布施对修行成佛是无益的。《优婆塞戒经》把施主分为三等：下者为求得现报之施，中者为求得后报之施，上者为怜悯之施。又认为值得推崇的是菩萨布施，即“智人行施，不为报恩，不为求事，不为护惜悭贪之人，不为生天人中受乐，不为善名流布于外，不为畏怖三恶道苦，不为他求，不为胜他，不为失财，不以多有，不为不用，不为家法，不为亲近”，只为他人安乐，完全出于自己的怜悯心、同情心和慈悲心。
菩萨布施要求无论财施、法施、无畏施，都要忘记自己，忘记施物，忘记受者。也就是空掉对布施者、受布施者、施物这三者的执着，做到“三体轮空”。具体来说，就是要“施时不选有德无德；施时不说善恶；施时不择种姓；施时不轻求者；施时不恶口骂詈”(《优婆塞戒经》)。大乘佛教认为，有几种布施是不足取的假布施、凡夫布施。如《大集经》所指，“四法”：“一不至心施；二不自手施；三不现见施；四轻慢施。”《优婆塞戒经》所指“三事”；“一先多发心后则少与；二选择恶物持以施人；三既行施已生悔恨。”另外还有“八事”也应避免：“一施已见受者过；二施时心不平等；三施已求受者作；四施已喜自赞叹；五说无后乃与之；六施已恶口骂詈；七施已求还二倍；八施已生疑心。”总之，佛教把布施视为一种出自慈悲喜舍心、清净菩提心、广大平等心的道德行为，而不能期待报酬，期待功德。
佛教慈悲观在强调利他主义的同时，还主张平等博爱。关于佛教对“爱”的态度是有过争议的。佛教“十二缘起说”主张人们断灭“爱”缘。有人据此就认为佛教反对爱心。其实，这里的“爱”只是指人们的生命欲，由这种生命欲引起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追求执着。除此之外，佛教并不一般地反对人类之爱。相反，还提倡一种无限的、绝对的、无条件的爱。一般来说，爱有不同：一是恩爱，爱对自己有教养或扶助之恩的人，爱需要自己教养或扶助的人。在儒家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五伦；在佛教有父母、师长、妻子、亲族、僮仆、沙门、婆罗门七方。这是一种基于报恩和责任感的爱。二是泛爱，一视同仁地爱整个人类，如儒家的“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就是泛爱；在佛教则主张只要利于他人，国土、妻子乃至生命都可施舍。三是博爱，佛教的爱，不仅在于人间，而且被及一切有生之物，大者至于禽兽，小者及于显微镜下的微生物，甚至涉及无情草木，因为在佛教的观点看来，一切人类与众生同具佛性，一律平等。正如竺道生在《法华经疏》中说：“一切众生，莫不是佛，亦皆泥洹。”众生万物各各一如。从如而来，是名如来。“如来者，万法虽殊，一如是同”。人与鸟兽鱼虫同为一体，故当爱惜。在佛教徒看来，众生同为血肉之躯，贪生恶死，与我相同，断彼之命，快我口腹，彼苦甚剧而我乐无限，于心何忍
佛经上曾记载，求那跋摩因母喜肉食，使曰：“有命之类，莫不贪生，无彼之命，非仁人矣。”母曰：“设令得罪，吾当代汝。”跋摩他日煮油，误浇其指，因谓母曰：“代儿忍痛。”母曰：“痛在汝身，吾何能代
”跋摩曰：“眼前之苦。尚不能代，况三途耶
”母乃悔悟，终身断杀。佛教正是基于这种平等博爱的慈悲观，而把不杀生列为戒律第一条。同时因不杀生而有禁肉食之规定。《楞伽经》上说，“若食诸血肉，众生悉恐怖，是故修行者，慈心不食肉，食肉无慈悲，永背空解脱，及背圣表相，是故不应食”。在佛教徒看来，不仅杀生如杀佛…
《中国佛教文化论稿 第三章 中国佛教道德》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