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的「四种清净」的出家生活；此「四种清净」菩萨，在《阿含经》中处处说到，而《阿含经》是以出家声闻为主，故十善不应仅限于在家戒。
三、《阿毗达摩集异门足论》对十善中的「离淫欲」，有「离欲邪行」与「离非梵行」二说，可见「十善」通于出家。
四、原始圣典《杂阿含经》说：十善是「出法」、(度)「彼岸法」，「真实法」；《增支部》说：十善是「圣法」、「无漏法」、「圣道」、「应现证」；故十善通于无漏圣法。⑿
又平川彰认为早期出家菩萨没有受二百五十戒，所以不是比丘。印顺法师认为：「出家受具足」只是准予加入僧团的意思；而从「受具足」的演变发展来看，佛初准许五比丘在佛法中出家修学，说「善来」就是出家受具足；后来弟子们分散到各方度人出家，授「三皈依」也就是出家受具足；到出家众达千二百五十人以上时，佛才制「白四羯磨」为受具足。故从「善来受具足」到初制「白四羯磨受具足」，其间并没有二百五十戒，但仍是「受具足」比丘。⒀
注释
①师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页九。
②《善见律毗婆沙》，卷一(《《大正藏》第二十四册，六八一上》)。
③《四分律》，卷三五(《大正藏》第二十二册，八六一上)。
④师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页六八～七四。
⑤平川彰，《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页五五二～六○一。
⑥「佛不在僧中」是佛涅槃后，代表超越僧伽之外的信仰的、理想的佛陀观；等到「行菩萨道而向佛果」的思想，从传统佛教中出来，菩萨自觉「不入僧数」，成为初期大乘共见(师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页一○六八)。
⑦师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页一○五五～一○六九。
⑧平川彰，《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页六七五～六九八。
⑨师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页三八○～三八五。
⑩《五分律》，卷十八(《大正藏》，第二十二册，一二八中)。
⑾师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刻开展》，页三八二～三九五。
⑿师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页二九二～二九九。一一九○～一一九四。
⒀师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页一一九二。
第五章印顺法师论中国佛教制度的兴革之道
印顺法师初研佛法时，即感佛法与现实佛教有距离，因而引起他特别的关切。出家后，对于太虚大师所提倡的佛教改革运动，原则上虽赞成，但觉不易成功。因其认为现实佛教界的根本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故希望能透过教史、教理、教制的研究，对佛教思想起一点澄清作用。①
印顺法师认为促使佛教衰微的原因很多，若不知症结所在，而无计划的建设，无条理的执行，反会成为复兴佛教的障碍。经长时间的研究观察，在〈中国佛教前途与当前要务〉中提出中国佛教主要的两个症结是：重修行而义学衰，寺院家庭化。并感于佛教徒量多而质不精，无组织，不作利乐社会的事业；如此则即使有少数做到戒德精严，了脱生死，也救不了佛教。故认为佛教当前要务，在加强教化、组织，与从事利益社会的事业。②
笔者认为「教化」属思想，「组织」属制度，「事业」属经济；此三事，实已掌握佛教革新的全部论题。而若与慈航法师「教育、文化、慈善为佛教的三个救命圈」的主张相比，「教化」包含了教育、文化，实是佛法的根本；「事业」包括慈善，且含义更广；而显出印顺法师特强调「组织」在现代的重要。此三项中，其对「事业」有简要的提示，对「组织」与「教化」则有较深度的探讨；这也正是本章所要讨论的重点。
第一节僧团组织
一、理想僧团的建立原则
有关僧团组织，印顺法师透过《律藏》，发觉古德从〈经分别〉的探究中，得知佛陀制立「学处」与「说波罗提木叉」的目的，是为了一大理想(梵行久住、正法久住)与十种利益。对于「十种利益」，由于各律开合不一，他把它归纳为六义；和合义、安乐义、清净义、外化义、内证义、究极理想义。因有了和乐清净的僧伽，才有集体的组织力量以外化内证，而从梵行久住中，达正法久住广利人天的大理想。③
此中「和合」包含「事和」与「理和」。「事和」是世俗僧，「理和」是胜义僧；但在五浊恶世，依法摄僧成为住持佛教的中心力量，是注重「事和」的。「事和」即「六和合」；见和同解、戒和同行、利和同均、意和同悦、语和无诤、身和同住。④见和、戒和、利和，分别代表思想、律制、经济，三者建立在共同的原则上，才有和乐清净的僧团，故为「和合的本质」。此中戒律实包括实际生活的一切，而佛陀当时已能注意到思想的同一，与经济均衡，实为释尊之卓见。⑤因有了思想正左右的「见和」，资生均贫富的「利和」，法制齐上下的「戒和」；才有情投意悦的「意和」，翔实雅正的「语和」，光明礼敬的「身和」。⑥
至于所谓「见和同解」，是建立在同等教育的基础上，出家有五年不得离依止师修学的严格义务。⑦此主要在一面修学戒律以自度(此即〈戒经〉所明)，一面熟悉僧团中一切僧事(此即〈犍度〉所明)；其次才修禅观，或向善知识求教授教诫，或与同道相互论议。故古说「五夏以前专精戒律」，实非专学戒律，而是要出家弟子们安住于律仪僧团中，完成高洁的僧格。因依佛陀当时指示弟子的修学方法和程序，是要弟子们依止师尊精勤修学；在大众和乐、尊师重道、净化身心的和谐气氛中，自求解脱或外行教化。⑧
所谓「戒和同行」，是基于任何人都得奉行的平等原则，大众事由完具僧格的大众集议决定。这依事情轻重，有一白三羯磨、一白一羯磨；就是无关大体的小事，也要一白向人说明。出家众的个人行动，完全置于僧团中，议事的表决常采全体通过制，也有行黑白筹以取决多数。如违反净化身心、和乐大众的戒律，就要向大众忏悔；如犯重戒，就要接受大众的惩罚，为大众作苦工，或不与交谈往来；如犯不可悔的重罪，就不容留在僧团，这才能保持僧团的清净。僧团中没有领袖、没有主教，依受戒先后为次第，互相教授、慰勉，结成一和合平等的僧团；故尊上座、重大众、主德化是僧团精神。⑨
所谓「利和同均」，是由于出家众的一切资生物，都从乞化、布施而来；这或属团体公有，或属私人，释尊依当时社会经济状况，制定生活标准。对此，早在民国三十年的《印度之佛教》中即说：
论经济，有四方僧物、现前僧物，众人共有共享之，亦随时随地而有别；如法受别施、别请，此私有经济，制标准而或出入其中；超标准之私物，生则公诸众而不得隐，死则大分没为僧物。⑩
这是因为出家众除衣、钵、坐卧具，及少数日用品外，没有私有财物；寺院、土地、财物，现住众在合法下可以使用，而非「现前僧」所有；因佛法是超越民族、国家的，只要具备僧格，从各处来的出家众，如长久住下来，就与旧住一样；所以僧伽所有物，原则上是属于「四方僧」的。⑾
印顺法师认为：严格说来，现在中国并无依律而住的僧团；故希望能把戒律真正的精神原则，用现代方式去实践，使更合于佛法。⑿笔者认为其所谓的如律僧团，是要能实践「布萨」与「集团生活」的真义。
对于「布萨」，印公认为人不可能无过失，正常情形下重戒不会犯，而轻戒仍不可免。犯了戒，内心有罪恶感会障碍修道，故释尊制戒要弟子随犯随忏，保持内心的清净。这除了不准忏悔的极重戒外，犯了其余或轻或重的戒，都应如法忏悔。此中，最轻的只要自生惭愧心，自责一番即可；有的要面对一比丘陈说自己的过失；严重的要在二十位清净比丘前忏悔才能出罪。⒀此种「作法忏」是忏悔现今所造的恶业；不同于大乘的「取相忏」是在十方一切佛前，忏悔无始来的恶业。⒁所以「布萨」不只是把〈戒经〉诵一遍而已，而是在诵戒前要先解决团体内部的问题；大众清净后，才视时间长短，决定诵戒内容。故他说：
凡有惭愧心、慈悲心的比丘，见到同学、师长、弟子们犯罪，应好好地劝他忏悔；如不听，就公开举发出来(但也要在适当的时候)，这才是助人为善，才能保持僧团清净；切勿互相隐藏，而误以为是团结的美德。⒂
笔着认为此种僧制的举罪，本意在达成僧伽成员的清净；如成员缺乏真诚为道的精神，再加上人与人的意见不和，举发别人的过失，反会引起僧团内部的纠纷。也因此印公非常强调「出家要有为法的真诚」。而由于戒律的特色，是在充满道德感化下，有一种法律制裁的限制；故他说：「毗尼虽是法治的，但运用起来一定要出于善意的和平精神，融入德化的、善诱的教育作用；使比丘乐于为善不敢为恶，这才是毗尼藏的实义。」⒃
阅于「集团生活」，印公认为世尊出家及初摄受弟子时，是以阿兰若为住处；后因出家弟子多了，不能没有组织，依法摄僧制立的律制，在住处方面，也渐演化为寺院中心的僧团共住。故戒律的内容，不只是道德的，生活的轨范，也包含大众共住的制度。依戒律的观点，佛法并不重于个人去住茅蓬修行(虽然一般都很尊敬这种人)，而是要在集体生活中修行锻炼。⒄这是从经律的探究中，发觉根本佛教的特色，是用集团的力量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净化内心的烦恼。但后世的尊律者，只知过午不食、手不捉持金钱，大都漠视僧团真义，一分重禅的，及以佛法为思辨的论师，又都轻视律制。
印公感于「律」的不为人所重视，实为佛法发展中的一大损失；故在其所提倡的「人间佛教」中，认为现今倾向「集体时代」，无论弘法或自修，集团组织极为重要。⒅若缺乏组织，已不易生存于今后的世界。⒆
对于佛教集团生活的义涵，印公认为：这不同于学校只是老师教学生，而是在生活中充满自我教育、大众教育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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