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他说：
学佛的主要目的在自利利他，而照毗奈耶所指示，要生活在团体中，才能真实的自利利他；就是自利的断烦恼、了生死，依团体的力量更容易。……因佛教的集体生活有三项特色：互相教授教诫，互相慰勉，互相警策。佛弟子住在一起，关于法义，是互相切磋、问难，您会的讲给我听，我会的讲给你听；当然精通三藏的上座们，更要负起住持正法，引导修学的义务。如有意见不合，或不合佛法见解的，就由大众集合议定，将错误的见解纠正过来。初学的或因心起烦恼而退失道心，就用柔软语安慰他，勉励他，帮他坚定信心，努力向上。如有性情放逸，不专心佛法的，就用痛切语警策他。犯了戒一定要亲向大众求忏悔；知道他犯罪，大家有警策他，教他忏悔的义务。⒇
这是因为广大的僧众贤愚不齐，自动发大心，自尊自勉是难得的上根；一般中下根性，虽也要发心向上，但如有良好团体的教育、规范、劝勉，实是促令向上的无上方便。在此有组织的集团生活中，人人向上，和乐共处，一切公开，真能做到「无事不可对人言」的光风霁月胸襟，僧品自然清净。不会因内部的矛盾冲突而抵消自己的力量，在和谐一致的情形下，信心与热忱增强，大家分工合作，充分发展为教的力量。故教授、教诫、慰勉、警策，是佛教集团生活的真精神；净化自己，健全佛教，发扬正法，一切都从此中实现出来。(21)
至于中国禅宗千百年来能维持到近代，不是单靠禅宗制度，而是以大众参究，互相警勉(22)的力量，作为禅宗内在活力的来源。(23)故佛法能否住世，不只是个人的修证问题，而必须以大众为增上力，使修学者身心易获清净，佛法才能因此更易延续，更能适应社会而发扬。(24)而「佛法弘扬本在僧」的僧，不是伟大的个人，不是深山中一个个的隐者，那家庭化、商业化的，更是出佛身血与佛无缘；佛法的存在也不以殿宇、塑像、经典来决定，而在有无吻合佛陀本怀与法性的僧团。(25)而如法的僧团，必是一个组织健全而有纪律的清净集团；这不只是生活在一起，上殿过堂就算了，也不只是注重表面的秩序；而是在此同一生活中，引导大众走上正常向上的境地。(26)如此才能陶炼出佛门龙象，也才能得到社会一般的肯定与敬仰；使不信者生信，已信者增长，而达正法久住的目的。并认为：现今在家众虽然也有团体组织，但对如来所制的团体原则，仍有遵循的必要。(27)
二、中国佛教制度的检讨
透过《律藏》对印度僧制的探究，知释尊当时把住持佛教的责任托付僧团，是因唯有和合健全的僧团，佛教才能因大众的协力，迅速发展起来。
以此来检视中国佛教，印顺法师认为：佛教传来中国时，由于印度已进入大乘时代，不大重视原始律制的集体生活；因此中国佛教起初虽也仿印度「依律而住」，而实不曾有过象样的僧制；故在佛教成长阶段(「会昌法难」以前)，僧伽的秽杂每与佛教的扩展成正比。为适应环境，终于产生两种中国化的教制：一是属全国佛教组织的「国家管辖制」，一是每一寺院组织的「禅僧丛林制」；二者并行不悖一真维持到清末。
到了民国元年产生一种划时代的新制度，取代了国家管辖制，那就是「中国佛教会」。这种僧俗混合的组织制度，论法理颇不合宜；因依律制，出家众的僧事，即使国王也不容直接过问；但现实因外在环境压力太大，僧众缺乏组织能力，缺乏向社会政府的活动能力，而不能不如此。故希望在现存组织中，力求僧信素质的提高(正信、正见、正行)，进而促使发展成更合于佛法的教制僧制。(28)
而由于中国是家庭本位的宗法社会，寺院逐渐子孙化，丛林也产生「传法制」(29)。印顺法师感慨「家庭意识」使佛法变质；一方面寺院不传贤而传(法)子，住持资格不再是德学，而是应酬与攀缘；一方面由于丰富的寺院经济，成为内部倾轧因素，反无暇顾问弘法利生的职责，不免成为社会觊觎的目标。(30)而(台湾》一般当住持的，把寺院看作私有财产；属于在家组合的财团，僧尼却被视为雇佣；这都不合佛法而危害真正的佛教。(31)
对此，圣严法师也认为：本来祖师相传的宗旨，在授衣表信物，传法印其心。但后世的传法，除住持职权与寺庙财产的传承外，已无心法可传。出世法眷竟同俗世父子，彼此胶着于伦理的范围，难有各人的独特造诣。(32)
对此千百年来中国寺院制度的流弊，太虚大师早年即提出「教产革命」以求改革。大师在民国二年所创的「佛教弘誓会」，主张凡加入此会之寺院，即为此会所公有，得由此会派人住持，不得复以私人资格占为已有。会员有受此会保护、教育之权利，选举、被选举之权利，被推为此会寺院住持之权利；且佛教财产应为公有，以兴办教育、慈善等事业，而此必须有一法相辅而行，始无障碍，那就是「个人不得传法收徒」。印顺法师赞叹：「此实为佛教教团『化私为公』的根本革新」。(33)
但太虚大师理想始终未成，这可见建僧之难。印顺法师认为：现在时空因缘，虽已难如原始佛教时代的僧团制度；但十方丛林的公有道场，多少还有见和同解、戒和同行、利和同均的特质。(34)赞叹虚云与转逢两位和尚，转子孙道场为十方丛林的嘉风。(35)而对其自建的两个道场(福严精舍、慧日讲堂》亦期如此；故二寺僧职，无论住持或监院，都由二寺住众或有关同仁公推，每三年一任。(36)
至于住持方丈的职责是什么？我们可从民国四十五年三月，印公晋山住持善导寺的致词中了解。他说：
称寺院士持为住持，是希望佛法永住人间，且不歪曲变失佛法的真义。故对住持晋山举行隆重典礼并非荣耀；因这不是权利，而是对住持佛法的责任，做一番庄严的警策。从住持佛法来说，惟有发扬佛法真义，安定人心，发展人性，高扬人德，完成人格，才能实现佛法救世的妙用。(37)
透过印顺法师高瞻远瞩的探究，我们更清楚僧团组织的核心问题。面对时代的变异，自古以来所重的寺院住持，已由十方丛林沿革至今日的形式；能否保留其中精华通用于现代？现今管理委员会如何定位？寺院的组织、规划、运作等，如何切合现代环境与社会需要，实是当务之急。
注释
①师著，〈游心法海六十年〉，今收入《华雨集》第五册，页七。
②师著，〈中国佛教前途与当前要务〉，《教制教典与教学》，页十二～十九。
③师著，《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页一九五～二○○。
④师著，《成佛之道》，页二十四～二十五。
⑤师著，《佛法概论》，页二十一～二十二。
⑥师著，《印度之佛教》，页四十四。
⑦师著，《佛法概论》，页二一五。
⑧师著，〈论僧才之培养〉，《教制教典与教学》，页一四一～一四三。
⑨师著，《佛法概论》，页二一五～二一六。
⑩师著，《印度之佛教》，页四十四。
⑾师著，《契理契机的人间佛教》，页三十四；今收入《华雨集》，第四册，页三十四。
⑿师著，《游心法海六十年》，页六十二；今收入《华雨集》，第五册，页七十二。
⒀师著，《成佛之道》，页一八八。
⒁师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页五七三。
⒂师著，《成佛之道》，页一八九。
⒃师著，《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页一九一。
⒄师著，《游心法海六十年》，页六十一；今收入《华雨集》，第五册，页七十一。
⒅师著，〈人间佛教要略〉，《佛在人间》，页一○四、一○七、一一八。
⒆师著，〈建设在家佛教的方针〉，《教制教典与教学》，页八十七。
⒇师著，〈人间佛教要略〉《佛在人间》，一一九～二二○。
(21)师著，〈人间佛教要略〉《佛在人间》，一○六、一一九、一二一。
(22)禅堂中每天有定时的开示，对学众的行为举止，随时都有剀切的警策与指导。由于禅者善能激发学众为生死大事励力参究的道念，而有多年禅观工夫与熟习禅寺一切制度的，发心出来当职事为大众服务；如此善缘具足，清众能放下一切安心向道(师著〈论僧才之培养〉，《教制教典与教学》，页一四四～一四五)。
(23)师著，〈论僧才之培养〉，《教制教典与教学》，页一四五。
(24)师著，《论僧才之培养》，《教制教典与教学》，页一四一。
(25)师著，〈佛在人间〉，《佛在人间》，页六。
(26)师著，〈人间佛教要略〉，《人间佛教》，页二一○。
(27)师著，〈泛论中国佛教制度〉，《教制教典与教学》页二。
(28)师著，〈泛论中国佛教制度〉，《教制教典与教学》，页五～九。
(29)佛教渐以寺院为中心后，方丈的地位愈来愈重要；尤其到了中国，住持方丈的权威似乎无限。据记载，寺院依方丈产生方式的不同，可分为十方丛林、法门寺院、子孙庙……此中，十方丛林为「选贤制」，方丈不能传位给自己的剃度或传法弟子；但家庭本位的宗法制，使寺院逐渐子孙化，丛林也产生「传法制」；如江苏为双传的法门寺院，湖南为单传的法门寺院，其他省分住持则多由协商选出，且为现任住持法子。所谓双传，即几位师父同时传位给几位弟子，受法的弟子就像董事会，有权也有责任照顾寺院福祉，担任方丈，其递嬗足按辈份顺序轮流上任，为期将来传法得人，寺院都争相网罗聪明颖悟的年轻和尚《见《近代中国的佛教制度》，页一八五～二五○)。
(30)师著，〈中国佛教前途与当前要务〉，《教制教典与教学》，页十三。
(31)师著，〈学以致用与学无止境〉，《教制教典与教学》，页二○九。
(32)圣严法师，〈略论出家与投师〉《佛教制度与生活》，页七。
(33)师编，《太虚大师年谱》，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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