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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师著，〈建设在家佛教的方针〉，《教制教典与教学》，页九十一。

　　(35)师著，〈怀念长老想起佛教〉，〈一代耆德邈兮难寻〉，《华雨香云》，页三六六、三七三。

　　(36)印海法师，〈创办福严佛学院一年来之报告〉，《海潮音月刊》，第五十一卷，八月号，页二十九。笔者按：慧日讲堂今已改为每五年一任。

　　(37)记者，〈印顺法师住持善导寺观礼记〉，第三十七卷，三月号，页二十二。

　　第二节僧伽教育

　　人才的培养靠教育。由于时代使然，佛陀当时把住持佛教的责任托付僧团，故自古以来佛法的宏扬多赖僧众。印顺法师认为：今日虽也希望大心的居士们能分担弘法之责，而根本乃应尽力造就与培养身为出家众的宗教师。①本节即探讨其对僧教育的反省与展望。

　　一、古今中外僧教育的反省

　　印顺法师在〈论僧才之培养〉文中指出：自古以来佛教优秀的弘法者，无不依三学、六度去真实修学。但从佛教史上考察，由于对三学的所重不同，这或以戒律(如佛世时)，或以禅思(如中国古代)，或以闻思经教的慧学(如印度那烂陀时代)为中心。其中，闻思经教的慧学，虽在组成清净僧团，及僧众们的信念与造诣上，或许不如戒律或禅思为中心的，来得坚强和深厚；但对普遍发扬佛教文化，摧伏邪外，有不可磨灭之功。如印度那烂陀寺，在西元五至七世纪，成为国际佛教唯一最高学府。明初，宗喀巴大师也是基于信、戒的闻思教学，团结僧众，而挽回西藏佛教的厄运。②

　　以此反观中国佛教，他认为「重修行而义学衰」，是中国佛教的内伤。这是由于佛法以笃行为尚，而笃行必先于胜解。但千年来「中国佛教特重于行」③，义学且废；义学衰而重行的佛教也衰。他在〈谈人世与佛学〉中说：

　　中国佛学千百年来，在专重修持的风气中习以成性；不但三藏圣典束之高阁，就是「学教」的也我宗我祖，照本宣扬，望文生义，不求甚解，懒得对圣典痛下闻思功夫；于是法义不明，思想凝固，陈陈相因，佛教愈来愈空疏，愈来愈简陋了。④

　　所幸民国以来义学渐兴，近代学术有以历史考证方法研究佛学；但中国佛教似乎不满此种研究法。对此，印顺法师认为：史的客观研究，虽非唯一的、绝对完善的方法，但在适应时代，促进现代佛学的复兴来说，是一光明之道；但离信仰的学术研究，也非佛教之福。⑤

　　透过古今中外僧教育的观察，他认为现今无论自修化他，太虚大师首创的佛学院教育，属闻思经教的慧学中心，不能不说是正确的。⑥

　　太虚大师理想的僧教育学制，晚年修正为；律仪院二年，普通教理院四年(相当于大学部)，高等教理院三年(相当于研究所)，观行参学处三年，共计十二年。⑦此中对于教理院的修学，主张从五乘共法到三乘共法，再进修大乘不共法⑧。在此数年中，先对出世间学有一深刻的认识，平时早晚大众共修，以坚定佛法信心；如此不但可培养一些弘法人才，同时也能使其处理僧事。再于高级之上设立专修处，供专精于某一宗的修持；希望做到行解相应，成为直一正的佛教人才。⑨

　　印顺法师对此一修学制度相当赞同，他说：

　　这一修学次第，戒定慧三学，理解与实践，都圆满无缺，与印度传统的佛学修习法也相近。中国佛教如能开展出这样理想的佛学院，这是足以媲美那烂陀的。⑩

　　但太虚大师的僧教育理想并未实现，这原因很多。⑾其中，印公认为：中国佛教界一向不重视修学，由于得不到鼓励，故对佛学有兴趣的也很难毕生为佛学而献身心。这在太虚大师时代，是因当时佛教界需要的是应付社会，维持寺院的人才；于是从佛学院出来的，或在学院任教一、二期的，有机缘的都被受记当家住持，故虚大师门下于义学深尝的不多；而这种情形在现今台湾更严重了。⑿他说：

　　现代台湾，摄受信众，弘法宣讲，打佛七传戒，参加佛教会，作佛教的国际活动；似乎佛教人才非这样不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成为这一型态的人才，即使于法义有基础，也很难再有进步了……等到要办学，发现师资缺乏；于是僧教育只好请居士来上课，来主持。⒀

　　面对佛学院长期以来，陈陈相因不能提高素质；印公认为从教学相长中造就师资，是唯一可行的途径。故鼓励受过佛学院教育，而想于佛法有更深造诣的，应从事佛学的教化。并认为「如能一心教学，偶而外出弘化，是最理想不过的」⒁。因业精于专，自己理解深入才能浅出，学的人也容易进步。对于留学，虽认为缓不济急，但也不失为补救之道。⒂并勉励学僧要：

　　信心坚强，戒行清净，以念诵、忏悔等来培养宗教情操，而将自己安立于僧团中，安立于闻思经教的慧学中，不求速成，以待时节因缘，才是现在佛教无办法中的办法。⒃

　　又提示要在「相互谅解的组合团结中」，去「充实教化」，是永不变的方针。⒄

　　二、僧教育的实践

　　在僧教育的实践上，印顺法师自出家以来，一直依附在寺院、学院中，自修、讲学、着述，与佛学院的僧教育有不解之缘。

　　民国十九年初，他初萌出家之念，看到报刊「北平菩提学院招生」广告而离开家乡。到菩陀山出家后，即到厦门「闽南佛学院」就读。后因病到鼓山涌泉寺休养时，也在寺中佛学院讲学。民国二十一年回闽南佛学院，并为同班同学上课，后往「武昌佛学院」。抗战期间住四川「汉藏教理院」；民国三十年与演培法师到合江法王寺，办学三年后再回汉院。寄居香港时，由于有难得清净的预感，才决定自建精舍与学友共住；这也就是「福严精舍」的缘起。⒅

　　民国四十二年「福严精舍」初创时，他即构想以此造就人才。虽限于财力，但因当时有演培、绩明、仁俊等数位优秀学友法师共住，在没有对外招生情况下，民国四十四年左右，成为大陆来台僧青年的求学中心，学僧曾达十七、八人。〈福严闲话〉即表达了当时的僧教育理念，他说：「大家发心到这里来都应作学佛想，一面求得体解佛教甚深义理，以及懂得佛教制度、修行方法等等，一面培养为教护法的热忱。」⒆在教学态度上，由于个人根性不一，主张学尚自由。但因佛法是一体多面故，认为初学期间应从博学中求得广泛了解，然后再随个人根性好乐，选择一门深入；这样才不致因宗派门户之见而抹煞其他，破坏完整的佛法。对于写文章也提示；一、不要招摇，自我宣传。二、自己所说的话要负责，写批评性文章不可匿名，而希望多写建设性的正面文章。⒇

　　民国五十至五十三年，续明法师在福严精舍办学，此时求学者以台湾僧青年为主。印顺法师有如下的训词：

　　出家学佛，首应树立信心，恳切虔敬而生向往之诚；次则多闻熏习，务使明达佛义，勿落偏邪；然后见之于行为，身心清净！于僧团中，尤贵能尊重团体规律，生活有序。以信敬为向，以正见为目，以戒行为足，而后趣向无上菩提。自利以定慧，利他以慈悲，行之以精进；勿燥勿惰，有忍有恒，庶乎可以入佛道矣！(21)

　　对于办僧教育，他认为最大的两个困难是人才和钱财；此中钱财事小，人才事大。因有了人才，认真办学，钱财会慢慢来；没有人才，钱财再多也办不成，即或办成也不一定理想。(22)但感于时代与环境的局限，他曾说：

　　我想，如现在而像过去大陆那样，有几所重视佛学的佛学院，多几位具有为法真诚的青年，我对佛法也许还有点裨益。虽然现在也有称叹我的，但我与现代中国佛教距离越来越远了。(23)

　　他自认由于福缘不足，缺乏祖师精神；终因学友星散，在内修与外弘不得着实的矛盾中，于民国五十三年夏掩关，恢复个人的自修。以着述为佛教教育再奉献。(24)

　　据笔者所知，「福严精舍」在民国五十七年，曾由演培、印海等诸位法师，合办第一届「女众佛学院」；因故三年停办后，曾一度外借作译经院。直到民国六十七年印顺法师请真华法师来住持，并与能净法师接办第二届女众佛学院，每三年一届。(25)在真华法师领导下，学院重建并于民国八十年秋落成。此结合传统与现代的建筑，颇有唐寺的雄健；有此良好的学风环境，学僧专心修学，多年来深获教界好评。(民国八十二年秋，「女众」佛学院改组为「男众」佛学院。学院增设有初级部、高级部、研究部，相信今后更能发挥印顺法师的僧教育理想，造福佛教、社会。)

　　三、僧教育的目的

　　由于有从佛学院毕业，而觉学无所用；印顺法师特写〈学以致用与学无止境〉指出：佛法不同于一般宗教处，是在从闻思入门，而佛学院就是提供闻思经教的慧学中心；但学佛不能停滞于闻思，而应从事实行，即学以致用。(26)因就「自修」来说，虽应三学相资，但事实上三藏的全盘深入谈何容易！若真能一门深入，也就能续佛慧命，为后学的依止。而「弘法利生」只是拢侗的一句话，实际上却是一件多方面的工作；应依学佛者性格好乐的不同，与适应佛教的需要，抱着为众生、为佛教的决心，量力而行。这在素来被称为「正统的住持佛法者」，是要在依律而住下，分科专宏；这包括专究法义的经师、律师、论师，或传授定慧的禅师，或通俗宏化的譬喻师，此外还有舍身护法专在教团办事的知事僧。(27)

　　印公指出：古来经论以「修行、学问、与福」三事总括出家学佛的一切事行。笔者认为：这正是僧教育的目的所在。对此三事，印公在文中有详细的说明：

　　一、就所学用于修行。认为每一行门实行起来是否有效，依佛法说必须：知见(理解)正确，意乐(动机)纯洁，趣向(目的)中正，方便(修持的技巧)善巧。(28)对于中国佛教界虽重修行，而实重于音声佛法，也就是以语言的「念诵」为主，如寺院的早晚课诵，个人的诵经、念佛、持咒、礼忏等。认为不应以多念就好，而应学习专切，摄持心念。(29)对于现今从事止观禅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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