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五九～六二。

　　(34)師著，〈建設在家佛教的方針〉，《教製教典與教學》，頁九十一。

　　(35)師著，〈懷念長老想起佛教〉，〈一代耆德邈兮難尋〉，《華雨香雲》，頁叁六六、叁七叁。

　　(36)印海法師，〈創辦福嚴佛學院一年來之報告〉，《海潮音月刊》，第五十一卷，八月號，頁二十九。筆者按：慧日講堂今已改爲每五年一任。

　　(37)記者，〈印順法師住持善導寺觀禮記〉，第叁十七卷，叁月號，頁二十二。

　　第二節僧伽教育

　　人才的培養靠教育。由于時代使然，佛陀當時把住持佛教的責任托付僧團，故自古以來佛法的宏揚多賴僧衆。印順法師認爲：今日雖也希望大心的居士們能分擔弘法之責，而根本乃應盡力造就與培養身爲出家衆的宗教師。①本節即探討其對僧教育的反省與展望。

　　一、古今中外僧教育的反省

　　印順法師在〈論僧才之培養〉文中指出：自古以來佛教優秀的弘法者，無不依叁學、六度去真實修學。但從佛教史上考察，由于對叁學的所重不同，這或以戒律(如佛世時)，或以禅思(如中國古代)，或以聞思經教的慧學(如印度那爛陀時代)爲中心。其中，聞思經教的慧學，雖在組成清淨僧團，及僧衆們的信念與造詣上，或許不如戒律或禅思爲中心的，來得堅強和深厚；但對普遍發揚佛教文化，摧伏邪外，有不可磨滅之功。如印度那爛陀寺，在西元五至七世紀，成爲國際佛教唯一最高學府。明初，宗喀巴大師也是基于信、戒的聞思教學，團結僧衆，而挽回西藏佛教的厄運。②

　　以此反觀中國佛教，他認爲「重修行而義學衰」，是中國佛教的內傷。這是由于佛法以笃行爲尚，而笃行必先于勝解。但千年來「中國佛教特重于行」③，義學且廢；義學衰而重行的佛教也衰。他在〈談人世與佛學〉中說：

　　中國佛學千百年來，在專重修持的風氣中習以成性；不但叁藏聖典束之高閣，就是「學教」的也我宗我祖，照本宣揚，望文生義，不求甚解，懶得對聖典痛下聞思功夫；于是法義不明，思想凝固，陳陳相因，佛教愈來愈空疏，愈來愈簡陋了。④

　　所幸民國以來義學漸興，近代學術有以曆史考證方法研究佛學；但中國佛教似乎不滿此種研究法。對此，印順法師認爲：史的客觀研究，雖非唯一的、絕對完善的方法，但在適應時代，促進現代佛學的複興來說，是一光明之道；但離信仰的學術研究，也非佛教之福。⑤

　　透過古今中外僧教育的觀察，他認爲現今無論自修化他，太虛大師首創的佛學院教育，屬聞思經教的慧學中心，不能不說是正確的。⑥

　　太虛大師理想的僧教育學製，晚年修正爲；律儀院二年，普通教理院四年(相當于大學部)，高等教理院叁年(相當于研究所)，觀行參學處叁年，共計十二年。⑦此中對于教理院的修學，主張從五乘共法到叁乘共法，再進修大乘不共法⑧。在此數年中，先對出世間學有一深刻的認識，平時早晚大衆共修，以堅定佛法信心；如此不但可培養一些弘法人才，同時也能使其處理僧事。再于高級之上設立專修處，供專精于某一宗的修持；希望做到行解相應，成爲直一正的佛教人才。⑨

　　印順法師對此一修學製度相當贊同，他說：

　　這一修學次第，戒定慧叁學，理解與實踐，都圓滿無缺，與印度傳統的佛學修習法也相近。中國佛教如能開展出這樣理想的佛學院，這是足以媲美那爛陀的。⑩

　　但太虛大師的僧教育理想並未實現，這原因很多。⑾其中，印公認爲：中國佛教界一向不重視修學，由于得不到鼓勵，故對佛學有興趣的也很難畢生爲佛學而獻身心。這在太虛大師時代，是因當時佛教界需要的是應付社會，維持寺院的人才；于是從佛學院出來的，或在學院任教一、二期的，有機緣的都被受記當家住持，故虛大師門下于義學深嘗的不多；而這種情形在現今臺灣更嚴重了。⑿他說：

　　現代臺灣，攝受信衆，弘法宣講，打佛七傳戒，參加佛教會，作佛教的國際活動；似乎佛教人才非這樣不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成爲這一型態的人才，即使于法義有基礎，也很難再有進步了……等到要辦學，發現師資缺乏；于是僧教育只好請居士來上課，來主持。⒀

　　面對佛學院長期以來，陳陳相因不能提高素質；印公認爲從教學相長中造就師資，是唯一可行的途徑。故鼓勵受過佛學院教育，而想于佛法有更深造詣的，應從事佛學的教化。並認爲「如能一心教學，偶而外出弘化，是最理想不過的」⒁。因業精于專，自己理解深入才能淺出，學的人也容易進步。對于留學，雖認爲緩不濟急，但也不失爲補救之道。⒂並勉勵學僧要：

　　信心堅強，戒行清淨，以念誦、忏悔等來培養宗教情操，而將自己安立于僧團中，安立于聞思經教的慧學中，不求速成，以待時節因緣，才是現在佛教無辦法中的辦法。⒃

　　又提示要在「相互諒解的組合團結中」，去「充實教化」，是永不變的方針。⒄

　　二、僧教育的實踐

　　在僧教育的實踐上，印順法師自出家以來，一直依附在寺院、學院中，自修、講學、著述，與佛學院的僧教育有不解之緣。

　　民國十九年初，他初萌出家之念，看到報刊「北平菩提學院招生」廣告而離開家鄉。到菩陀山出家後，即到廈門「閩南佛學院」就讀。後因病到鼓山湧泉寺休養時，也在寺中佛學院講學。民國二十一年回閩南佛學院，並爲同班同學上課，後往「武昌佛學院」。抗戰期間住四川「漢藏教理院」；民國叁十年與演培法師到合江法王寺，辦學叁年後再回漢院。寄居香港時，由于有難得清淨的預感，才決定自建精舍與學友共住；這也就是「福嚴精舍」的緣起。⒅

　　民國四十二年「福嚴精舍」初創時，他即構想以此造就人才。雖限于財力，但因當時有演培、績明、仁俊等數位優秀學友法師共住，在沒有對外招生情況下，民國四十四年左右，成爲大陸來臺僧青年的求學中心，學僧曾達十七、八人。〈福嚴閑話〉即表達了當時的僧教育理念，他說：「大家發心到這裏來都應作學佛想，一面求得體解佛教甚深義理，以及懂得佛教製度、修行方法等等，一面培養爲教護法的熱忱。」⒆在教學態度上，由于個人根性不一，主張學尚自由。但因佛法是一體多面故，認爲初學期間應從博學中求得廣泛了解，然後再隨個人根性好樂，選擇一門深入；這樣才不致因宗派門戶之見而抹煞其他，破壞完整的佛法。對于寫文章也提示；一、不要招搖，自我宣傳。二、自己所說的話要負責，寫批評性文章不可匿名，而希望多寫建設性的正面文章。⒇

　　民國五十至五十叁年，續明法師在福嚴精舍辦學，此時求學者以臺灣僧青年爲主。印順法師有如下的訓詞：

　　出家學佛，首應樹立信心，懇切虔敬而生向往之誠；次則多聞熏習，務使明達佛義，勿落偏邪；然後見之于行爲，身心清淨！于僧團中，尤貴能尊重團體規律，生活有序。以信敬爲向，以正見爲目，以戒行爲足，而後趣向無上菩提。自利以定慧，利他以慈悲，行之以精進；勿燥勿惰，有忍有恒，庶乎可以入佛道矣！(21)

　　對于辦僧教育，他認爲最大的兩個困難是人才和錢財；此中錢財事小，人才事大。因有了人才，認真辦學，錢財會慢慢來；沒有人才，錢財再多也辦不成，即或辦成也不一定理想。(22)但感于時代與環境的局限，他曾說：

　　我想，如現在而像過去大陸那樣，有幾所重視佛學的佛學院，多幾位具有爲法真誠的青年，我對佛法也許還有點裨益。雖然現在也有稱歎我的，但我與現代中國佛教距離越來越遠了。(23)

　　他自認由于福緣不足，缺乏祖師精神；終因學友星散，在內修與外弘不得著實的矛盾中，于民國五十叁年夏掩關，恢複個人的自修。以著述爲佛教教育再奉獻。(24)

　　據筆者所知，「福嚴精舍」在民國五十七年，曾由演培、印海等諸位法師，合辦第一屆「女衆佛學院」；因故叁年停辦後，曾一度外借作譯經院。直到民國六十七年印順法師請真華法師來住持，並與能淨法師接辦第二屆女衆佛學院，每叁年一屆。(25)在真華法師領導下，學院重建並于民國八十年秋落成。此結合傳統與現代的建築，頗有唐寺的雄健；有此良好的學風環境，學僧專心修學，多年來深獲教界好評。(民國八十二年秋，「女衆」佛學院改組爲「男衆」佛學院。學院增設有初級部、高級部、研究部，相信今後更能發揮印順法師的僧教育理想，造福佛教、社會。)

　　叁、僧教育的目的

　　由于有從佛學院畢業，而覺學無所用；印順法師特寫〈學以致用與學無止境〉指出：佛法不同于一般宗教處，是在從聞思入門，而佛學院就是提供聞思經教的慧學中心；但學佛不能停滯于聞思，而應從事實行，即學以致用。(26)因就「自修」來說，雖應叁學相資，但事實上叁藏的全盤深入談何容易！若真能一門深入，也就能續佛慧命，爲後學的依止。而「弘法利生」只是攏侗的一句話，實際上卻是一件多方面的工作；應依學佛者性格好樂的不同，與適應佛教的需要，抱著爲衆生、爲佛教的決心，量力而行。這在素來被稱爲「正統的住持佛法者」，是要在依律而住下，分科專宏；這包括專究法義的經師、律師、論師，或傳授定慧的禅師，或通俗宏化的譬喻師，此外還有舍身護法專在教團辦事的知事僧。(27)

　　印公指出：古來經論以「修行、學問、與福」叁事總括出家學佛的一切事行。筆者認爲：這正是僧教育的目的所在。對此叁事，印公在文中有詳細的說明：

　　一、就所學用于修行。認爲每一行門實行起來是否有效，依佛法說必須：知見(理解)正確，意樂(動機)純潔，趣向(目的)中正，方便(修持的技巧)善巧。(28)對于中國佛教界雖重修行，而實重于音聲佛法，也就是以語言的「念誦」爲主，如寺院的早晚課誦，個人的誦經、念佛、持咒、禮忏等。認爲不應以多念就好，而應學習專切，攝持心念。(29)對于現今從事止觀禅慧…

《印順導師的律學思想(清德法師)》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