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非穿着，是有缝福田的衣，而非领袖俱全的俗装衣；最重要要能适应世界性的气候环境，又能恰当地做到三衣实用。至于现今传统僧装，如以观瞻言，时装不若古装的超然洒脱；就舒适言，时装不及古装的宽畅大方；古装之弊在碍于剧烈或快速的行动，及所费布料太多；但身为比丘，重在威仪，而在宗教仪式上，古装似更具宗教气氛。④

　　教界第二次的僧装改革之议，缘起于民国五十四年农历正月初三，诸山长老假台北松山寺举行团拜时，有人提出「统一服色以重观瞻，以示团结」，并推举八人小组负责研讨，而拟出方案如下；㈠、僧服样式不变。㈡、僧服色别：男众一律改着黄色，女众一律改着深黄色，在家众则着黑色海青缦衣。㈢、袈裟按戒腊分为九等级的黄色砠衣；平常早晚课诵及佛事仍搭七衣，但于衣钩下之小方块做图案(比丘用「*轮」，比丘尼用「莲花」)，又为区别戒腊，图案颜色分四种。㈣、外出宜着长衫携布袋。并约于佛诞时一起实行。⑤

　　此事公布后再度引起议论，圣严法师感于教界对制度虽关怀，但似乎认识不够，而作〈正法律中的僧尼衣制及其上下座次〉。认为统一服色有其必要，但制造阶级似乎不合佛法；若要复兴佛教，则应从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教会组织上，彻底改造才有希望。文中对《舍利弗问经》中各部派服色的预记，与今日南传着黄色，而中国称「缁流」的不同有听不解。⑤

　　印顺法师因而作〈僧衣染色的论究〉。文中对于南传佛教着金黄色衣，认为是《长阿含经》所说，而上座部特重《长阿含》，故黄色衣为自称上座部正宗的南传学派所特重。但此于律无可考，且事实上僧衣服色的统一，反而是表示宗派的同属。至于中国僧衣服色的不统一，是由于传来中国的五部律典，有不同传说的服色。而中国一方面盛行大乘，一方面缺乏坚定一贯的宗派意识；所以会随西来不同的服色而改变，也会探求律典而自行决定。至于现在服色的纷乱，虽不一定有违律制，如能统一也是好事，但应在尊重律制、尊重传统的原则下审慎决定。⑦

　　回顾教界两次有关僧服的探讨，笔者认为，似乎未起任何作用；故今日台湾地区僧众，衣着颜色之多样化且不论，有的穿传统古式僧装，有的穿南传袈裟，有的穿西藏僧眼；世人每有不知所然之感。但透过这两次的探讨，已使吾人更清楚问题所在；如能如律而统一更好，但重要而根本的，还在于僧众素质的提高。

　　二、受戒、传戒与燃戒香

　　受戒仪式俗称「传戒」，详见于律藏的「受戒犍度」。

　　对于中国的传戒，圣严法师认为：由于从前中国大陆，沙弥出家很少举行如法的受戒仪式，故明代以后各处开戒坛都以沙弥戒、具足戒、菩萨戒，三坛一期授；又也许因见月法师当年受戒困难，故其住持宝华山后，受戒也就方便容易多了，但却末料因而变成徒有其表的形式。⑧圣严法师说：

　　中国的传戒道场，仅是照着《传戒正范》，呼喊、跪拜、唱念一番，在短短数十天中，像演戏似地按剧本做一番，就算传戒得戒了。传戒只注意戒子跪拜唱念的整齐好看，不注意戒子们是否领略受戒的意义，是否能得戒，至于戒师资格能否合乎律中最低要求，那更是不加过问。⑨对此续明法师也说：

　　传演至今，几乎有本《正范》在手，皆可如仪传戒一堂，其他皆可不问；而戒亲眷属，利养名闻皆可遽至，故人人优为。律法扫地，一至于此亦可既矣！⑩对此每年例行的传戒，印顺法师认为虽方便不足，成效未睹；但也不失为穷极而求诸本者。⑾他谦称未精究律藏，以通晓律意适应现实的深一层意义，但亦随顺世俗；故从民国三十七年起曾多次参与传戒，或认尊证、或任教授、或任得戒和尚。⑿而在〈受戒难，受戒以后更难〉文中对「传戒」有精要的说明，他说：

　　一般以为传戒是了不得的大事，其实佛制受戒并不太难。授戒的要有三师七证，这不但是凑数而已，要有法定的戒腊，要自己能清净持戒；这不是学会《传戒正范》，而是要明白止作两持，开遮持犯。如果说传戒不容易，也许是清净持戒的三师七证太难得了！受戒的只要有衣钵，不犯遮难，双方条件具足，传授比丘戒法，只要一两点钟究竟圆满。现在的西藏、锡兰、缅甸还是如此……因「受戒」只是在大(僧)众前；立定誓愿决意受持某类(或沙弥、或比丘等)律仪，经大众认可。……这是重要的，严肃的，但不是繁难的，真正的难在受戒以后。依据佛的制度，受戒以后立刻开始长期的严格修学，至少也要五年，这才能陶贤铸圣，造就龙象。⒀

　　但由于中国一向郑重其事的提倡集团传戒；人数一多问题也多，时间自然要长一点。印顺法师认为：趁此时教导一些礼拜、穿衣、吃饭、睡觉、行路等日常生活，在形仪上做到整齐也是很好。但对有人见到中国佛教(不但是台湾)的衰落，以为病在传戒太潦草，于是发表高论以为至少要三个月、一年、三年；认为这就根本不知戒律是什么，传戒是什么了！⒁又对于从前中国大陆传戒，戒期毕，戒牒到手，即到处云水挂单，流为有养无教的一群，认为这是佛教衰弱的原因之一；因不能在和乐清净僧团中培养住持佛法的僧才。⒂

　　为不使僧众素质伪滥，佛陀对于「出家受戒资格」，有极严密的制度详载于「受戒犍度」。民国五十四年的华僧大会上，有人提出「革新传戒制度」，即欲施行「以考试方式评定戒子资格」。⒃对此，印顺法师虽也承认他教的传教师，要作牧师或神父，都须在一般大学知识以上，再予以数年的宗教教育，才能到处传道而有良好效果；且认为现代对于无边佛法的义理，如不能随分随力的闻思修学，对世间知识太欠缺，要想宏法利生是很难的。⒄但认为「以试取才不合佛法，也不切实际」；他说：「学道贵有内心之自觉，重在身行，经教虽是所重，何能据文义以为出家标准？」⒅又说：

　　佛世的周梨盘陀伽，愚笨而现证阿罗汉，唐代的慧能，不识字而能深有听悟；故依佛法正见而达信智一如的「证净」，不一定从无边法义的研究讲习中来；只是末世善知识难得，不能不依于经论。⒆

　　但也希望出家同仁，不要随便劝人出家，不要把佛法当人情，摄受无信仰的出家。不要把寺院当衰老病废的救济所。⒇

　　圣严法师则认为：受戒除遮难与年龄的限制外，现今剃度师们应以审慎尺度选择出家弟子；戒场传戒时，新戒报名应缴一份健康检查表，经一次当面口试后，才决定应否予以授戒。(21)

　　「三坛大戒」中受「菩萨戒」时，有在头顶燃戒香的惯例。据闻民国六十八年台北松山寺传三坛大戒，印顺法师为得戒和尚；有二美籍比丘，欲受菩萨戒而不燃顶，但未得允许，因而没有受菩萨戒。(22)对此，继程法师认为：燃顶为中国佛教后期的习俗，印顺导师在思想上重印度佛教，但在仪规上，则随顺中国佛教传统，而没有激进的改革行动。(23)事实上对于受戒燃香，印顺法师曾说：

　　传戒者于顶燃香，应是融灌顶与燃身(24)而为一，用表舍身供养，住佛种性，蒙佛光耀之义。习行之既久；万莫知取义而仅以别僧俗。然依释尊律制，于顶燃香，实非法而不可为训。(25)

　　笔者认为：印公深体燃顶有其深义，只是传习久了，后世仅以别僧俗。但若欲改也非个人说改就改，且今年改明年是否改？这阔涉整体教团之事，其深解戒律之精神若此，岂只是随顺传统而已？

　　对此，圣严法师早年认为：受戒燃戒香，象征誓愿深切；虽不能贸然废除，但也不必规定非燃不可，因这须出于真正的发心。(26)近年则认为：今日已进入国际性时代，应以世界佛教的形象为形象；燃戒疤大概起源于清初，但依据文献记载，古今中外佛教都无此举，而希望教界能共同来从长考虑此事。(27)笔者认为此建议很好。

　　三、主持佛化婚礼

　　佛教解脱的修行理论，在排除情欲的纠缠；但四众中有在家的夫妇生活。就世俗角度言，若能以佛教仪礼举行婚礼，更能落实佛化生活；故近代即使南传的泰国佛教，婚丧喜庆多在佛寺举行，并供养僧众；日本佛寺更另设礼堂以供信众举行佛化婚礼。但民国十六年，太虚大师首次「主持佛化婚礼」，却曾引起非议。(28)

　　对此，印顺法师在〈菲律宾佛教漫谈〉中认为：基于声闻戒律，出家众只是不能替人作媒；并无明文规定不能让信众在寺中结婚，或为信众证婚。站在大乘融摄世法的立场，这种方便应采取；因中国佛教一向偏重度亡，而忽略活人的一切喜事。如能像泰国，出生、结婚、庆寿等事，都在佛教寺院举行，佛教与社会生活，即可发生更密切连系，进而造成佛化社会，岂不是一种度生的巧方便？(29)可见印公洞察时代，适应社会的开明心态。

　　但圣严法师则采较保留的态度认为：一、若是急求解脱生死的出家人，不要为人证婚。二、若是直心实践菩萨道的出家人，不妨为人证婚。三、若既畏生死又愿佛化人间的出家人，一个折衷的办法是：在佛化婚礼中另请在家人证婚，而由比丘或比丘尼作皈依师，于婚礼进行前，先为新郎新娘说法受三皈。(30)笔者认为时代所趋，在寺中举行佛化婚礼或为信众证婚应是可行的，但也非每位出家众的责任；在随顺世俗中，重要是仪式的如法与庄重。

　　四、寺院经济

　　由于宋明以来佛教被局限于山门内，「不干于民」的政策，使得寺院经济建立在寺产与经忏上。且由于传统有厚葬的观念，基于市场的需求，经忏佛事流为僧众生计，以至僧格扫地。太虚大师为除此迷妄，并获经济基础，曾设「法苑」以改良经忏，但没有成功。印顺法师对此评曰；

　　时革命风暴迫在目前，大师不依「僧制今论」，与研究佛学者相联络，导一般僧众从事资生工作，乃欲藉改良愚迷陋习之经忏生活以谋发展，似非善策！使当年三民主义革命而真能实现，则「经忏」决为取消而非改良也！(31)

　　可见他对经忏之反感。虽然律制僧众的资生…

《印顺导师的律学思想(清德法师)》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