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顺法师乃当今中国的佛学泰斗，其一生主要从事讲学与着述，不但著作等身，且研究范围非常广。他在经论方面的卓越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近代中国佛教的问题不止于此，还涉及佛法如何久住的「戒律与教制」的革新与适应。在他初研究佛法时，即感现实佛教与佛法有距离。他说：
我的故乡，寺庙中的出家人(没有女众)，没有讲经说法的，有的是为别人诵经、礼忏；生活与俗人没有太多的差别。在家信佛，只是求平安，求死后的幸福。少数带发的女众，是「先天」、「无为」等道门，在寺庙里修行，也说他是佛教。①
为了佛法的信仰、直理的探求，他于民国十九年出家，时年二十五岁；出家后除研究经论外，也对佛教制度表示个人的时代关怀。
由于当时中国所承袭的是明清以来的佛教传统，印顺法师认为：明太祖虽护持佛教②，但其心目中的佛教，是禅者的山林佛教，自耕自食「不干于民」；因此难以向社会弘扬。而僧众的经济建立在寺产、经忏上，促使僧众素质低落，也割绝了佛教的慧命。这是因明太祖不知：佛制比丘的游化人间，受民间的施与，就随分随力的将佛法深入民间。也因其自身出于秘密结社的白莲教，深知宗教集会对黑暗政治有危险性，故严厉取缔。而这种专制政策，到了清朝更加严厉。③至于清代以来的佛教情形，他有如下的叙述：
干、嘉以来，佛教在激变中。初以雍正之抑三峰，禅宗乃又以一棒为了当④；废度牒而僧制大滥⑤。佛教菁华在南方，太平天国之乱，损失独多。自行新政、兴学校，僧寺教产多被提占。传统佛教以禅宗为骨髓，而禅者已面目尽失。台、贤沈寂，律制久废，乃唯以礼忏、念佛、持咒为佛法。昔日文化为友为敌的，唯儒与道；今则文化新友新敌者，将加入西方之宗教、哲学、科学。处非常之变，而晚唐来之传统佛教者，一仍旧贯，无动于心，真难乎为继矣！幸诸方长者，犹有能苦心孤诣维系一时者；而大心长者，多有流通佛典，⑥弘阐内学，实行慈济，护持寺产者；中国佛教深入社会之潜力，未可侮也。太虚大师唱「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以整僧，「今菩萨行」以入世，为新佛教运动开其先导。⑦
这是由于清朝入主中国后，为统治具高度文化的汉民族，实施各种刚柔政策；在宗教上虽延用明代以来的僧官制，但僧官地位低；且严格限制寺院的新建，与宗教活动的自主性，如禁止僧尼道士与俗人杂居，也不得募财或向民众说法，更以法令禁止妇女到寺院礼拜等宗教行为。总之，借儒教权威教化庶民，以正社会风气，而阻止僧尼的社会教化。但此种将寺院僧侣与社会隔离的政策，仍引起太平天国(宗教性秘密结社)的起义。中国在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之乱后，民族主义便在各地抬头；加上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领土及经济的侵略，以及历代弊政等原因，使清朝近三百年的政基动摇，而建立以汉民族为中心的中华民国。
为促进中国近代化，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即对旧文化作彻底的批判；此一风潮本为打倒迷信，而演成「反宗教」运动，接着是对寺庙进行直接的破坏。继清末的「庙产兴学」⑧运动，民国十九年，政府更以法令规定寺庙：依财产多寡兴办初等教育、图书馆、救济院等。当时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等，更提议没收寺产以充「教育」基金，而在全国教育大会中获通过。
这是由于民国以来在政治、社会的剧变中，寺院僧尼被认为对社会无大意义，故要转用寺产。处此时代，作为民国一分子的僧侣，已非唐宋时代可以方外之士自居。当时有识之士也有所反省，而太虚大师即是重要人物；他东奔西走足迹遍全国，致力于僧教育的革新，而其所创的《海潮音月刊》，在复兴中国佛教的运动上，更担负着重要的使命。⑨
印顺法师出家后，就长期在太虚大师所属的佛学院修学，深受大师思想启发。对于太虚大师面对佛教衰相所提的改革，他原则上赞成，但觉不易成功；因其渐感现实佛教界的根本问题是「思想」问题；故想对佛教思想起一点澄清作用。⑩他说：
我觉得，古老而衰弱的中国佛教习以成性，是不可能迅速改观的，不如多作些思想的启发工作。从传译来的三藏，多方面去探讨研求，阐明佛法的特质与方便，使真诚为法的人能有所抉择……使佛法的真义，能适应现代而重新活跃起来。⑾
民国三十年，他完成《印度之佛教》，是感于佛法的渐失本真，虽有为中国文化所歪曲；但在印度由来已久，且越到后来越严重，故不得不将心力放在「印度佛教」的探究上。⑿
印顺法师的律学思想，散于著作中，可参见本论之附录〈印顺法师有关律学的资料年表〉。若按其一生的五个修学历程⒀，来看其戒律观的发展：
一、初学佛时的「暗中摸索期」，还没有特别注意到律学。
二、在初出家八年的「求法阅藏期」中，他发觉《阿含经》与各部广《律》，皆有现实人间的亲切感与真实感；并从日本学者的论着中，领悟到现代佛学的研究方法。这对他探求佛法的未来动向与治学方法，有着重大的启示作用。
三、在「思想确立期」中，民国三十年完成代表作《印度之佛教》，书中第三、四章，可看出其对戒律已有了初步的探讨。民国三十八年的《佛法概论》，第一、六章，及十三至二十章，说明学佛者浅深不等的行证；对戒律有了进一步的诠释。
四、在「随缘教化期」中，民国四十五年连续发表数篇对「人间佛教」的主张。⒁其中〈人间佛教要略〉一文，不仅对原始佛教僧团的集团生活深表赞叹，且认为这就是佛教戒律的特质。⒂民国四十八年完成《成佛之道》，即依五乘、三乘、大乘的次第，对戒法作类别的探讨。
五、民国五十三年夏掩关，进入「独处自修期」；连续发表五篇与印度佛教早期史实有关的戒律文章，此即〈论提婆达多之破僧〉、〈阿难过在何处〉、〈佛陀最后之教诫〉、〈王舍城结集之研究〉、〈论毗舍离七百结集〉等。⒃民国六十年出版《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书中第一至六章，就是对《律藏》集成，作全面性的探讨。民国七十年出版《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在第二、四、五、六、十三、十四章中，也都有关于戒律的探讨；内容包括大乘教团起源问题，以及僧俗、男女、老少的对立问题，早期出家戒法的开展等等。
本论文之章节组织，并未依印顺法师的修学历程作分期的探讨。主要是因其对某一论题的探究，往往后期补充前期之说，如依修学年代探讨，则将不易看出单一问题的发展脉络；故依主题重点分章叙说。
第一章〈绪论〉。
第二章为〈印顺法师论戒律在解脱道上的重要性〉，第一节首先探讨生死根本之所在，及其与「解脱之道」戒、定、慧三学间的关系；再对戒律的涵义作说明，显出他与传统律宗对于「戒体」的不同看法。第二节则依《成佛之道》的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大乘不共法，而对戒法作类别的探讨与拣择。此中也可发觉其不同于传统佛教之处。
第三章〈印顺法师对律藏集成的探究〉，是就〈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的一至六章，作重点的整理；因觉此部份足以为当今研读《律藏》的最佳指南。㈠、首先叙述「律藏组织的形式」，以鸟瞰《律藏》全体。㈡、律藏主体〈戒经〉的内容，其与布萨制度的关系。㈢、〈经分别〉是对〈戒经〉的分别广释，探讨其意义、内容、集成与异议。㈣、〈犍度〉是有关僧团与个人的所有规章法制；「摩得勒伽」为〈犍度〉的本母，依此才能清楚明了〈犍度〉的发展与成立；并对「受戒犍度」有所探讨。㈤、探讨比丘尼律的组织。
第四章〈印顺法师对印度佛教几个戒律问题的探究〉。是针对一些较具争议性的戒律问题，统摄为一章以见其不同于传统与现代研律者之处。其中第一节，是就其在民国五十三、四年发表的五篇有关的印度佛教早期戒律史实的文章，外加「八敬法」，分为七子题：㈠、㈡探讨与女众有关的「出家」与「八敬法」的由来与影响。㈢、㈣是对历史上引起重要争议的「小小戒」与「金银戒」问题，提出他的卓见。㈤、㈥探讨「提婆达多的五法破僧」与「两次结集」对教团的影响。㈦是对佛陀的「最后教诫」作探究。第二节是针对日本学者平川彰在《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中，对「大乘教团起源」根据三种立论(佛塔非僧伽所有、部派间不可交往共住、十善唯属在家戒)推想「初期大乘」与出家的部派佛教无关。但印顺法师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中，不以为然地对此提出反驳。
第五章〈印顺法师论中国佛教制度的兴革之道〉，主要是依《教制教典与教学》的内容来探讨。如第一、二节是就其在〈中国佛教前途与当前要务〉文中，提出中国佛教的两个症结；重修行而义学衰，寺院家庭化；进而指出教化、组织、事业，为佛教当前要务。笔者依此整理出其对僧团组织与僧伽教育的看法。在「僧团组织」方面，他透过《律藏》的探究，以知理想僧团的建立原则；以此来检视现今中国佛教制度的缺失。在「僧伽教育」方面，他透过古今中外僧教育的观察，认为长期专修的佛学院教育最重要，并说明其理念与实践情形。第三节「僧俗关系」是因其一篇〈建设在家佛教的方针〉，及清末民初有过僧俗住持佛教之争；而探讨其对此问题的回顾与展望。第四节是探讨几个与现实僧团有关的问题，如「僧装改革」，「传戒」、「主持佛化婚礼」、「寺院经济」、「白衣研律」等。
第六章《结论》，是针对以上各章内容，再一次综合归纳，以见其戒律观之特色，及其成就的历史意义。
注释
①师著，《游心法海六十年》，页五。今收入《华雨集》，第五册，页五。
②明太祖未元璋曾出家为僧，登基后力护佛教：禁密宗，立僧官，定考试，制度牒，选僧侣以侍诸王，刻藏经
(南藏)，分寺院为禅讲教三类，禅寺习禅，讲寺弘经，教寺应赴(经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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