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电。口念心行，则心口相应。”可见，虚云老和尚所说“口诵心惟”，与六祖慧能大师所讲“口念心行”是一脉相承的。虚云还强调：“既出家为了生死，就要依法行持：口而诵，心而惟，朝于斯，夕于斯，不要留恋世上的贪瞋痴爱。”[[24]]“修行要在动用中修，不一定要坐下来闭起眼睛才算修行。要在四威仪中，以戒定慧三学，除贪瞋痴三毒；收摄六根如牧牛一样，不许它犯人苗稼。”[[25]]

　　虚云为强化弟子持戒的信心与恒心，大力宣扬“持戒有功德”的理念。他说：“世俗所说：“受戒容易持戒难！”确是有理。但亦在我们的善根有浅深，信心有无的关系？若果佛弟子戒律严净，谁不敬仰？诸佛菩萨，尚为护念，何况天龙鬼神及人？真如炉中旃檀，妙香普薰，所谓戒香、定香、慧香、解脱香、解脱知见香，这五分法身的果香，也是从因地修戒得来的；如戒香经云：“佛告阿难，世有众香，惟随风能闻，不能普闻。若持佛净戒，行诸善法，如是戒香，遍闻千方，咸皆称赞，诸魔远离。”如长阿合经说：持戒有五种功德： 一者、所求如愿。二者、财产增益无损。三者、所住之处，人爱敬。四者、好名善誉，周闻天下。五者、身坏命终，必生天上。” 另外，虚云又列举了四分律所言持戒十种功德。与此同时，虚云强调，犯戒即是过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他说：“总而言之，我们受佛戒的，毁犯了就有极大的罪过！不论犯那一戒，如杀盗淫等。只消有一嗜好，欲出生死轮回，得证圣果，往生净土难了！”此外，他还对违背各种戒律所得的果报都有深入的说明，此不赘述。

　　虚云特别强调：僧尼必须严格奉守戒律，唯有如此方能把僧尼与俗众严格地区别开来，重建祖师庄严道场恢复佛门德威，树立正信形象。他指出：“如能依教奉行，守持无染，可名真净道器。稍有违犯，则失僧仪。故云护戒如护浮囊，不可破裂，否则丧身失命，被烦恼罗刹所吞矣！”[[26]]戒是佛教的内在规定和根本特征，持戒是佛教信徒的本质要求和庄严承担。修行人必须真实地注重解行相应，方能脱三界苦。学人果能下死工夫切实去做，由戒生定，由定生慧，一切自知自见。是故虚云强调：“受了佛戒，当下即得清净戒体，即得解脱，即入佛位，位同大觉，是真佛子。受佛戒，是难得希有之事，所以受戒后，要谨慎护戒，宁可有戒而死，不可无戒而生。”[[27]]虚云在此强调要宁死不犯戒。诚如《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八所说：“我若不持戒，当生三恶道中，尚不得人身，何况能成就众生、净佛国土、得一切种智。”所以“佛教真理，虽不可以言说论表，但若全废言说，则又有所不能，理必依文字方能引见义故。今之学佛者，应研习一切教理，而以行持为根本。”[[28]]

　　虚云恒持戒律，严守毗尼，却并不墨守成规[[29]]。他开示道：“我们对于受持遮戒，贵在遵循如来制该戒之本意，不在于死守条文。若得佛意，虽与条文相违，亦名持戒；若不得佛意，虽遵守条文，亦成犯戒。但亦切不能以此藉口，而将如来所制戒律，一概抹杀。各宜深入律藏，神而会之。”[[30]]“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各处不同，必须因地因事因时以制宜，决不能墨守绳法。故《五分律》中，佛说：“虽我所制，于余方不为清净者，则不应用；虽非我所制，于余方必应行者，不得不行。”故当日百丈祖师，以中国与印度环境不同，已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美举。佛如降生此时此地，决不会制掘地纺织等戒的。……出家人并非闭门造车、死守一法的。”[[31]]然而，诚如虚云前面所言，切不可以开遮为借口而一概抹杀戒律，所以虚云即使是在开示小乘大乘的开遮持犯时，也一再强调要“以戒为师”：“戒律开遮因缘微细，要深入研究才能明白。佛门兴衰，由于有戒无戒。犯戒比丘，如狮子身中虫，自食狮子肉。所以佛将入灭说涅槃经，叫末世比丘以戒为师，则佛法久住。”[[32]]上述这两段话，不仅反映出虚云“得意忘言”的戒律思想特色，而且也体现出他世法、禅法、戒法一多不二之“佛法在世间”的禅风特色[[33]]。

　　值得注意的是，虚云秉承师诫“出世间不离世间法”，努力将佛教戒律也必须融入世俗社会之中。他清醒地认识到尽管近代中国儒学的文化正统地位正在逐步丧失，但儒家文化仍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深深扎根于中国民众心中。因此，佛教要真正取得统治者及其民众的信任与支持，就必须自觉融儒于佛。于是他竭力调和佛儒，宣称儒佛都是导人至善。他说：“孔子之制礼作乐，无非教人规矩，与佛制戒律无异”[61]。 “世界无论何教，总是道人为善，为治心之法，如佛则济度众生，使众生脱苦。儒则重伦常，使人各尽本份，本无异致。所不同者，儒则著重世间法，佛则于世间法外，更有不出世间法，深浅不同耳。”[[34]]他还以儒释佛，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释佛家之“五戒”：“仁以戒杀为始，义以戒盗为始，礼以戒淫为始，信以戒妄语为始，智以戒饮酒为始。”[[35]]虚云还大力宣扬他持戒有益社会观点：“佛观一切众生苦恼轮回，背觉合尘，习气除不了，故方便制戒，使众生断除习气，背尘合觉。”[32]“若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各睦。传此风教，遍于宇内，则仁人百万，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百型息于国，其为国主者，则不治而坐致太平矣。”[35]。虽然以佛家“五戒”比附儒家“五常”、宣称佛教戒律有益于世俗，并非虚云创举，早在北魏昙靖所撰的《提谓波利经》中就已提出，但其倡导佛教戒律的努力及其苦心，仍不由得让人叹服。

　　虚云基于以戒为师、以戒兴教的理念，一生不遗余力地阐扬佛教戒律思想。虚云的这一思想，是对中国佛教传统戒律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当然，就虚云所阐扬的戒律内容而言，其恢复传统远重于发展创新。

　　三

　　虚云不仅在理论上大倡“以戒为师”，而且在实践上也是唯“戒”是行，严格要求自己及学人们徒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个人垂范戒行宗风。虚云曾发“三大誓愿”——“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愿度一切众生”，这三大誓愿成为他一生践行戒律的指南。虚云自幼好佛，初出家，即效法祖师达摩九年面壁之功，于鼓山出家后隐修于山后岩洞三年，餐风饮露、礼万佛忏。1875年，36岁的虚云开始了长达20年的头陀行脚求法生涯：渡海到普陀山，朝礼名寺古刹。继到宁波阿育王寺拜佛舍利，到杭州礼天朗，到天宁寺礼清光，到焦山礼大水，到金山亲近观心、新林、大定等，到扬州高旻寺礼朗辉。1882年，他两度朝礼普陀，再礼五台。其中历时3年，遭雪活埋，疾病缠身，险遭虎食。1884年下半年，礼北岳恒山，西岳华山，次年春抵西安，礼大雁塔、杜顺塔、国师塔、玄奘塔。后于南五台结庐两年，后礼布达拉宫。并于1889年南行经不丹，翻越喜马拉雅山，到印度朝礼佛祖得道之菩提树，又渡海到锡兰(今斯里兰卡)、缅甸，是年7月回国。虚云为求正法远足天涯海角，十磨九难，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留下了极富传奇而又浓墨重彩的一笔。自光绪二十一年(1895)，56岁的虚云在扬州高旻寺开悟后，又开始了漫长的弘法生涯，仍严奉戒律，始终保持宗门传统的僧衲本色。朱镜宙居士曾将虚云百年人生概括为“十一行”：“一、净行，二、苦行，三、孝行，四、忍行，五、定行，六、舍行，七、悲行，八、异行，九、方便行，十、无畏行，十一、不放逸行。”[[36]]这十一行中，净行、苦行、忍行、定行、舍行概括了虚云关于佛教戒律基本观念，集中体现了其“以戒为师”的伦理思想与道德实践原则。总之，虚云用自己的生命参悟、弘扬佛法，树立了一个足以垂范千秋的高僧典范、人格楷模。

　　其二，以“戒”兴寺，重视寺院传戒活动。虚云一生致力于兴复佛教寺院，于极端困难之中，光大宗门，先后振兴云南鸡足山祝圣寺、昆明云栖楼、福建鼓山涌泉寺、广东韶关南华寺、广东乳源云门大觉禅寺、江西云居山真如寺等祖师道场。虚云中兴这些佛教大寺名庙，是从弘扬戒律、规范传戒着手的。虚云认为“近来传戒不问清净不清净，如法不如法”[28]，是导致佛教逐渐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20世纪30年代，针对当时有的寺院戒律松弛，传戒不如法，乃至于买卖戒师，胡乱设坛，虚云斥之为“窃名纲利”，“翻为地狱深坑”[[37]]。因此他特别强调无论环境如何，传戒必须如法尊律，切不可草率。事实上，虚云传戒极为如理如法。虚云以戒重兴南华寺就是典型的说明。广东韶关南华寺，是禅宗六祖慧能道场，禅宗祖庭，然至清末民初时已衰落至极，破坏不堪。虚云认为，南华祖庭的衰落，正是由于戒律废弛而致，要振兴南华，就要如法传戒。民国二十三年(1934)，虚云入主南华禅寺伊始，即决计应请启坛授戒。报单一出，周边各地戒子蜂拥而至，多达数百，随喜的男女信众也有千余，前来求菩萨戒。为了安顿新戒，虚云和尚率众取葵蓬茅竹盖搭竹棚以住之。启坛之时，尽管条件艰苦，虚云仍然是一如既往，严格循法遵制，一丝不苟。戒期四十九天，三师、七证、十引礼诸师恪守职责，启教备至。传戒规模之大，庄严如法，在岭南地区为空前盛举，轰动海内外。翌年，虚云又主持十月朔日至十一月底在南华禅寺启坛传戒。此次传戒规模胜过上一年传戒，广东省陈济棠、李汉魂等政要前来护法，广州、韶关甚至远及香港的信众都纷纷前来随喜，授受菩萨戒者多达数百人。散坛之后，虚云亲自主持编印《南华寺同戒录》，并亲笔撰序，谆谆告诫：“今而后时日凛若在坛，持之终形寿。如居浮囊而渡瀛渤，则定慧…

《虚云戒制思想及其实践析论(陈金凤、刘丽芳)》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