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须难行能行，难忍能忍，不生退怯，才能完成忍辱行满。

　　四、精进度：就是断恶修善的勇猛心。菩萨不畏诸苦，在修学道上能勇猛精进，摄善精进，利乐精进，不生疲厌地常于人间教化刚强众生，精进不息。

　　五、禅定度：就是净秽一如的正念心。菩萨以世间禅，出世间禅，出世间上上禅的禅定工夫，自他安稳。

　　六、般若度：就是空有无碍的智慧心。菩萨以文字般若、观照般若、实相般若，随其所应，令众生发起善念，不堕烦恼，是菩萨的无量妙用。

　　与六度相配合的菩萨修学内容还有四摄、四弘誓愿、四无量心等，这里就不具体介绍了。总之、从佛陀教育内容的整体来看，既有能够自利解脱的四圣谛，又有能够自他两利，普皆解脱的六波罗蜜。这样即能照顾到能力低的众生，又能兼顾发大心的众生。由此而言，佛陀的教育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四)、教育的目的

　　佛陀认为，宇宙万法皆都是由于因缘合和而有，缘聚而生，缘散而灭，是空无自性的。三界之中的器世间有成、住、坏、空的迁变；三界有情的根身有生、住、异、灭的无常，有生、老、病、死的痛苦。所以世间是无常的，就像大火中的住宅，充满了危险和恐怖。如《法华经譬喻品》中云：“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又如《法句经》云:“世皆有死，三界无安，诸天虽乐，福尽亦丧”。因此，只有得大解脱，证大涅槃，从生死轮回的根本上脱离，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和快乐。如《涅槃经》云：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己，寂灭为乐。[219]

　　涅槃寂静的佛性本来是一切众生皆自具有的。但是之所以都不能觉悟佛性，是因为无量劫来，长时地受无明等烦恼的障碍。而要想让这些迷愚的众生发现自己本来具有的如来自性宝藏，唯有依靠佛来给他们点引智慧的明灯，祛除心中的痴暗。如《涅槃经》云：

　　众生佛性亦复如是，一切众生不能得见，如彼宝藏，贫人不知。善男子，我今普示一切众生所有佛性，为诸烦脑之所覆蔽；如彼贫人真有宝藏，不能得见。如来今日普示众生觉诸宝藏，所谓佛性。

　　涅槃亦尔，本自有之，非适今也。烦恼暗故，众生不见，大智如来以善方便，燃智慧灯，令诸菩萨得见涅槃常乐我净。[220]

　　这也就是说，佛陀的主要教育目的就是要开发众生本自具有的佛性，令其得到清净、安乐、圆满的涅槃之果。那么、佛所宣说的一切教法，也就都不离此一根本目的了。故《法华经》云：

　　我为世尊，无能及者；安稳众生，故现于世。为大众说，甘露净法；其法一味，解脱涅槃。[221]

　　所以，只要我们修习佛陀所宣讲的一切教法，一定可以得到涅槃解脱。如《涅槃经》云:“比丘若修习，戒定及智慧，当知是不退，亲近大涅槃。”[222]

　　究竟解脱的大涅槃是佛陀教育弟子们所追求的最根本的目标。但是，佛陀没有说修学仅仅达到这种境界就可以了。相反他说如果修学只是为了求涅槃，那是一种自了汉的小乘表现；如果修学佛法只求住于涅槃清净安乐之中，那是一种灰身灭智的消极行为。

　　真正的佛子要在一边自己求解脱、求出离的情况下，一边作着普利有情、令一切有情走上出离的伟大事业。只有这样福慧双修，才能最终得到究竟解脱的大涅槃，才能成就圆满佛果。否则是不能真入菩提之道的。如经云：“菩萨见诸众生，无明造业，长夜受苦，捨离正法，迷于出路，为是等故，发大慈悲，志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救火然，一切众生有苦恼者，我当拔济，令无有馀”。又：“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又：“菩萨摩诃萨不净佛国土，不成就众生，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223]

　　由如是看，佛陀的教义虽以出世为主要目的，但也不乏有入世利济群生的现实利益。也就是说佛陀的教育含有自利利他的两层意义。

　　三、两者教育思想之比较

　　前面，本文已经分别论述了孔子与佛陀各自的教育思想，这里就对二者教育思想的异同进行简略的综述比较。比较还依其教育的态度、方法、内容和目的四个标题进行。

　　(一)二者教育态度之比较

　　在教育态度之中，就教育的功能而言，二者皆认为教育可以对人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变，可以使人的生命质量得到提升。孔子认为诗书礼乐的教育可以使人知书达理、希贤慕圣，成为于社会国家有用之人才；佛陀认为佛法的修学可以使人弃恶向善、启迪智慧、觉悟自性、从而摆脱生死烦恼的束缚，进而自利利他，共圆佛道。

　　就教育的限度而言，孔子的教育对象完全以人为主，佛陀的教育对象也是以人为主。近代学者梁漱溟先生在其《儒佛异同论》一文中说：“两家为说不同，然其为对人说话则一也”。[224]想来即应指的二者教育态度中的这一个共同点。

　　不过佛陀的教育对象除了以人为主之外，还包括九法界的一切有情众生，范围要比孔子大许多。既使只对人类而言，孔子在教育对象上也还是有所选择的。如其曾言：

　　唯上智与下智不移。[225]

　　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矣。[226]

　　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227]

　　据《大爱道比丘尼经》及《瞿昙弥经》等经记载：当佛陀的姨母大爱道向佛请求出家之时，佛陀也曾经过踌躇，但是经过阿难恳求还是同意了，从此僧团中有了男女二众。佛陀“为妇女建立了第一个宗教团体”。[228]而孔子却未见有招收女弟子的记载见诸典籍。这就是二者教育限度之不同。

　　就教人与学习的态度而言，二者还是非常相似的。他们都主张为人师者应具有“有教无类”的平等精神；都要有“诲人不倦”的热忱精神。学习者都要有亲近善友的拣择；追求学业都应该有博学精进的坚毅。

　　(二)二者教育方法之比较

　　在教育的方法上，二者都非常善于使用因材施教，观机逗教和以譬喻、启发、鼓励、批评、身教等为主的善巧方便的教育方法。二者都具有善为人师的各种性格特征。教育方式的多样和完善，正是孔子和佛陀都博得“大教育家”这个尊称的原因之所在；也正是由于如此，孔子和佛陀才能取得那么辉煌的教育成就，分别成为“万世师表”和“人天至尊”。

　　不过，由于其目标和追求境界的不同，佛陀在教育的方法上也要比孔子更为多样些，更灵巧些。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就贬低孔子，须知孔子思想以人间常道为中心，处处以人为本。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许多教育方法更能适应普通一般的人去实行和实践。

　　(三)、二者教育内容之比较

　　孔子和佛陀的教育内容，从总的情况来看，是有很大不同的。孔子的思想是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承的道统。如其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229]而这种道统是具有强烈关注现实社会和人生的人文精神的思想，所以孔学特别强调人的价值，提倡积极入世。那么孔学的内容也是以经世致用为其主要特点。这从前面所述的孔子教育内容的德行、文学、政事三部分中可以看出。

　　而佛陀则不一样。有人说：“(印度)在释迦牟尼之前，从奥义书至六派哲学，都是以研究生死问题及解脱生死为归趣，迨释迦牟尼更归纳综合之，创立佛教。”[230]所以佛学的主要内容还是以生死解脱为一贯。这从前面所叙述的佛陀的教育思想中也可以看出。佛陀教育的纲领是戒定慧三学，基本内容是四圣谛、八正道与六波罗密，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追求出世之学。

　　明憨山大师曾说：“尝言为学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231] 此言正道出儒佛二者教育内容之根本不同之处。

　　虽然从根本上讲儒佛二者的教育内容是很不相同的，但是就其各别的部分而言，还是有许多相通之处的。尤其是孔子的德行教育与佛陀的戒学教育。而就德行与戒学之中，最常被人用来说明儒佛相通的还是“五常”与“五戒”的比较。南北朝时南齐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云：

　　内外两教，本为一体，渐极为异，深浅不同。内典初门，设五种禁，外书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232]

　　这就是以“五常”来配比“五戒”的初例。其后，隋天台智者大师在《止观辅行弘决》中亦云：

　　所持五戒者，令成当来五体，顺世五常五德之法。杀乖仁、盗乖义、淫乖礼、酒乖智、妄乖信；悯伤不杀曰仁、清察不盗曰义、防察不淫曰礼、持心禁酒曰智、非法不言曰信。此五者，不可造次而亏，不可须臾而发。君子奉之以立身，用无暂替，故云五戒。[233]

　　北宋的真宗皇帝于其《崇释论》中则谓：

　　释氏戒律之书与周孔荀孟，跡异而道同，大指劝人之善，禁人之恶。不杀则仁矣、不盗则廉矣、不惑则信矣、不妄则正矣、不醉则庄矣。[234]

　　此后将此“五常”与“五戒”相匹配的还有许多人，意思大体相同。而太虚大师则更进一步，他将“五常”与“十善”相配。其云：

　　若从积极边看，则此十善即仁义智信的五常：不残杀即仁爱，不偷盗即义利，不邪淫即礼，不妄言、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的四种即是信，意识上的不贪、不瞋、不痴的三种就是智。[235]

　　这些比配的说法虽然不尽一样，但是在认为儒学的伦理与佛教的戒律具有同样的教化意义这一点上都是相同的。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明代憨山大师说孔助于戒，以其严治于身。莲池大师亦说：

　　核实而论，则儒与佛不相病而相资……僧之不可以清规约束者，畏刑罚而弗敢肆。是显助佛法之所不及者，儒也。[236]

　　这两人的话，意思都是说儒家的德行、礼教是可以作为学佛者之辅助的，因为德行礼教与戒学是有其相同的意义的。其实，除了“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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