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佛明显区别(当然未免融入了陀罗尼)的参禅，看作是真正的禅佛教，而将中国近代“混杂着”念佛的禅佛教，称之为“念佛禅”，并甚而认为近代“中国没有了禅宗，唯存有念佛宗，还附有多量的真言宗所残存的陀罗尼，中国佛法于此可见(《印象记》之十五，载《海潮音》第十六卷第七号)。

　　如果按照史密斯和铃木大拙所认为的“纯禅”标准去看待近代中国的禅佛教，那么自五代以来许多世所公认的禅宗大师及其参禅活动就不能算是真正的禅佛教了。五代宋初的永明延寿率先倡导诸宗派融合，主张“禅教合一，禅诵无碍，禅净并修，禅戒均重，内省与外求兼行”(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第37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后来，宋代以著述《禅林僧宝传》和《林间录》而闻名的慧洪，公然反对“不立文字”的祖训，阐扬了“文字禅”。元代的明本和惟则等，公然倡导和实践禅净双修，元长则倡导和实践禅密合一。明代又有梵琦主张禅净融合，博山元来主张禅律并行，禅教并重，盛倡净土信仰。到明末，则有云栖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藕益智旭等“四大高僧”大力倡导和实践禅净合一。其实，禅佛教最讲求不执着，只要是通过开悟而达到“明心见性”都是符合禅宗的根本宗旨的。R.J.史密斯教授其实也认识到“尽管禅佛教的根本目标是要直接体验佛心，禅定修持仍然包含着理智的思索。开悟或许是逐渐达到的。”(China”s Cultural Heritage,第140页)。他还指出：“在晚清时期，有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即“不立文字”的禅佛教，却产生了大量的文献，这些文献是对以往禅学大师用非常隐秘的方式所表达的神秘的警句进行的注解”(同上)。史密斯教授指出的这二点，基本上符合事实，但是绝不能因此而断定近代中国的禅佛教就不是禅佛教。

　　近代中国禅佛教中所表现出来的念佛与参禅合一、禅净双修等情形，并不是近代中国突然出现的。正如上面所提到的，早在五代时期就已经有禅门大德倡导和践行了。到了明末清初，不仅有“四大高僧”积极继承和大力推扬永明延寿等所开创和推进的禅净并行、诸宗融合的解行传统，而且还有天童的密云圆悟、盘山的天隐圆修、鼓山的元贤和道霈等积极振兴和大力弘扬禅佛教。他们“子孙众多，法流繁衍，声闻九重，道遍天下”(蒋维乔《中国佛教史》卷四，第27页。上海书店，1989年版)。近代著名的金山寺、高寺、天宁寺三大丛林和浙江西天目山的禅源寺、天童山的弘法禅寺等，都是继承盘山宗风。而福州鼓山寺、汉阳归元寺、焦山定慧寺等，则是继承由元贤、道霈等开创的鼓山法脉。清末著名的禅门高僧大定、清一、冶开、法忍、月朗、大智、寄禅等等以及被公认为近代中国禅门两大龙象的虚云和来果和尚，都是盘山宗风和鼓山法脉的继承人和弘扬者。近代中国南北东西各地禅宗寺院，也大都继承的是这两大法系。

　　然而，无论是盘山禅风，还是鼓山法脉，都不是铃木大拙所理解的那种纯然的禅佛教。象盘山法脉的传法中坚玉琳通，就主张通宗必须通教。而鼓山系的道濡不仅主张禅净合一，而且还“使禅宗成为包罗佛教一切法门的一个派别”(杜继文等《中国禅宗通史》第608页)。因此，从近代中国大量翻印和流通明末“四大高僧”的“诸宗融通、禅净合一”著述以及直接继承盘山宗风和鼓山法脉来看，中国近代禅佛教融合念佛与陀罗尼等，是不足为奇的。　　

　　三、从禅门的诸法观念看近代禅佛教　　

　　关于佛说诸法门的关系问题，是近代中国佛教界所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宗、律、净、教、密等诸宗互谤，在近代佛教界也屡见不鲜，乃至一些教外之士攻击佛门没有规制。许多修持不深或初入佛门或尚待修持之人对于如何看待诸法门之关系、选择哪种法门修行等问题无所适从，乃至对诸法门均加以尝试，结果一无所成。对于禅佛教来说，如何处理参禅与念佛、持咒、诵经等法门的关系，则直接影响到自身是否能够保持自主地位、具有独立形态的重要问题。近代禅门龙象虚云和来果对诸法门关系的认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禅佛教对以上问题所采取的态度。

　　虚云法师认为，佛为世人治疗各种不同心病而创设了多种相应的治疗法门，“如治嗔心重者，教修慈悲观；治散乱心重者，教修止观；治业重者，教修念佛观，如来所说三藏十二部经典，皆不可思议，不得于此中有所偏轻偏重”。(《虚云和尚开示录》第14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他还指出，释迦佛所说诸法，门门都是妙法，都可以了却生死，成就佛道，“只有当机不当机的问题，不必强分法门的高下”。通常所谓的宗、教、律、净、密等五种法门，“随各人的根性和兴趣，任行一门都可以”(同上，第26页)。

　　来果禅师也指出，“宗、教、律、净四门，如佛一人，宗是佛心，教是佛口，律是佛脚，念佛是佛身，岂有身说脚非，口说心不是之理

　　”(《来果禅师语录》第27页。上海佛学书局，1993年版)。他还指出，释迦牟尼佛创设种种法门，都不过是教人“悟心”。参禅能够悟心，念佛能够悟心，持咒能够悟心，看经等照样能够悟心，只在世人选择哪种法门修持而悟心，并没有根本的不同(参见上书，第210页)。他甚至撰有《解谤扶宗浅说》，专门对诸宗法门互谤进行辨正。

　　正因为虚云和来果具有诸宗法门都是佛说妙法、不可相互毁谤以分高下的观念，因而他们并没有因为自己标榜专门参禅而贬斥其他法门。虚云法师就曾多次开示、劝人念佛，并在曹溪南华寺禅堂边专设念佛堂，在鼓山禅堂创办戒律学院。而来果禅师不仅在高寺领众念佛持咒(参见《来果禅师语录》卷七《自行录》，第576页)，而且还大力弘扬佛舍身闻法精神，坚决反对专执参禅而不闻经，认为“三藏圣经皆法宝，佛言祖语是金科”(《语录》卷五《千字偈》，第485页)，主张在参禅的同时，要多闻经，以免偏于佛道(参见《语录》卷三《十界因果浅录》，第278页)。以上这些，充分反映出虚云、来果两大近代宗门龙象对于佛教诸修行法门具有平等、开放的心态，并不偏执于禅门一法，而是倡导融通他法。这种心态和作法，不仅是对永明延寿以来佛教宗门不拘本宗一法的优良风尚的继承和发扬，同时也是他们在面对近代中西文化交融中顺应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之路的某种程度的历史自觉。

　　当然，虚云、来果积极主张佛说诸法都是妙门，不可互谤，并不意味着修行人可以“今日参禅，明日念佛，或持密咒，广及多门，不审正助，刻刻转换门庭”，如此“妄希成佛，毫无佛行，造诸魔业，共为魔眷，待至皓首无成，反为讪谤正法”。(《虚云和尚开示录》第2页)。或者“如人说拜佛好，即便拜佛；人说念佛好，即便念佛；人说看经好，即便看经；人说参禅好，即便参禅；人说朝山好，即便朝山。终是随人口转，或是随人脚转，直许空过光阴，正是法门胡混”(《来果禅师语录》卷二《参禅普说》，第143页)。他们认为，要想真修佛道，就必须“总在一门深入，历久不变”(《虚云和尚开示录》第26页)，万万不可朝秦暮楚。虚云法师甚至明确地提出了“以一门为主，余宗为助伴”的修持观点。

　　虚云法师指出，佛门妙法虽多，对于修行人来说，只能选择与本人能力和兴趣相应的法门来修持，即“以此一法为正，余法为副。专门修学，行坐住卧，不离本宗”。(《开示录》第14页)。他认为，我们只能选择一种法门而不断深入下去，不可分心，也不可退转，要象老鼠啃棺材，但从一处用力啃，方能嘴破棺材，多处用力，白耗精力。因此，修持佛法之人，“若欲旁通余宗，自须识其主伴。禅宗的行人，便应以禅宗法门为主，余宗教理为伴。净土宗的行人，便应以净土宗法门为主，余宗教理为伴。律宗、密宗亦复如是，方免韩卢逐块之弊”(《开示录》，第23页)。在他看来，“识主伴如行路知方向”(同上)，修行人切不可迷失方向、无所适从而胡乱修行。

　　来果禅师更强调修持佛法之人，贵在专一，而不行他法。他指出，如果参禅人又带持诸咒，直使咒无灵验，且禅亦难通。“一脚踏两路，终须失脚落水，落水即空过也”(《语录》卷二(参禅普说》，第210页)。他还指出，“有坐参禅行念佛者，有行参禅持咒者，有用参禅求雨者，……终非正眼利人，亦非正眼行道”(同上)。佛教世人的悟心诸法门，之所以有难与易、直接与间接之分别，就在于修持人“专门与否”。若“能行这一法，终身不行他法，不生别念者”，终能得法而成佛(同上)。他甚至明确地指出：“我佛大法，以明心为主体，以专门为正行”(同上)。这个“正行”，对于来果来说就是参禅。因为在他看来，与其他诸法门相比较而言，只有禅宗一门是自利利他的，因而他说；“独禅宗旨趣，为诸佛母，为万法师”(《语录》第28页)。“为人天范者，唯禅宗为最”(同上，第4页)。因此，“法门最上是宗门”(同上，第488页)。“学佛学祖首参禅”(同上，第495页)。若问“何法修行最为精，指归禅悦首当亲”(同上，第513页)。他也因此终身“独倡宗门微笑旨”(同上，第495页)。

　　来果禅师在强调佛说诸法妙门平等，反对专修禅，提倡多闻经的同时，并没有因此而主张诸法共行，而是坚决反对“修一切杂行”(《语录》第143页)，主张“以明心为主体，以专门为正行”而“独倡禅门”，正反映出了其禅佛教思想的鲜明特点。他也正是以此为指导思想来振兴高禅寺的。高寺在民国初期虽然以参禅为主导，也有过念佛、有过持咒，但是到了40年代，则已是以禅宗为专门了。“尽人来寺，只许坐香，为接人利器，其他闭关、般舟行、念佛七、持午、讲经、学社、学戒堂、大小经忏佛事及焰口等等，概与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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