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这对禅宗，乃至于佛教的生存和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普请法的实施使禅宗在经济上确立了自给自足的地位，摆脱了佛教的经济依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佛教僧侣的一些不利看法。也为禅宗后来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从而走向农禅合一的新型佛教修行观。

　　《禅门规式》的深远意义，《宋高僧传

　　怀海传》说：“天下禅宗，如风偃草，禅门独行，由海之始也。”〔190〕从此禅宗迅速传播发展开来，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不仅僧众云集，且为士大夫向往之所。从清规中可以充分显示佛门僧团伦理与封建世俗伦理结合的宗纲，以至于宋代理学大师程颢偶游定林寺，叹“三代礼乐，尽在此矣！"〔191〕怀海的《禅门规式》，实际上是佛教戒律和儒家礼乐制度结合的产物。宋初赞宁曾将它与儒家礼乐征伐加以比拟，〔192〕后出的《咸淳清规》之《序》也说：“吾氏之有《清规》，犹儒家之有《礼经》。”〔193〕可见古人也早已有此共识。

　　这样，百丈怀海订立的清规，建立了中国的丛林制度，确立了中国佛教戒律的独特性走向：不主枯寂地坐禅，奉戒苦行，而是要在活泼的生活中去“触类见道"，以入世方式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其道德理想、解脱目标，即把佛门的伦理思想、修持规仪、解脱宗旨付诸于“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现实的富有生机的修行和生活中。改变了以往的修行方式，从原来执著于坐禅，扩大为生活中无所不在的生活禅。同时使禅宗免除劫难而进入黄金时代。在唐武宗“会昌法难”后，禅宗能延续甚至光大，这与《百丈清规》为禅宗制定的自主的制度、自养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分不开的。

　　在新的丛林制度依托下，百丈禅以百丈山为基石，迅速向四周传播，最北传至河北，最南达于越南，而以发源地江西为大本营。有关怀海的弟子，《景德传灯录》载其弟子三十人，以沩山灵、黄檗希运为上首，大多分布在江西、湖南、浙江、福建和江苏各地。灵至江西参谒百丈怀海，为上首弟子，于此顿悟诸佛本怀，遂嗣百丈之法。宪宗元和末后，栖止湖南潭州大沩山，山民感德，群集共营梵宇，由李景让之奏请，敕号“同庆寺”，于是禅侣辐辏。“会昌法难”之际，灵隐于市井之间，至大中元年(847)复教后，才返回故寺说法。住山凡四十余年，大扬宗风，世称沩山灵。灵为接引学人而设三种机法，即想生、相生、流注生，〔194〕使证得佛智，达自由无碍之境地。他与其弟子仰山慧寂创立沩仰宗风。灵经营的大沩山，代表了南方禅宗的典型结构：一方面居山聚徒，自给自足，自为纲纪，常住人口达到一千五六百人，比百丈怀海的规模还大，为当时僧俗普遍注目；另一方面，他又密切与官府与文人的关系，争取从地方到中央各级官吏的支持，获得合法地位，增强社会影响力。这样，使得他在“会昌法难”后，能够经营起一对庞大的僧团，使禅僧安居，同时又给在动乱中的一些流亡者以自食其力的机会，这样就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保持僧团的稳定与发展。

　　黄檗希运主要是继承马祖道一的“即心即佛”的思想，力倡“心即是佛”，提出“无心是道”的主张。他特别强调在实际生活中“无心”的作用，他说：“终日吃饭，未曾咬着一粒米；终日行走，未曾踏着一片地。与么时，无人我等相，终日不离一切事，不被诸境惑，方名自在人。”〔195〕认为只要在一切时中行住坐卧，但学无心，不起分别，不著一切相，亦无依倚，亦无住著，方名解脱。希运的禅法施设对象重在上根弟子，中下机者莫窥其涯，所以他的法嗣只有临济义玄、睦州陈、千顷处南等十二人。其中以临济义玄最为特出，他承接马祖、怀海、希运以来打、棒、喝等为接机的方便，开创临济的宗风。

　　而继承百丈山宗业者，便是称为“第二百丈”的涅和尚，他善讲《涅经》，是以名之。他秉承百丈劳动即禅行的宗风，在劳动施行禅行的教导。曾用“汝与我开田了，我为汝说大义”〔196〕的方式，教育学生。怀海的另外两个弟子大安与神赞将怀海禅法传入福建。大安得怀海“骑牛至家”的保任功夫后，就不再他求。时灵在沩山创建道场，他曾躬耢助道，从劳辅佐。其后在闽城弘化二十余载，于黄檗寺示疾而终。神赞行脚遇怀海而开悟，却回福州大中寺，度化其受业师，倡百丈宗风，奉行“灵光独耀，迥脱根尘……但离妄缘，即如如佛”的禅法纲要。怀海的禅法，经由大安与神赞的弘传，福建禅风因此而大盛。

　　和安通将怀海禅法传入越南。他的性格温厚寡言，而又通晓各种知识，是以又名无言通。〔197〕他曾依怀海为弟子，在数年之间致力习禅。唐元和十五年(820)到越南，因仙游人感诚之请，在北宁建初寺开创以感诚为第一祖的无言通派禅宗，宣扬怀海的南宗禅。此派在越南递相传承，至今仍是越南禅宗的主流。〔198〕

　　怀海在马祖道一的基础上，一方面将洪州禅全面发展开来，另一方面，在马祖开辟的丛林基础上，模仿世俗生活方式，把传统儒家思想转化为禅的礼仪规范、寺院生活准则和禅学授受原则，使禅的中国化步伐更为坚实有力。怀海出于对中国宗法制社会和佛教前途命运的认识，确立禅门规式，使禅宗有了自己坚实的基础，无论在思想与经济上都具备了独立的能力。总而言之，百丈怀海禅师创制的禅林清规，使禅宗的体制更加中国化，对禅宗自身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儒者每以“内圣外王”作为毕生努力之目标，内以修身，外以治国平天下，己立而立人，己达而达人。在这点上，禅者与儒者的见解趋于一致。禅者内以“勤修戒定慧，息灭贪痴”为修己功夫，外则开创出利生弘法的事业及功德。以百丈怀海而言，他修学禅法，系致力于内圣的修己功夫，禅法的弘传与丛林制度之建立，则是其利生弘法的事业及功德。

　　百丈禅法流布大江南北，其清规普施于日本韩国。怀海门下人才辈出，禅法之弘传，遂分化为不同的宗派，其禅海汪洋，对后世之影响，昭然可见。怀海的影响与地位，就禅法而言，他上接马祖禅法，又源源不绝将禅法弘传于世，发挥了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萨精神。他制定清规，建立丛林制度，成为寺院僧团规范，对佛教教团贡献很大，是另一种弘法利生的祖师风格的具体表现。怀海禅法与清规传遍海内外，使后世人们得修清净无染的正法，从我执法执的烦恼苦海中解脱，使宣扬佛法的僧团梵行久住，为有心向道的人士提供教法传法的师资，这无疑是更为深远的利生事业。

　　综上所述，怀海禅师无论在禅法思想上还是修行实践及对弟子的教育方法上，都有其独特的理路和风范。他的禅法既简捷明了，含有谆谆利导的正面启示，同时又具深藏禅机的灵活作法，是多用直指而少用折妄，多用直显而少用葛藤。其思想质朴自然，使得他的农禅气息和在动乱岁月中保持“山林佛教”的特色，在浊世中永驻，保持清醒的风格。而在禅门教育上，接合儒家的礼仪，创制一套禅门规式，使得禅僧生活修行有序，有一个用功办道的场所，将生死交给禅堂，磨砺身心。如果说道一从思想方面开辟了禅学新时代，那么怀海则从实践方面保证了禅学的发展。“别立禅居"、“行普请法"、“法食双运"的修持生活，昭示了禅门独特的僧团伦理内容及中土佛教行菩萨戒法、不舍世间、信仰与生活融合的特色。

　　禅宗丛林之所以能维持千百年，不是单靠丛林的清规制度，而是以“大众参究，互相警勉的力量，作为禅宗内在活力之来源”〔199〕。也就是说，禅宗丛林是靠大众精进禅思参究的力量，把大家凝聚在一起，而非以戒律或清规制度为基础。清规有其不可磨灭之价值者，在于使僧团成为一个大熔炉，怀海门下人才之盛，可为明证。“会昌法难”之后，禅门仍能独立门庭，实非仅限于经济生活的自立，大量优秀禅僧的陶铸，亦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当精进禅思的风气一旦消失时，这股凝聚大众共修，互相警策，统理大众，令僧团和乐清净的力量也就瓦解了。

　　“禅，从纯粹印度之冥思修定，到中国文化土壤中孕育出中国佛教之特质——禅宗，在对佛法之体认上、在开悟的方法上，中国祖师的般若智慧闪耀着异样的光芒。尤其是怀海禅师开创性的禅院清规，更使禅众的寺院生活更深刻地中国化了。”〔200〕到此不仅从思想形态上，中国禅师以特异的手法来掌握印度佛教的心髓，而且在禅众的生活方式上，也以异于印度的新面貌呈现出来。佛教得以在中国延续不绝，这两种因素是不可忽略的。

　　时至今日，我们更应本着祖师的原意，立制的本怀，针对当今僧团的种种问题和积习，去探索思考。僧团本是一个大熔炉，是锻炼和陶铸学僧身心意志的场所，如果把规制当作一种形式操练，那么就图有虚表，失去其真实的意义了。百丈丛林制度建立的前提，在塑造一个适合修道实践的道场，而非在出世的僧众中，又成立一个世俗化、有制度有组织的生产机构。后世不了解百丈丛林制度乃是为修道实践而设，一味增修繁琐的条文规章，终日忙于丛林内的大小事务，反而不能实现当初踏入丛林志求佛道的初衷，也违背了怀海设制清规的初衷。现今有些寺院和僧团只重在名闻利养上用心，在教育上不因材施教，失去原有师徒之间那种互相激扬酬答的灵活方式，变成一种僵硬的教育方式，又怎能直示心性，开启学人的性光！禅宗发展到后世，没有智慧的流露，一些禅僧离开禅宗的本来宗旨，片面强调不用语言文字，盛行模仿及至效颦的形式主义，动辄棒喝交驰，拳脚相加，致使禅风日渐庸俗和败落。所以后来形成“狂禅”，乃至到了宋代大量“文字禅”的出现，使禅宗失去原有的风貌，没有了唐代那种自然质朴纯真的禅风，以及禅师那种高深的智慧、宽阔的胸襟和气势，令人感叹！俯首深思，我们仰视怀海禅师的高深的人格与慈悲的精神，本着禅师的无穷智慧启迪…

《百丈怀海的禅法思想及其丛林清规(释若宽)》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