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住处生起安居心，一脚踏入界内即成安居，不约对首安居之文判断成否；于所住处没有五种过失：1、离聚落太远，乞求难得；2、离城市太近，防修道业；3、多有蚊蚁咬啮行者，或僧众踏伤彼命；4、没有依止的五德人。五德谓：未闻令闻、已闻令清净、能为决疑、能令通达、除邪见得正见；5、没有施主施予饮食汤药28。
《五分律》、《十诵律》亦云酬量无难才可以于中安居，才能成办安居之事29。总之，安居一定要如法如律，安居所依之住处，不能是命梵难处，并且要有具德明律之人依止。如上所言，远离五种过失方可。
2、分配房舍
若非别住，于僧中安居，尚有分房舍法。在律中“分房舍法”亦别列一品，是为“分房舍犍度”30。“安居犍度”中也列有分房舍及修治法。以出家有先后，夏腊有高低，故分配房舍亦按上中下座法，以显次第无乱。
夏安居分房与春冬分房尚有差别。若春冬之房，上座来，下座应把好房让与上座，是为恭敬之法。而夏房以安居故，不得随意迁移，所以上座来，下座不需要避于他处。其中分房法广如《四分律》卷三十七及卷五十中明。
义净法师在《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二中记载了当时那烂陀寺安居分房的情况：
未至夏前预分房舍，上座取其好者，以次分使至终。那烂陀寺现行斯法，大众年年分房舍，世尊亲教，深得利益。一则除其我执，二普照僧房，出家之众，理宜须作。然江左诸寺，时有分者，斯乃古德相传，尚行斯法。岂容住得一院，将为己有，不观合不，遂至尽形。良由上代不行，致使后人失法。若能准教分者，诚有深益。31
“世尊亲教，深得利益”，“若能准教分者，诚有深益。”善分春冬夏房，息其不满之心，又能将护僧房，对十方僧众及住持僧团都有利益。所以作执事者，必须深入律藏，才能如法正确地执行僧法，从而完善僧制，成就六和僧团，亦令诸行者安心修学，成办道业。
三、安居期间之修学
安居缘起虽为避免世人讥诃，但究其实益，莫若说安居之目的是为了策修。若佛不制安居，钝根下智之人，必然终日身心驰散，荒废道业，空耗人身。所谓“心安则道隆”，故佛陀以大悲大智，制令五众于三月中精进办道，出世道果可期。
《盂兰盆经》中记载，比丘安居之中“或在山间禅定，或得四道果，或在树下经行”32。《四分律藏》中亦云：“五夏以前专精戒律”， 可知佛世时以习禅为主。而戒律是僧人行持的轨则、僧团的共住规约，以“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故半月说戒，平常日用中即严净毗尼，毁犯则立即发露忏悔，还复清净。戒律传入中国以后，安居之法随戒律的传播与弘扬而开始实行。安居中或习律、或习禅。
(一)习律
益大师云：
唐宋以来，有禅讲律寺，初出家多学戒律，律有得则以律名家，无得则习讲参禅，但舍微细戒不舍重戒性戒也。后有径投禅教者，此即乘急戒缓，然亦护根本五戒，断无毁重之理。33
所谓“乘急戒缓”，意即仅护根本五戒及性戒，而先习于宗门教下，若有所得，再返回补学戒法，非不学戒，依个人根性而定。这是祖师大德深明律义，而权巧开遮，内怀惭愧，绝不敢轻视佛金口所言，亦不忘“以戒为师”之慈训。故云：“ 律门衰败，大法并危”34，其重律可知。
又云：
五夏以前专精戒律，专精者岂徒著衣钵而已。……律中第二要务，在洞明二百五十戒开遮持犯之致。否则二六时中，既挂比丘名，当结无量罪。言之骇闻，思之丧胆。35陶静 “五夏以前专精戒律”，可知结夏安居前五年中要专研戒律，了达开遮持犯，这样才能做到律为己用，非律缚己。用戒法自我庄严，把戒律作为修学佛道的阶梯，广度众生的工具，如此才不会辱没比丘、比丘尼的美名。
(二)坐禅
禅又名禅定。禅为梵语dhyāna之音译；定为梵语samādhi之音译。禅与定皆为令心专注于某一对象，而达于不散乱之状态。禅又作禅那、驮衍那、持阿那，意译为静虑、思维修习、弃恶、功德丛林，是寂静审虑之意；定又名三摩地、三昧等。
佛世时的禅定主要是五停心观、总相念处、别相念处等诸小乘禅法，诸典籍中最常见的即是持息念与不净观的修法。因为佛道修行之纲要为戒定慧三学，持戒清净始可得禅定寂静，禅定寂静始能得真智开发。
藕益大师云：
律中第一要务在常一其心、念无错乱，谓依四念处行道也。四念处慧，佛法总关；无念处慧，著袈裟如木头幡，礼拜如锥上下，六度万行皆同外道苦行，无与真修。若依念处行道，则持戒功德现能获四沙门果，乃至圆登十地克获无难。
安居五夏之中虽说专精戒律，但并不与四念处禅观相违，二者可谓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四念处可令行者“常一其心，念无错乱”，身心世界平静和谐，住于现法乐住之中。这样可以了解痛苦的本质(苦谛)，明白出离痛苦的方法(道谛)，从而遵循修行之道，导归灭谛36。
禅定为佛教之主要修行，故大小乘经论皆广为说示，种类亦繁多。修者可以随师指导，此不赘述。
(三)经行
经行梵语为cakramana，巴利语为cakamana。意指在一定的场所中往返回旋之行走。通常在食后疲倦时，或坐禅昏沉瞌睡时，即起而经行，为一种调剂身心之安静散步。据《大比丘三千威仪经》卷上所载，适于经行之地有五，即：闲处、户前、讲堂之前、塔下、阁下。另据《四分律》卷五十九所说，时常经行能得五利：(1)能堪远行；(2)能静思维；(3)少病；(4)消食；(5)于定中得以久住。37
《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三云：
道俗多作经行，直去直来唯遵一路，随时适性，勿居闹处；一则痊疴，二能销食。禺中日籦即行时也，或可出寺长引，或于廊下徐行。若不为之，身多病苦，遂令脚肿肚肿，臂疼膊疼。但有痰喑不销，并是端居所致；必若能行此事，实可资身长道。故鹫山觉树之下，鹿苑王城之内，及余圣迹，皆有世尊经行之基耳。……经行乃是销散之仪，意在养身疗病，旧云“行道”，或云“经行”，则二事总包，无分泾渭。遂使调适之事久缺东川，经云：“观树经行”。38
经行,亦名行道，其不仅可以调节身心,亦能疗治众病,是禅定的有利增上缘,故世尊亲示经行,灵鹫山下，鹿苑园中,皆有世尊的足迹。
(四)余修学之法
安居中的修学，如前所举，亦“互诵说经典，讨论律制，并对各自疑问进行交流”讨论等。
此外，教典的结集、整理、翻译均借助于僧人安住一处而完成。团体凝聚的力量，可以碎金。可见安居之法可以成就自行，重振持律之风，令佛法普及光大。
总之，九旬结夏安居，加深了比丘们自身的修养，促进了团体生活的发展。说戒、自恣等法的制定，又为比丘僧团的律制健全提供了契机。安居行法也逐渐改变了比丘的生活形态，使僧人由行脚云游之散僧而聚集成团体，这样更有利于僧团的发展、僧伽教育及僧人学修等僧事的开展与外出弘化。
四、律学之现代意义
安居是律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从安居法可以看到律学的重要 。律学作为佛教三学中的一门发展到现代，更应该发挥其与当代相适应的作用。故再对戒律的现代意义发表一点看法。
佛法在世间，利益世间，所以必须考虑与时并进的问题。然佛门僧侣于众多微细戒条不能持守，由来已久。早在佛陀入灭不久，诸大弟子们即为了微细戒可舍与否的问题发生了歧义，使僧团失和。第二次结集也是因为大众部受持金钱，而上座部主张不得捉持纳受钱宝，由戒律问题产生争议，因此而发起结集。并导致僧团愈加分裂，最终达二十部、五百部之多。陶静佛教传入中国以后，道宣律祖“因地制宜”，顺应中国人喜大厌小之根性，会通大小乘律典，阐扬戒律，创立律宗，使得大小乘律统一，为当时的教团所接受。后来因为灭佛因缘及南禅兴起，故有百丈禅师创出富有中国特色的丛林制度，其与戒法同行，使得唐宋佛教得以存留，并日益昌盛。时至明末，佛门衰败，“贬戒为小乘，忽持戒为执相” ，“已无人学毗尼”，甚至“律之一宗扫地矣”39！虽有佛门诸大德如古心如馨律师、
益智旭大师等的大力提倡，但戒律学也只是一度复兴，不久又进入寂静。近代虽有弘一大师、慈舟大师、太虚大师、印顺导师等佛门泰斗的弘扬，但仍然无法重振重律之风。目前僧团虽已呈现出重律之象，然亦多破律仪，所以戒律的随方性是值得思考的。
韩非子说过：“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40，这条原则适用于任何规范领域。佛陀制戒，原意在“摄僧”，治理僧团，以住持正法。佛陀在世时曾说：“虽是我所制，而于余方不以为清净者，皆不应行；虽非我所制，而于余方必应行者，皆不得不行。”41由此可知，佛陀最初之意，戒律作为佛教规范是应该有“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之弹性的。
所以印顺导师说：“佛教是适应一切、遍入一切而引人向上，并非打倒一切，而标榜死定的法制向全世界去强力推行。”42又云：“佛法的思想、制度流行在世间，就不能不受着“无常”演变法则所支配。若把它看成是一成不变的东西，或者以为佛世可以变异，后人唯有老实遵守，说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推之百世而可行”，或以为祖师才能酌量取舍，我们只有照着做，这就违反了佛法——“诸行无常”法则。”43
所以戒律欲与时代同步前进，就要考虑到其适用性，这是发扬戒律的先决条件。但是，任何凭空取舍戒法都是错误的，戒律的适用与否不能凌空大言、无的放矢，而是必须深入律藏，根据每条戒的制意、缘起、戒相、开缘等内容去逐条地、具体地研究才行。所谓“理可虚求，事难会通”，只有让每条戒了然于胸，临事于前，才能做出合于律制的判断。
总之，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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