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
三
《禅林宝训》自产生以来，就受到历代丛林、学者的高度重视，出现了五种古注本。《禅林宝训》以“削势利人我，趋道德仁义”为思想主旨，为出家学道者在敦品、励道、志学、应事、宏法、临众等各个方面提供了实践“龟鉴”。《禅林宝训》所记载禅僧尊宿的教化丛林、垂范后世的嘉言义行，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宗教价值和思想价值，因而它受到宋、元、明、清几代丛林高僧大德的重视，成为丛林僧伽教育的范本和僧众日常践履的“龟鉴”。但由于《禅林宝训》“文约义丰，事多博涉”［41］，对于初学者而言，“不无留阻”。因此，不断有人对《禅林宝训》进行注释。历史上出现了流传至今的《禅训音义》、《禅林宝训合注》、《禅林宝训拈颂》、《禅林宝训顺硃》、《禅林宝训笔说》五种古注本。
流传至今的第一种古注本《禅林宝训音义》一卷，由明代比丘大建于“崇祯乙亥仲春三日”即1635年2月3日校注完成。以后出现的几种《禅林宝训》古注本，基本上都参照了《禅林宝训音义》，只是注解内容详略不同、注解诠释方式有所差异，而由比丘大建校定的《禅林宝训》原文，都没有改变。现存的第二种古注本是《禅林宝训合注》四卷，由清代顺治庚寅年(1650)武林净慧居士张文嘉校定，张文宪参阅，实际上由兄弟俩共同完成。第三种古注本是《禅林宝训拈颂》一卷，由顺治甲午年(1654)春，临济正宗第三十二世武林慧云禅寺住持袖翁行盛撰，超记录，门人张文嘉、顾如晋同校。第四种古注本《禅林宝训顺硃》四卷，由清代康熙戊午年(1678)四川重庆华岩的德玉长老所撰。第五种古注本《禅林宝训笔说》三卷，由清代康熙丙戌年(1706)湖南衡阳西乡云峰寺智祥禅师所作。上述五种古注本都被收入《续藏经》第一辑第二编第十八套。
《禅林宝训》被教界、学者或誉为“真为万世师法”，或誉为“足与儒家《近思录》诸篇相表里，诚释门之龟鉴而衲子之楷模”，或誉为“佛教之有《宝训》，犹圣教之有四子书”，或誉为“足以与《宋儒学案》比美千秋”。《禅林宝训》虽然流传于丛林教界，但长期以来，教界因某种原因而对它知之不广、研之不深。《禅林宝训》虽然受到丛林教界的高度重视，然而长期以来，《禅林宝训》并未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和研究，一般的禅宗思想史往往没有提到它，这与《禅林宝训》实际的历史地位和独具的思想价值极不相称。很多教外人士包括一部分佛教学者，对佛教丛林乃至现代人生有着重要价值、意义的禅林宝典，缺乏足够的、系统的了解和比较深入的学理研究。当代学者徐小跃所撰的白话今注本《禅林宝训释译》(台湾佛光出版社1997年版)，通过“题解”、“源流”等注解方式，从中国禅宗思想史的角度，第一次以现代学术的眼光对《禅林宝训》进行了学理层面的初步探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教界、学界对它知之不广、研之不深的缺陷。但是，徐氏的《禅林宝训释译》因注释体裁的限制，从严格整体意义上讲，并不是对《禅林宝训》的完整、系统研究，它对《禅林宝训》的有些问题还没来得及作广泛深入的分析，在一些方面只是指明了给人富有启发意义的方向。尽管徐氏对《禅林宝训》的分析是一种粗线条的，徐氏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讲，还不够真正完全深入，但为后来学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条富有启发意义的思路。从一定意义上讲，如果忽视《禅林宝训》的思想价值，就无法真正做到客观、全面地评价宋代禅学。从佛教中国化和禅宗思想史的层面去揭示《禅林宝训》的思想内涵、在宋代禅学中的历史意义及其当代价值，无疑是禅学研究领域里的一项不可或缺而富有重要意义的工作。
［1］净善《禅林宝训序》。
［2］比丘大建《禅林宝训音义序》。
［3］《佛祖统纪》卷四十四，《大正藏》册49，页406。
［4］《佛祖统纪》卷四十四，《大正藏》册49，页403。
［5］《佛祖统纪》卷四十四，《大正藏》册49，页403。
［6］《佛祖统纪》卷四十四，《大正藏》册49，页406。
［7］石介《徂徕集》卷十五《答欧阳永叔书》。
［8］石介《徂徕集》卷五《怪说下》。
［9］《孙明复小集·儒辱》。
［10］《佛祖统纪》卷四十五，《大正藏》册49，页410～411。
［11］参见徐洪兴：《思想的转型——理学发生过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7页。
［12］《李觏集》卷二十三《郡武军学置庄田记》。
［13］陈舜俞：《镡津明教大师行业记》，《大正藏》册52，页648。［14］据《横渠先生行状》，范仲淹劝张载弃军事读《中庸》：“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据《困学纪闻》卷十五，“本朝名节，自范文正公”。足见范仲淹重视正统儒家的“立德”观念。［15］《朱子语类》卷一二九《本朝》。
［16］《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二。
［17］《临川先生文集》卷二十九《礼乐论》。
［18］绍兴元年，宋高宗诏赠程颐直龙图阁，并制词略曰：“周衰，圣人之道不得传。世之学者，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求之
亦孰从而听之
尔颐潜心大业，高明自得之学，可信不疑。而浮伪之徒，自知学问文采不足表现于世，乃窃借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实奔竞。使天下之士闻其风而疾之，是重不幸焉。朕所以振耀褒显之者，以明上之所与在此而不在彼也。”(《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道学崇黜 》)［19］绍兴十五年(1145)，宋高宗“敕天下僧道始令纳丁钱，自十千至一千三百，凡九等，谓之清闲钱，年六十以上及残疾者听免纳”(《佛祖统纪》卷四十七，《大正藏》册49，页425)
［20］宋高宗谓侍臣曰：“朕观古者人主，欲除释老二教，或毁其像，或废其徒，皆不及久，往往愈炽。今不放度牒，则自可渐销而制胜。”(《佛祖统纪》卷四十七，《大正藏》册49，页425)
［21］《佛祖历代通载》卷四十七，《大正藏》册49，页425。
［22］《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五，中华书局2000年版。
［23］美国汉学家刘子健分析认为，南宋时期的精英文化“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怀旧和内省，态度温和，语气审慎，有时甚至是悲观”，“在本质上趋向于内敛”。(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赵冬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24］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丙编》卷五，中华书局1989年版。［25］《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三《答林择之》。
［26］《缁门警训》卷七，《大正藏》册48，页1076～1077。
［27］《宗门十规论·护己之短好争胜负》。
［28］《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二十四，《大正藏》册47，页913。［29］《禅林宝训》卷三，《大正藏》册48，页1034。
［30］《禅林宝训》卷二，《大正藏》册48，页1026。
［31］《禅林宝训》卷三，《大正藏》册48，页1033。
［32］《禅林宝训》卷四，《大正藏》册48，页1036。
［33］《金石萃编》卷一四七。
［34］“看话禅”的渊源一般追溯到黄檗希运那里(见《传心法要》)，甚至五祖弘忍那里(论者潘桂明说：“如果追溯看话禅的禅学渊源，笔者认为它最早出现在弘忍的思想中。”见潘桂明：《中国禅宗思想历程》，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487～488页)。大慧宗杲的看话禅应该主要受五祖法演禅师的影响。在宋代，五祖法演实际上已开始提倡“看话禅”，《禅林宝训》对此有所透露、反映。《禅林宝训》卷二记载灵源惟清谓佛鉴清远一段话：“凡接东山师兄(按：五祖法演)书，未尝言世谛事，唯丁宁忘躯宏道，诱掖后来而已。近得书云：“诸庄旱损我总不忧，只忧禅家无眼。今夏百余人，室中举个狗子无佛性话，无一人会得，此可为忧。”至哉斯言!”(《大正藏》册48，页1023)《禅林宝训》只有此一处提到“看话禅”，且无提及大慧宗杲的看话禅，足以说明《禅林宝训》并不提倡看话禅。
［35］台湾惠空法师在检讨中国历史上的禅、净关系时说：“就历史事实看，禅宗从宋、明、清逐渐由盛而衰，到了民国更是没落；净土宗则是在禅净融合中为大众所接受，尤其到了二十世纪末的台湾，更可说是一片兴旺的景象。”但是“若将来仍然朝这样的方向发展，对佛教而言，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过于崇尚他力的思想，会与佛法觉性的召感、显现之本质有所偏离”(惠空：《从禅、净兴衰思考中国佛教之未来》，《佛藏》1999年第15期。)。
［36］《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九，《大正藏》册49，页668。
［37］《净土传》在元丰年间(1078—1085)被增为四卷，至绍兴二十四年(1154)被增补为八卷，并易名为《宝珠集》。参见《佛祖统纪》卷四十七，《大正藏》册49，页427。
［38］《佛祖统纪》卷四十五，《大正藏》册49，页412。
［39］赖永海《中国佛性论》，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310页。［40］如佑《禅林宝训序》，《禅林宝训合注》卷首。
［41］比丘大建《禅林宝训音义序》。
《《禅林宝训》引论(蒋九愚)》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