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宋高宗是在尊儒排佛的儒学复兴运动取得相当广泛影响的历史条件下去发表自己的儒佛观。事实上，从南宋高宗起，学术思想的重心已转移到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内圣外王”的道德理想主义一路，在思想本质上更加“趋向于内敛”［23］。至南宋，程朱理学在学术思想文化领域里取得了广泛的影响并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主流。“盖至于今，士非尧、舜、文王、周、孔不谈，非《语》、《孟》、《中庸》、《大学》不观，言必称周、程、张、朱，学必曰“致知格物”，此自三代而后所未有也，可谓盛矣。”［24］程朱理学的兴盛，在相当意义上意味着中国佛学发展的障碍，因为批判佛教、明儒释之别，始终是程朱理学的一条思想宗旨。朱子曾说：“程氏之门，千言万语，只要见儒者与释氏不同处。”［25］这种看法既符合程氏本意，也符合朱氏本意。 上述从历史的层面分析了宋代儒学复兴的大致情况，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整个北宋学术思想界出现了以复兴儒学为旨趣的众多学派，他们各自从不同角度去凸现和重建儒学的普遍价值和信仰，尽管他们的思想进路和哲学路线不尽相同。特别是，二程理学发展到南宋朱熹那里，在理论上已完成了儒学价值的重建并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整个宋代，重建社会政治秩序和道德伦理秩序，确立儒家价值和信仰权威，适应了当时加强中央专制主义集权需要的历史要求，不管北宋是以“外向”为特征，还是南宋以“内向”为特征。由于儒学的复兴，在实践意义上意味着对佛教的批判，所以宋代有一大批高僧大德面对儒学的复兴运动和孔子人伦之道的日益提升，他们不得不主动适应这一历史要求，从佛教的立场上对儒学复兴运动作出自己的回应，发表自己的答案——那就是在思想上援儒入佛，强调儒佛融合、会通。宋代许多高僧重视《中庸》、《孟子》等儒学复兴运动所提倡的经典。宋代天台智圆法师和明教契嵩禅师在儒佛融合方面、在佛教伦理化方面，在当时佛教界具有重要影响。特别是，由妙喜宗杲和竹庵士圭两位禅师共同结集的《禅林宝训》，充分吸收、融合儒家道德伦理，以“削势利人我，趋道德仁义”为思想本旨，提出了“道德乃丛林之本”这一禅宗之重大历史课题，在实践上为重建丛林的道德伦理秩序和宋代新禅学作了切实的努力，在中国禅宗史上乃至中国佛教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

　　《禅林宝训》的编集，一方面是对宋代儒学复兴运动之时代挑战的积极回应，另一方面是扶救佛教末法之弊、振兴宋代丛林的内在客观需要。禅宗自惠能以后至马祖道一的时代，禅僧之宗教腐败已比较明显，许多禅僧口头上大谈“触目是道”、“举足皆是道场”，在实践上“贪名爱利，汩没世途”，其道德品质不如一个博地凡夫。马祖道一的弟子汾州无业禅师揭露和批判当时的丛林现实：

　　诸佛不曾出世，亦无一法与人。但随病施方，遂有十二分教……为破执有滞空之见。若不会道及祖师来意，论甚么生肇融睿

　　如今天下解禅解道，如河沙数；说佛说心，有百千万亿。纤尘不去，未免轮回；思念不亡，尽从沈坠。如斯之类，尚不能自识业果，妄言自利利他。自谓上流，并他先德。但言触目无非佛事，举足皆是道场。原其所习，不如一个五戒十善凡夫。观其发言，嫌他二乘十地菩萨……只如野逸高士尚解枕石漱流，弃其利禄，亦有安国安民之谟，征而不赴，况我禅宗途路且别

　　看他古德道人得意之后，茆茨石室向折脚铛子里煮饭吃，过三十二年，名利不干怀，财宝不为念，大忘人世，隐迹岩丛，君王命而不来，诸侯请而不赴，岂同我辈贪名爱利，汩没世途如短贩人……可不如一个博地凡夫。［26］

　　至唐末、五代，丛林腐败并未得到遏制，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法眼文益禅师批判当时丛林禅僧“诳惑于缠蚕，咀嚼于屠贩。声张事势，矜托辩才。以讦露为慈悲，以佚滥为德行。破佛禁戒，弃僧威仪”［27］。至宋代，随着禅宗的全面世俗化，“破佛禁戒，弃僧威仪”之风，弥漫整个丛林界。宋代大慧宗杲禅师批评“近世学者，多弃本逐末，背正投邪。只以为学为道为名，专以取富贵张大门户为决定义”［28］。针对宋代丛林“戒律不持，定慧不习，道德不修”［29］的丛林腐败之风和“各徇私欲，大堕百丈规绳”［30］的窳烂行为，成书南宋初年的《禅林宝训》积极阐述“道德乃丛林之本”的禅修理念，强调尊道德去势利，并对丛林住持提出了尊贤敬能、以“众人心为心”等一系列的道德伦理要求。上述这些既是受儒家伦理的积极影响，也是佛教伦理自身的客观要求。在修心之道方面，《禅林宝训》不仅继承了传统佛教止观定慧及惠能禅宗无心、无念的禅修方法，更重要的是突出了道德伦理在禅修中的地位和作用。《禅林宝训》这种禅修伦理化的思想倾向，既适应了宋代儒学复兴运动的时代潮流，也是禅宗心性化完成之后的理论必然趋势，更是因为扶救当时丛林“不修道德”的末法之弊。

　　从禅风的演变来看，禅宗从最初的“藉教悟宗”，演变为惠能的“不假文字”。惠能以后，禅宗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口号下，禅风往机锋、棒喝方向发展，因为“说似一物即不中”、“拟思即差”，要通过语言文字、逻辑思维去直接表达禅理、禅意，体现禅机、禅境几乎是不可能的，结果禅师们留下了大量的“公案”。至宋代，参究“公案”成风，在“不立文字”的前提下，祖师们在阐释公案时只好“绕路说禅”，或拈古，或颂古，或评唱，或击节，不一而足。在文字禅风盛行的宋代，参禅学道者往往“不顾道德之奚若，务以文彩焕烂相鲜为美”［31］，只追求玄巧荒邈的语言文字，背弃了禅宗明心见性的解脱宗旨。《禅林宝训》坚持“教外别传之道，至简至要”［32］的“不立文字”的祖师禅原则，对宋代文字禅的兴起历史过程进行了分析，而且对专尚语言以图口捷、以语言文字为至道的文字禅流弊进行了批判，试图建立和恢复简朴平易、浑淳大全的禅风。要而言之，《禅林宝训》反对宋代禅学流行的“贵机用、唯棒喝、可语言”［33］的禅风禅弊，提倡一种辞章简易、言约义丰、文理优游平易的新禅风。为救文字禅之流弊，宋代丛林还流行宏智正觉禅师的“默照禅”和大慧宗杲的“看话禅”，但是《禅林宝训》对这两种禅风都不提倡［34］。在《禅林宝训》看来，宋代禅宗的根本弊病乃是“学者日鄙，丛林日废，纲纪日坠”，无论是默照禅还是看话禅，都不能从根本上救末法之弊，摧邪显正。唯有从道德伦理入手，正心修德，务仁义，立纲纪，才能根本解决丛林之弊，振兴宋代禅学，彻底根治“外恃华巧，内无实德”的禅风禅病。

　　《禅林宝训》在批判宋代丛林种种腐败和禅风禅病的基础上，凸现了“道德乃丛林之本”的禅修理念。《禅林宝训》主动适应当时的儒学复兴运动的时代潮流，着眼于扶救末法之弊、振兴丛林的禅宗立场，坚持走援儒入佛、儒佛圆融的思想道路，从道利之辨、住持之道、修心之道三个大的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加强丛林道德建设的思想。

　　宋代禅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禅、净相互融合，日趋合流。禅净融合并非始自宋代，但至宋代，禅净融合已开始成为禅学发展的一个基本形态，并一直成为元、明、清禅学，乃至今天中国禅学发展［35］的一个重要思想形式。宋初法眼宗永明延寿禅师在《万善同归集》中积极倡导禅、净融合，认为万行皆善，同回向往生西方净土。自延寿起，北宋禅僧大多提倡禅、净双修，主张禅、净合一。如明教契嵩禅师“尝戴观音像诵其名号，一日十万声”［36］，天衣义怀禅师著有《劝修净土说》，死心悟新禅师著有《劝修净土文》，飞山戒珠禅师作《净土传》三卷［37］。禅、俗两界共修西方净土，成为宋代禅学的一大特点。据载，“宰相文彦博兼译经润文史，彦博在京师与净严禅师结僧俗十万人念佛，为往生净土之愿”［38］。念佛往生西方净土思想，为宋代僧俗两界、宋代佛教各宗派共同提倡。从根本意义上讲，以他力、自悲为特点的净土思想，与以自力、自尊为特点的禅宗思想是分属两大具有根本性差别的思想系统，尽管禅、净也具有某种契合之处。可以说，“以信愿行为宗本，以自卑为特点”的净土思想，在相当意义上“把传统佛教注重三学兼修的传统修行方法扫地出门”［39］。宋代禅宗若要大力提倡、融合当时盛行的净土思想(西方净土为主)，则无法从根本上救治当时丛林“戒律不持，定慧不习，道德不修”的严重禅弊。禅、净的融合，固然适应了众生根机怯弱的末法时代，但净土思想的流行、泛滥却在相当程度上偏离了佛法本怀。伟大的佛陀是靠自力、禅定修行解脱成佛的，而不是靠念佛往生西方净土得以解脱。同时，禅、净的融合表明禅宗思想的独特宗派个性、独特修持精神的某种丧失，在相当程度上违背了惠能禅宗即心是佛、自性净土的思想旨趣。与宋代禅、净融合的主流禅学思想相反，《禅林宝训》在思想义理上根本不提倡丧失禅宗文化个性的禅、净融合。

　　总之，禅宗进入宋代，一方面面临着排佛扬儒的儒学复兴运动之时代挑战，另一方面，机锋、棒喝、文字禅流行成弊，丛林中“不持戒律，不修道德”的宗教腐败日趋严重。同时，以自力自尊为特征的禅学与以他力、自卑为特点的净土思想日趋合流，这在相当意义上意味着宋代禅学偏离了惠能祖师禅所特别提倡的自力自修、明心见性、自性净土的思想宗旨。针对上述种种情形，宋代禅宗面临着如何适应历史发展、复兴禅学、振兴丛林和回归禅宗本旨这一重大历史课题。《禅林宝训》立足于“救像季之流弊，摧邪显正，恢复上古之真宗”［40］的以丛林为本的立场，坚持“削势利人我，趋道德仁义”、“道德乃丛林之本”的思想本旨，就尝试解决上述禅宗历史课题，提供了比较合乎实际、具有历史典范意义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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