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林宝训》引论

　　编辑：蒋九愚

　　来源：闽南佛学

　　内容提要：《禅林宝训》是中国禅宗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其产生有着特定的历史思想背景。针对宋代儒学复兴运动的挑战和丛林戒律不持、定慧不习、道德不修的现象，《禅林宝训》主动援儒入佛，以削势利人我、趋道德仁义为禅修思想本旨，批判宋代丛林流行的禅风弊病，努力振兴丛林和重建宋代新禅学。《禅林宝训》为解决宋代禅林面临的内外困境和挑战提供了具有某种历史典范意义的答案。《禅林宝训》有《禅林宝训音义》等五种古注本流传至今，第一种白话今注本是《禅林宝训释译》。

　　关键词：《禅林宝训》 儒学复兴 禅修伦理化 古今注本

　　作者简介：蒋九愚，南京大学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佛学和传统伦理思想研究，现为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中国佛教进入宋代，儒、释、道三教并立的局面逐渐让位于儒学独尊，佛、道二教开始处于从属、辅助地位。在思想上，以禅宗为代表的宋代佛教，日益走上儒学伦理化的发展道路。以“削势利人我，趋道德仁义”［1］为思想本旨的《禅林宝训》，是中国佛教在宋代儒学化、伦理化下的思想产物。宋代妙喜宗杲(1089—1163)和竹庵士圭(1083—1163)两位禅师于南宋绍兴初年，在江西古云门旧址结庵隐居时，共同结集《禅林宝训》。通过记载禅师的嘉言善行，以针砭丛林时弊，摧邪显正，“冀欲挽回佛日，重整颓纲，使凡庸之辈因言企行，德业惟新”［2］，振兴丛林，弘扬佛祖之道。但是《禅林宝训》编纂后，因时运未熟，“未遑流布”，并且因“年深蠹损首尾不完”，很快散佚过半。后来南宋东吴沙门净善禅师获《禅林宝训》残篇，重新纂集成三百篇，即成为流传至今的完整的《禅林宝训》。下面我们将结合具体的历史背景，分析考察以《禅林宝训》为代表的宋代禅学之儒学化、伦理化的历史、思想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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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从历史上看，在宋朝太祖(960—976在位)、太宗(976—997在位)和真宗(998—1022在位)三代，宋朝统治阶级在儒、佛、道三教关系上，基本上采取“并隆三教”的政策。南宋志磐述云：

　　真庙之在御也，并隆三教而敬佛重法过于先朝……当时儒贤如王旦、王钦若、杨亿、晁迥辈，皆能上赞圣谟共致平世，君臣庆会允在兹时，稽之前古，未有比对。［3］

　　至宋真宗时，佛教在“三教并隆”的情况下，达到鼎盛时期，佛教受到皇帝的尊崇，像王旦、杨亿这样一大批官僚士大夫都敬重佛教，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士大夫排佛运动。当时诸王府侍读孙奭等请限制修寺度僧，遭到宋真宗的反对。《佛祖统纪》载道： 景德三年(1006)，诸王府侍读孙奏请减损修寺度僧。上曰：“释道二门有助世教，人或偏见，往往毁訾，假使僧道时有不捡，安可即废

　　”［4］

　　臣僚言：“愚民无知，佞佛过度，谓舍财可以邀福，修供可以灭罪。蠹害国政，宜加禁止。”上谓宰臣曰：“佛教使人迁善，诚有其益，安可禁之

　　且佛法所至甚广，虽荒服诸国皆知信奉。唯道教中原有之，然不甚盛。”［5］

　　从僧尼数量看，到宋真宗的宋朝僧尼数达到高峰。天禧三年(1019)，“是岁度僧二十三万百二十七人，尼五万千六百四十三人”。至天禧五年(1021)，“是岁天下僧数三十九万七千六百五十人，尼六万一千二百四十人”［6］。至宋仁宗庆历前后，国家出现了“积贫”、“积弱”的严重困境，一大批有识之士纷纷要求朝廷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并形成了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政治改革派，促使宋仁宗于庆历三年(1043)实行改革，史称“庆历新政”。庆历新政很快失败，但一大批儒家士大夫呼吁社会改革的进程并未中断，至宋神宗时期形成了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对社会、经济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史称“熙宁新政”，但很快改革也失败了。

　　为配合政治社会领域里的改革，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掀起了一股儒学复兴的浪潮，试图重建国家社会政治秩序，重建儒学价值和信仰。这股儒学复兴浪潮，主要通过怀疑传统经学、排斥佛老和摒弃浮华文风三个层面展开的。

　　庆历前后，一大批士大夫站在复兴孔子圣人之道的立场上，对佛老展开批判。“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阶(1005—1045)批评道：

　　今天下为佛老，其徒嚣嚣乎声附合应，仆独挺然自持吾圣人之道……凡世之佛老……仆不惟不为，且常力摈弃之。天下为而独不为，天下不为而独为，兹是仆有异乎众者。［7］尧舜禹汤文王武周公之道，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佛老以妖妄怪诞之教坏乱之……吾学圣人之道，有攻我圣人之道者，吾不可不反攻彼也。［8］

　　“宋初三先生”的另一位孙复(992—1057)著《儒辱》一文，为重建孔子之道而大力批判佛老“异端”：

　　儒者之辱，始于战国，杨朱、墨翟乱之于前，申不害、韩非杂之于后。汉魏而下，则又甚焉。佛、老之徒，横乎中国，彼以死生、祸福、虚无、报应为事，千万其端，给我生民，绝灭仁义以塞天下之耳，屏弃礼乐以涂天下之目。天下之人，愚众贤寡，惧其死生、祸福、报应，人之若彼也，莫不争举而竞趋之。观其相与为群，纷纷扰扰，周乎天下，于是其教与儒齐驱并驾，峙而为三。吁!可怪也。且夫君臣、父子、夫妇，人伦之大端也，彼则去君臣之礼，绝父子之戚，灭夫妇之义。以之为国则乱矣，以之使人贼作矣。儒者不以仁义礼乐为心则已，若以为心则不得不鸣鼓而攻之乎!［9］

　　除石介、孙复外，庆历之际排佛尤甚的还有欧阳修、李觏等人。欧阳修“慕韩愈斥佛老，著《本论》三篇”，“孜孜以毁佛为务”［10］。至于李觏，他在《潜书》、《广潜书》和《富国策》中对佛老进行比较全面而系统的批判，既有政治、伦理和经济层面的批判，更有对佛教盛行中国之原因的探讨［11］。尤为重要的是，李觏从返求儒家经典的心性层面，强调儒家无须求助于佛教去谈性命之趣、去重建儒家的道德形上学。他说：

　　欲闻性命之趣，不知吾儒自有至要，反从释氏而求之……噫!释之行固久，始吾闻之疑，及味其言，有可爱者，盖不出吾《易·系辞》、《乐记》、《中庸》数句间。苟不得已，犹有《老子》、《庄子》书在。何遽冕弁匍匐于戎人前邪

　　［12］

　　总之，至宋仁宗庆历之际，为配合当时的政治改革、为重建儒学价值和信仰，一大批士大夫纷纷打出排佛的旗号，出现了一股排佛浪潮。如宋代陈舜禹所言，“当是时，天下之士学为古文，慕韩退之排佛而尊孔子”［13］。

　　至宋神宗时期(1068—1085)，与宋仁宗时相比，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出现了众多的学术思想派别，如荆公学派、温公学派、二程洛学派、张载关学派、苏氏蜀学派等。综观整个宋代儒学，大致沿着两条路线演进，一则以范仲淹、王安石为代表的政治改革派，走“通经致用”的政治现实主义路线，强调从政治制度改革入手，强调重建政治秩序、国家秩序先于道德秩序、思想秩序。以二程为代表的理学，走一条道德理想主义路线，强调从道德伦理入手，强调道德秩序先于国家政治秩序，以“内圣”为本，“内圣”先于“外王”，不完全同于以“外王”为重的政治改革派。尽管宋代两条路线之间、不同学派之间，在具体思想观点上存在着相异或对立之处，甚至在哲学路线上存在明显分歧，但他们在根本的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为了挽救当时统治阶级所面临的“家异道，人殊德”的价值危机和儒学信仰的某种缺失，为了儒学价值信仰独尊而试图“一道德而同风俗”。在如何富国强兵以改变“积贫”、“积弱”的宋代政权危机上，他们的政治观点有着明显的差异，但他们的学术思想都以儒家仁义道德、性命义理为价值旨趣。以政治改革著称的范仲淹，强调儒家纲常名教，重视人的道德节义［14］。南宋的朱熹称他“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15］。以政治改革著称的王安石，同样以儒学道德性命价值为旨归，尽管他在学术思想上兼采佛老。据《郡斋读书志》载：

　　宋兴，文物盛矣，然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奋乎百世之下，追尧舜三代，通乎昼夜阴阳所不能测而入神。初著《杂说》数万言，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性命之端。［16］

　　王安石虽以政治改革为重，但他同理学家一样讲道德性命之趣，要求“去情却欲以尽天下之性，修神至明超圣人之域”［17］。在北宋儒学复兴过程中，大多数儒家士大夫出入释老，不同程度地吸收了佛教思想，但他们以儒学价值为信仰，以复兴儒学为使命，“为往圣继绝学”。自宋仁宗以来，经契嵩等僧人调和、会通儒佛的积极努力，排佛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但是随着儒学复兴运动的深入展开，儒家从未放弃对佛教的批评。从一定意义上讲，儒学的复兴运动意味着佛学的批判运动。

　　至南宋，宋高宗通过抬高二程理学［18］、征收清闲钱［19］、限制度牒数量［20］等手段来限制佛教的发展。试看宋高宗的儒佛观，将它与北宋真宗相比，就非常清楚高宗对佛教的指导思想：

　　上(宋高宗)谓辅臣曰：“自佛法入中国，士大夫靡然从之，上者信于清净之说，下者信于祸福之报，殊不知六经广大靡不周尽。如《易》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礼》之正心诚意者，非佛氏清净之化乎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与《书》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佛氏之祸福之报乎

　　”［21］

　　朕谓人主但当事合天心，而仁及生民，自当享国民久，如高齐、萧梁奉佛，皆无益也。僧徒不耕而食，不蚕而衣，无父子君臣之礼，以死生祸福恐无知之民，蠹教伤民，莫此为甚，岂宜广也。［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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