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林寶訓》引論

　　編輯：蔣九愚

　　來源：閩南佛學

　　內容提要：《禅林寶訓》是中國禅宗發展到特定曆史階段的産物，其産生有著特定的曆史思想背景。針對宋代儒學複興運動的挑戰和叢林戒律不持、定慧不習、道德不修的現象，《禅林寶訓》主動援儒入佛，以削勢利人我、趨道德仁義爲禅修思想本旨，批判宋代叢林流行的禅風弊病，努力振興叢林和重建宋代新禅學。《禅林寶訓》爲解決宋代禅林面臨的內外困境和挑戰提供了具有某種曆史典範意義的答案。《禅林寶訓》有《禅林寶訓音義》等五種古注本流傳至今，第一種白話今注本是《禅林寶訓釋譯》。

　　關鍵詞：《禅林寶訓》 儒學複興 禅修倫理化 古今注本

　　作者簡介：蔣九愚，南京大學哲學博士，主要從事中國佛學和傳統倫理思想研究，現爲江西師範大學政法學院副教授。

　　中國佛教進入宋代，儒、釋、道叁教並立的局面逐漸讓位于儒學獨尊，佛、道二教開始處于從屬、輔助地位。在思想上，以禅宗爲代表的宋代佛教，日益走上儒學倫理化的發展道路。以“削勢利人我，趨道德仁義”［1］爲思想本旨的《禅林寶訓》，是中國佛教在宋代儒學化、倫理化下的思想産物。宋代妙喜宗杲(1089—1163)和竹庵士圭(1083—1163)兩位禅師于南宋紹興初年，在江西古雲門舊址結庵隱居時，共同結集《禅林寶訓》。通過記載禅師的嘉言善行，以針砭叢林時弊，摧邪顯正，“冀欲挽回佛日，重整頹綱，使凡庸之輩因言企行，德業惟新”［2］，振興叢林，弘揚佛祖之道。但是《禅林寶訓》編纂後，因時運未熟，“未遑流布”，並且因“年深蠹損首尾不完”，很快散佚過半。後來南宋東吳沙門淨善禅師獲《禅林寶訓》殘篇，重新纂集成叁百篇，即成爲流傳至今的完整的《禅林寶訓》。下面我們將結合具體的曆史背景，分析考察以《禅林寶訓》爲代表的宋代禅學之儒學化、倫理化的曆史、思想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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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從曆史上看，在宋朝太祖(960—976在位)、太宗(976—997在位)和真宗(998—1022在位)叁代，宋朝統治階級在儒、佛、道叁教關系上，基本上采取“並隆叁教”的政策。南宋志磐述雲：

　　真廟之在禦也，並隆叁教而敬佛重法過于先朝……當時儒賢如王旦、王欽若、楊億、晁迥輩，皆能上贊聖谟共致平世，君臣慶會允在茲時，稽之前古，未有比對。［3］

　　至宋真宗時，佛教在“叁教並隆”的情況下，達到鼎盛時期，佛教受到皇帝的尊崇，像王旦、楊億這樣一大批官僚士大夫都敬重佛教，在思想文化領域裏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士大夫排佛運動。當時諸王府侍讀孫奭等請限製修寺度僧，遭到宋真宗的反對。《佛祖統紀》載道： 景德叁年(1006)，諸王府侍讀孫奏請減損修寺度僧。上曰：“釋道二門有助世教，人或偏見，往往毀訾，假使僧道時有不撿，安可即廢

　　”［4］

　　臣僚言：“愚民無知，佞佛過度，謂舍財可以邀福，修供可以滅罪。蠹害國政，宜加禁止。”上謂宰臣曰：“佛教使人遷善，誠有其益，安可禁之

　　且佛法所至甚廣，雖荒服諸國皆知信奉。唯道教中原有之，然不甚盛。”［5］

　　從僧尼數量看，到宋真宗的宋朝僧尼數達到高峰。天禧叁年(1019)，“是歲度僧二十叁萬百二十七人，尼五萬千六百四十叁人”。至天禧五年(1021)，“是歲天下僧數叁十九萬七千六百五十人，尼六萬一千二百四十人”［6］。至宋仁宗慶曆前後，國家出現了“積貧”、“積弱”的嚴重困境，一大批有識之士紛紛要求朝廷進行經濟和政治改革，並形成了以範仲淹爲代表的政治改革派，促使宋仁宗于慶曆叁年(1043)實行改革，史稱“慶曆新政”。慶曆新政很快失敗，但一大批儒家士大夫呼籲社會改革的進程並未中斷，至宋神宗時期形成了以王安石爲代表的改革派，對社會、經濟體製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史稱“熙甯新政”，但很快改革也失敗了。

　　爲配合政治社會領域裏的改革，在思想文化領域裏掀起了一股儒學複興的浪潮，試圖重建國家社會政治秩序，重建儒學價值和信仰。這股儒學複興浪潮，主要通過懷疑傳統經學、排斥佛老和摒棄浮華文風叁個層面展開的。

　　慶曆前後，一大批士大夫站在複興孔子聖人之道的立場上，對佛老展開批判。“宋初叁先生”之一的石階(1005—1045)批評道：

　　今天下爲佛老，其徒囂囂乎聲附合應，仆獨挺然自持吾聖人之道……凡世之佛老……仆不惟不爲，且常力擯棄之。天下爲而獨不爲，天下不爲而獨爲，茲是仆有異乎衆者。［7］堯舜禹湯文王武周公之道，萬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佛老以妖妄怪誕之教壞亂之……吾學聖人之道，有攻我聖人之道者，吾不可不反攻彼也。［8］

　　“宋初叁先生”的另一位孫複(992—1057)著《儒辱》一文，爲重建孔子之道而大力批判佛老“異端”：

　　儒者之辱，始于戰國，楊朱、墨翟亂之于前，申不害、韓非雜之于後。漢魏而下，則又甚焉。佛、老之徒，橫乎中國，彼以死生、禍福、虛無、報應爲事，千萬其端，給我生民，絕滅仁義以塞天下之耳，屏棄禮樂以塗天下之目。天下之人，愚衆賢寡，懼其死生、禍福、報應，人之若彼也，莫不爭舉而競趨之。觀其相與爲群，紛紛擾擾，周乎天下，于是其教與儒齊驅並駕，峙而爲叁。籲!可怪也。且夫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彼則去君臣之禮，絕父子之戚，滅夫婦之義。以之爲國則亂矣，以之使人賊作矣。儒者不以仁義禮樂爲心則已，若以爲心則不得不鳴鼓而攻之乎!［9］

　　除石介、孫複外，慶曆之際排佛尤甚的還有歐陽修、李觏等人。歐陽修“慕韓愈斥佛老，著《本論》叁篇”，“孜孜以毀佛爲務”［10］。至于李觏，他在《潛書》、《廣潛書》和《富國策》中對佛老進行比較全面而系統的批判，既有政治、倫理和經濟層面的批判，更有對佛教盛行中國之原因的探討［11］。尤爲重要的是，李觏從返求儒家經典的心性層面，強調儒家無須求助于佛教去談性命之趣、去重建儒家的道德形上學。他說：

　　欲聞性命之趣，不知吾儒自有至要，反從釋氏而求之……噫!釋之行固久，始吾聞之疑，及味其言，有可愛者，蓋不出吾《易·系辭》、《樂記》、《中庸》數句間。苟不得已，猶有《老子》、《莊子》書在。何遽冕弁匍匐于戎人前邪

　　［12］

　　總之，至宋仁宗慶曆之際，爲配合當時的政治改革、爲重建儒學價值和信仰，一大批士大夫紛紛打出排佛的旗號，出現了一股排佛浪潮。如宋代陳舜禹所言，“當是時，天下之士學爲古文，慕韓退之排佛而尊孔子”［13］。

　　至宋神宗時期(1068—1085)，與宋仁宗時相比，在思想文化領域裏出現了衆多的學術思想派別，如荊公學派、溫公學派、二程洛學派、張載關學派、蘇氏蜀學派等。綜觀整個宋代儒學，大致沿著兩條路線演進，一則以範仲淹、王安石爲代表的政治改革派，走“通經致用”的政治現實主義路線，強調從政治製度改革入手，強調重建政治秩序、國家秩序先于道德秩序、思想秩序。以二程爲代表的理學，走一條道德理想主義路線，強調從道德倫理入手，強調道德秩序先于國家政治秩序，以“內聖”爲本，“內聖”先于“外王”，不完全同于以“外王”爲重的政治改革派。盡管宋代兩條路線之間、不同學派之間，在具體思想觀點上存在著相異或對立之處，甚至在哲學路線上存在明顯分歧，但他們在根本的價值取向上是一致的：爲了挽救當時統治階級所面臨的“家異道，人殊德”的價值危機和儒學信仰的某種缺失，爲了儒學價值信仰獨尊而試圖“一道德而同風俗”。在如何富國強兵以改變“積貧”、“積弱”的宋代政權危機上，他們的政治觀點有著明顯的差異，但他們的學術思想都以儒家仁義道德、性命義理爲價值旨趣。以政治改革著稱的範仲淹，強調儒家綱常名教，重視人的道德節義［14］。南宋的朱熹稱他“大厲名節，振作士氣，故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15］。以政治改革著稱的王安石，同樣以儒學道德性命價值爲旨歸，盡管他在學術思想上兼采佛老。據《郡齋讀書志》載：

　　宋興，文物盛矣，然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奮乎百世之下，追堯舜叁代，通乎晝夜陰陽所不能測而入神。初著《雜說》數萬言，世謂其言與孟轲相上下，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性命之端。［16］

　　王安石雖以政治改革爲重，但他同理學家一樣講道德性命之趣，要求“去情卻欲以盡天下之性，修神至明超聖人之域”［17］。在北宋儒學複興過程中，大多數儒家士大夫出入釋老，不同程度地吸收了佛教思想，但他們以儒學價值爲信仰，以複興儒學爲使命，“爲往聖繼絕學”。自宋仁宗以來，經契嵩等僧人調和、會通儒佛的積極努力，排佛運動的高潮已經過去，但是隨著儒學複興運動的深入展開，儒家從未放棄對佛教的批評。從一定意義上講，儒學的複興運動意味著佛學的批判運動。

　　至南宋，宋高宗通過擡高二程理學［18］、征收清閑錢［19］、限製度牒數量［20］等手段來限製佛教的發展。試看宋高宗的儒佛觀，將它與北宋真宗相比，就非常清楚高宗對佛教的指導思想：

　　上(宋高宗)謂輔臣曰：“自佛法入中國，士大夫靡然從之，上者信于清淨之說，下者信于禍福之報，殊不知六經廣大靡不周盡。如《易》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禮》之正心誠意者，非佛氏清淨之化乎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與《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佛氏之禍福之報乎

　　”［21］

　　朕謂人主但當事合天心，而仁及生民，自當享國民久，如高齊、蕭梁奉佛，皆無益也。僧徒不耕而食，不蠶而衣，無父子君臣之禮，以死生禍福恐無知之民，蠹教傷民，莫此爲甚，豈宜廣也。［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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