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僧徒的行为不轨是灭法的最有力借口。现在社会上假冒僧人招摇撞骗,也不能不说是佛门这种价值评判标准错位所带来的“副产品”,致使社会一般民众分不清什么才是佛教僧众的本色。2重传统,轻创新,弘法方式落后。佛教基于“三法印”所揭示的规律,主张佛法不离世间法,要随顺变化了的世间万象,契理契机。能够根据机缘而方便善巧,是佛教得以长期生存下来的一个关键,“方便善巧”是佛教弘法方式的一个基本理念和突出特点。现在讲弘扬优秀的传统,并不是要拘泥于传统的形式,而是要运用大家喜闻乐见的、适用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健康文明的、积极有效的方式来展现、弘扬、推动佛教正法,化世导俗,为人类的文明发展服务,为社会的和平安定出力。在佛教历史上,正是因为佛教信仰活动方式具有先进性特点,才使佛教的影响具有社会的广泛性、深刻性、深远性。中国佛教禅宗之所以能够成为影响最大的宗派,就在于它敢于不断改进以往缺乏生气而循规蹈矩的宗派流弊,创造了鲜活生动、简洁明了、形神兼备的修行理念和弘法方式。禅宗中的“五家七宗”,并不是分庭抗礼的世俗帮派,而是反映了当时的大德高僧们不断探索、革新、完善的精神与勇气。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佛教的弘法活动中还有不少人不敢革除显然不适应时代的旧习陋俗,甚至对一些显然是封建迷信方式还津津乐道。这种抱残守缺的心行,窒息了佛教的生机与活力,毁辱了佛教的精神与形象。3重来世,轻今生,信仰追求颠倒。这已经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太虚大师提出“人生佛教”以及印顺法师改称“人间佛教”而成为当前中国佛教界始终坚持的准则,目的就是要突出佛教的入世本怀。可惜,目前中国佛教活动中仍然普遍存在着“鬼的佛教”、“死的佛教”现象,还有“神道设教的迷信”!佛教寺院是弘扬正法的中心,僧众的活动特点直接决定着全体佛教信徒的信仰倾向和活动性质。遗憾的是,不少寺院一年到头不向信徒宣讲佛法,只是忙于赶经忏超度亡魂,佛教寺院成了“神鬼的联合国”,把原本具有神圣象征意义的佛菩萨变成了迷信的偶像,将鲜活的佛法和崇高的追求贬低为“神鬼的陪葬品”。我们不反对寺院适当地举办受民众欢迎的传统活动,但是,决不能变相鼓励信徒本末倒置,只考虑来
世转生的事,而不考虑或者轻视对现实人生的改造和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佛教的因果报应和轮回学说,其根本目的在于教育人们重视现实的彻底改造,鼓励人们勇敢地除恶兴善,积极地完善社会人生。提倡“人间净土”,世间与出世间不二等等正法精神,就是为了确立佛教信仰追求的价值理念。可以说,以上所指出的几点问题是未来中国佛教必须认真对待的,不能回避的大问题。但是非常可悲的是,大家已经习以为常而不以为怪了。这些都是佛教入世的巨大障碍,是实现“人间佛教”理想的关隘。当然,复杂的历史的、现实的、个人心理的诸多因素,使我们必须实施“社会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目前当务之急,起码应该抓好两点:(1)加强佛教徒特
别是寺院僧众的信仰建设。(2)建立好服务社会的有效机制。
要具有超越现实的情操
人不仅有物质和功利的追求,还有精神和价值的追求。因为人不仅有生理、安全等基本需要,还有认知、审美、自我实现等高级的心理需要。人正是在对其存在价值的追求和自身超越中,才从动物中提升出来。人类只把自己看成生物性的劳动者消费者,把生产消费量、个人财富量作为最高的行动目标,从而撇开了人性的最高追求,就把自身物化和形式化,这正是全球问题产生的重要精神根源。因此,找回人类失落的超越本性是解决全球问题的关键,也是时代的要求。
“超越”精神是佛教最显著的特点。超越包括对“外在追求”与“内在追求”的双重超越,是要打破一切形式的、执著的、分别的束缚,达到一种真如自然的境界。所以,一般认为佛教特别是中国佛教特质的禅宗就是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所追求的是瞬间永恒的涅槃境界,超越“自我”而成“佛””[19]。这是佛教出世清净的品格。佛教的超越精神不只是对个人安身立命的生存意识的超越,对人类现有生存方式的超越,更重要的是对二元对立的逻辑思维方式的超越。它不是以心灵安宁和以创造性思维为满足的有限超越,是以觉悟大千世界本真而驰骋于各种对立之中,更重视自心认同、人性陶冶和道德淳化的无限超越。这种超越决不是为了脱离现实社会生活,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出尘”之姿,只是对佛教超越精神的曲解、歧变,那种清心寡欲的“修行”之态,算是在超越精神的激励之下的处世态度[20]。可见,超越的宗教品格来自于对信仰价值趋向的恰当定位,在现代社会就是应当突出佛教的主体意识和独立地位。
终极关怀是佛教超越精神的核心内容。终极关怀是任何宗教的最基本特质,是宗教发挥持久魅力的根本所在,是宗教信仰的精神内核。著名学者王雷泉先生认为,宗教不解决任何人生、社会的实用问题,宗教是解决人生终极问题的。人兼具动物性、社会性和超越性,可以下堕为畜生,也可以提升为圣贤,而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有永不满足的精神追求,不断地超越自己的自然、社会层面,使相对、有限、有缺陷的存在趋向绝对、永恒、完美。对社会来讲,宗教提供了一种宣泄和解毒机制,从而维护着社会安定和精神生态平衡;所以,宗教不仅是个人的精神家园,也是整个社会的精神公园。宗教的超越性给人生和社会提供了终极的价值标准,无用之用才是大用[21]。所言极是!
生命何去何从,生存的理想形态和生命的最终价值是什么,时时萦绕着人们的心灵。这实际上是关于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大问题。不论是唯物主义哲学,还是唯心主义哲学,都在探讨这个问题。被划为唯心主义的宗教“神学”,也都利用各自的方式试图解答人们有关的困惑,当然,都依据各自的理论体系赋予了“神圣性”色彩。所以,提及宗教的终极关怀,一般人往往视之为“神秘”或“迷信”。不错,从历史的角度看,“神”与“圣”等是宗教或神学的语言,古代社会那种对生命神圣性的体验曾经采取过宗教体验的形式,关于人生、生命的价值等问题的解答和理论建构,也确实表现出更多的神秘化或者迷信的特点。由于理性、科学时代的冲击,宗教的神秘性逐渐被淡化。在西方,人们曾经在人本主义思潮和现代化进程中,提出“上帝死了”的口号,似乎现实功利主义就可以满足人类的一切需求。事实却相反,即使在东方社会里,由于极端的“理性主义”追求,在科学技术和物质生活日益发达的背景下,却不断地出现信仰危机与人生迷茫,在感官刺激不断满足的时候,带来了严重的精神空虚。也就是说,人类没有了信仰的支撑,反而日益失去了尊严和幸福。
正如弗罗姆在《为自己的人》中所说的一样:“过去反对信仰,是为了解脱精神枷锁,是反对非理性的东西;它表现了人对理性的信仰,表达了人根据自由、平等、博爱原则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能力。今日缺乏信仰则表现了人的极度混乱和绝望。”[22]缺乏对生命和自身人生价值的深刻认识与体验,没有最高的理想追求和精神信仰,从“什么都不信”到“什么都信”,从绝对的自我(自私自利)到自我的最终消失(丧失人格),“下堕为畜生”,乃至精神迷乱。这已经是当代社会的通病了。
未来社会,特别是在现代化发达的都市里,人类的生活方式将越来越信息化、自动化,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将给人充裕的闲暇和空间。但是,其结果是人类越来越生活在“虚拟”的人造世界里。随着空间距离的“贴近”,活生生的心灵将被“机械化”,精神空间却要“壅塞”。这样,人将在人造的世界里被奴役或异化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大。人在自己制造的幻觉里“孤独的狂欢”![23]因此,人类需要重新构筑精神家园来确立生命的价值和生存的意义。所谓精神家园,是精神和心灵始终离不开的依托,是超越物质层面上的坚定不移的精神追求的目标和人生努力的方向,失去了它就使人生漂泊无住、迷失沉沦。在宗教,它就是终极目标、终极关怀。终极目标是社会群体伦理生活的根,它赋予生活方式、理想追求的价值意义,使社会道德行为成为个人自发的、主动的、神圣的、持久的、美好的、无限的,而且让道德行为者超越世俗、超脱人生。
佛教从对现实社会人生的现状考察开始,探究并引导人们去直接体验、彻悟人生万象的实质,然后树立涅槃寂静与大乘般若的终极理想,来印证生命的最高价值。为众生构筑美好的精神家园,赋予最高的价值理念,是佛教信仰的根本。
要具有自我批判的气度
中国佛教在超稳定的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流传,“中国传统”赋予了现代中国佛教难以改变的基因,决定着中国佛教的性格和走向,使中国佛教具有恒久的生命力;但也阻碍着中国佛教的现代化和广泛弘扬。明清以来佛教传统模式积弊甚多,诸如教理、教制存在有保守性、封建性,将佛教的出世情怀演变成为“超度死人”,不思进取,而又浅薄媚俗。在近现代佛教中出现了维护传统、反传统、抛弃传统、圆融传统与改革的倾向,这都是自我批判精神的反映。
佛教就是在对现实社会生存状态以及信仰缺陷进行理性的批判中诞生的。而且,佛教又在对自身信仰理念与活动方式不断的批判和校正中完善的。批判不是对信仰的背叛,而是在信仰基础之上的一种“良性运转”。它往往是基于对现实信仰理念和活动中出现的不良现象,产生困惑、忧患,而后在排除幻灭意识等悲观情绪之后的一种负责精神。批判精神源于对信仰的“忧患意识”。“凡信仰者都可能有困惑,但只有对自己的信仰时时处处都清醒地意识并自觉地调控的信仰者,才可能产生忧患。因此…
《佛教当代社会价值论(刘元春、湛滢)》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