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反，标榜“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禅宗，为我国历史上最盛的佛教宗派。简明的教义、平常易行的修法、平等整肃的丛林制度，都使得禅宗易于在大众中流行，禅门巨匠大多住于山野乡村的禅寺，默默弘化，加之很多地方官僚的有力护持，自中唐以后发展异常迅速，即使遭受会昌法难的打击，教势依然很盛，历经晚唐、五代至宋初，遂演化出五宗竞秀的局面，达到发展的极致。
在五代之末，周世宗在后周采取严格限制佛教的政策，废佛寺、毁铜像，试经度僧。而南方诸国多尊崇佛教，对禅宗大加扶植。特别是吴越国的钱氏王朝，更是代代奉佛，大大促进了禅宗在吴越国的发展。法眼宗的天台德韶(891～972)被吴越王钱弘俶奉为国师，德韶的弟子永明延寿(904～975)也得到钱俶王的礼敬。二师的弘法活动，使得法眼宗的教势在吴越及北宋之初一度兴旺，然旋即不振。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法眼宗僧人释道原所编《景德传灯录》奉敕入藏。
产生于岭南的云门宗，在宋徽宗以前，是和临济宗并驾齐驱的大宗派。宋初，其教势也逐渐北移，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禅师。其中圆通居讷(1010-1071)和佛印了元(1032-1098)在江西和江苏，都建有比较稳固的传法基地；雪窦重显(980-1052)以明州(浙江宁波)雪窦山为中心，成为“中兴云门”的大禅师。更有大觉怀琏(1009-1070)、宗本(1020-1099)和善本(1035-1109)师徒、法云法秀(1027-1090)等云门宗的禅师奉诏进驻京师寺院。如此众多的云门宗僧人奉诏住持京城寺院，不仅使南方禅宗在北方得到发展，更使云门宗的影响及于全国。明代契嵩虽然弘法方面建树不多，但在护法方面功勋卓著。[12]仁宗嘉祐六年(1061)，契嵩携带他自著的《传法正宗记》、《定祖图》、《传法正宗论》，及《辅教编》等四部书，北上进表，奉敕编入大藏。这件事情无异于表示，禅宗在佛教中的正统地位得到了官方的认可。而且契嵩在留京期间，与当朝的官僚士大夫广为接洽，倡导他的儒释融合论，持排佛论者如欧阳修等为之折服，为佛教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在宋代的佛教界，最初唯有禅宗称雄天下，后天台宗中兴，但其势一直不能与禅宗相比。二宗既彼此影响，又相互抗争，关系微妙而复杂。二宗的高僧大德采取融合态度者所在多有，例如，天台德韶曾接受天台宗名僧螺溪义寂的建议，请钱俶王到新罗国写回散落于海外的智顗论疏，成为天台中兴的重要契机，也是禅宗与天台相互融合的一个标志[13]。在隋唐的时代，各个宗派纷纷创立，虽皆以佛教正统自任而互相攻击，而因各宗势力较为均衡发展，故而未有两宗对决的情况出现。及至宋代，禅宗独盛，诸宗之中，唯天台宗堪与禅宗争锋。故台宗僧人由于宗派意识的驱使，屡屡与禅宗在法统问题上相抗争，力图夺得佛教的正统地位。
(三) 台、禅争衡之由起
台、禅二宗之争，盖起于《景德传灯录》。陈垣先生述之曰：
“先是《景德录》二十七载禅门达者，虽不出仕，有名于时者录十一人，智者大师预焉。台宗人见之，大不谓然。……此诤之所由起也。”[14]
此后二宗在宗派意识的驱动下，争论愈演愈烈，直至南宋之末时，尚有志磐撰《佛祖统纪》，举扬台宗，贬斥禅宗等其他宗派，可见二宗的抗争依然炽烈。考二宗所争之内容，则有义理与法统二项，而以法统之争为二宗争论的核心。
发生在四明知礼和天童子凝的论争主要是义理之争，但从中已可看出二宗相对抗的意识。
被称为宋代天台宗中兴之祖的四明知礼，曾著《十不二门指要钞》，藉着论述达摩门下得法的深浅以显示自宗的圆义，却受到天童寺子凝的非议，从此两者之间就不断展开论难。子凝的传记等不详，但《天童寺志》卷三，在宋代的世代住持宝坚、怀清、瑞新、普、清简之后列出子凝，并记录他与知礼的论争，以及他的嗣法是崇寿稠禅师等事。
首先将酿起问题的《指要钞》卷上之要文摘录于下：
“问：相传云：达磨门下三人得法，而有浅深。尼总持云：断烦恼证菩提。师云：得吾皮。道育云：迷即烦恼，悟即菩提。师云：得吾肉。慧可云：本无烦恼，元是菩提。师云：得吾髓。今烦恼即菩提等，稍同皮肉之见，那云圆顿无过？
答：当宗学者，因此语故，迷名失旨。用彼格此，陷坠本宗，良由不穷即字之义故也。应知今家明即，永异诸师。以非二物相合，及非背面相翻，直须当体全是，方名为即。何者？烦恼生死既是修恶，全体即是性恶法门故，不须断除及翻转也。诸家不明性恶，遂须翻恶为善，断恶证善故。极顿者，仍云本无恶，元是善。既不能全恶是恶故，皆即义不成故。”[15]
慧可乃是得到达摩印可的弟子，被后世禅宗奉为东土二祖。然而在上文之中，四明却认为慧可的“本无烦恼、元是菩提”之说，尚昧于天台宗的理具性恶之旨。禅宗僧人天童山景德寺住持子凝览四明之《指要钞》，见此等贬低禅宗祖师的语句，起而与之争论，乃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子凝在天圣元年(1023)正月十八日送给四明一书，“谓不可以道听途说将为正解”，自此之后，“凡往复二十来番，诤之不已。”[16]不过这些往返书函多已逸失，仅在《四明教行录》卷四中还存有三往二复的信函。
子凝在其第一封信中，指责《指要钞》所引的达摩门下三人得法之事的记载，只不过是道听途说的无稽之谈，并且对诸师贬低达摩之道的言论进行了批驳。其信略云：
“今据《祖堂》及《传灯录》[17]，只云二祖礼拜依本位而立，未委彼宗复何为解。今或有师云：达磨之道，但接下根，未通上智。又云：悟即心之理，昧心外之法。斯皆以管窥天，将螺酌海者也。……祖师(达磨)西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亦方便之一揆耳。”[18]
信的最后奉劝知礼弃“鄙俚之言”，“削传闻以扶本教”。
针对子凝的诘难，四明于正月二十四日的复信中辩解说，达摩门下三人得法之事出自圭峰的后集[19]，反以为子凝所引教下法师贬禅门之言，乃是道听途说，最后希望子凝“开博济之怀，勿任偏执之情”。信的内容撮略如下：
“此出圭峰后集。裴相国(休)问禅法宗徒源流浅深，禅师因为答释，广叙诸宗直出、傍传源同派别。首云达磨直出慧可，傍传道育及尼总持，乃示三人见解亲疏，故有斯语。此之后集印本现存，南北相传流行不绝。……况有唐圭峰禅师帝王问道，相国亲承，和会诸宗，集成《禅藏》，制《禅源诠都序》两卷。及兹后集，为世所贵。何为鄙俚之谈，岂是道听途说？”[20]
接受了四明的答书，正月二十八日子凝再送上第二封信，信中认为知礼只知道是出于圭峰答裴休所问，“殊不知知解宗徒，祖师昔记。循其泛说，讵惬通怀？” [21]认为宗密既非禅的本流，他的说法又怎能作为立论的根据？信的末尾则希望知礼能“力扶像运，深察源流，无使正法浇漓，人情美顺，唯宗高范，是振淳风。” [22]
对此，四明在二月七日的第二书，略云：
“盖由不晓斯文出自圭峰后集，只齐曾见非彼所闻，故以长书责无实证。今知所出，合耻鲜闻。如何却斥圭峰弃乎援据？噫！过而不改斯成过也。……奈以天台宗教陵迟之际，圭峰后集流行来吴，禅讲之徒多所宗尚，咸云：达磨印于二祖，本无烦恼，元是菩提，方为得髓。智者所说，既同道育之解，乃成得肉之言。……遂于《指要》文中对扬厥旨，……人人据圭峰难于本教，岂不依本教而返破之。斯皆扶树本宗，勉励初学证悟之际，彼此岂存？前所谓设化之教，大体合然。” [23]
从现存信函的内容看，双方都明显地带有宗派的感情，如四明第一复信即有“无使达摩子孙独能破立，智者宗裔全废抑扬”的话。如果说在前面二往一复的信函中，双方还能心平气和地进行探讨的话，从知礼的第二书和子凝的第三书开始，则各护本宗而彼此互相攻讦。知礼在第二书中首先发难，信的开头，讥诮子凝孤陋寡闻，其作为台宗僧人多闻的优越感跃然纸上；其后更道出了其《指要钞》借论慧可等三人得法之深浅以显示自宗圆教之义的原委。
子凝很快又于二月十四日送上第三书，认为知礼所引三人得法深浅，既原无此说，就不能逐浪随流，扬声遏响；批评知礼所说“设化之道，大体合然”的荒谬；驳斥知礼依本教返破圭峰的不妥。书略曰：
“大凡援引古今，存乎嫆当。彼宗固执，可示斥诃，方谓抑扬昭乎义理。苟弘教者引佛经，不当亦须削之。如是则称作人师，堪为教主。后生宗范，千古不逾。所谓学而不思，传而不习，斯之为耻。何耻解闻？”[24]
本是二宗的义理之争，至此大有演成两宗间意气之争的趋势。这件事情想必在当时造成很大的影响，后来还是四明太守直阁林公出面调停，二人的争论才算结束。志磐云：“太守林请师(知礼)融会其说。师(知礼)不得已略易数语。”[25]继忠的《天童四明往复书后叙》(收于《四明教行录》卷四)及可度的《十不二门指要钞详解》卷一都记载了知礼的新旧两文，内容如下：
(旧文)此乃又超得髓之说也，可师之见意纵阶，此语且未圆。问：今明圆教，岂不论断惑证理，及翻迷就悟耶？若论者何异持育之解？答：只如可师，岂不断惑翻迷，岂亦同前二耶？故知凡分渐顿，盖论能断能翻之所以尔。[26]
(新改文)然汝所引，达摩印于可师，本无烦恼，元是菩提等。斯乃圭峰异说，致令后人以此为极，便弃三道，唯观真心。若据《祖堂》，自云二祖礼三拜，依位而立。岂可言烦恼菩提一无一有耶？故不可以圭峰异说，而格今家妙谈尔。[27]
旧文中说，“此(天台之即义)乃又超得髓之说也，可师之见意纵阶，此语且未圆。”是彻头彻尾的否定。但改了新文之后…
《宋代台、禅二宗法统说之争(宋道发)》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