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反，標榜“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的禅宗，爲我國曆史上最盛的佛教宗派。簡明的教義、平常易行的修法、平等整肅的叢林製度，都使得禅宗易于在大衆中流行，禅門巨匠大多住于山野鄉村的禅寺，默默弘化，加之很多地方官僚的有力護持，自中唐以後發展異常迅速，即使遭受會昌法難的打擊，教勢依然很盛，曆經晚唐、五代至宋初，遂演化出五宗競秀的局面，達到發展的極致。
在五代之末，周世宗在後周采取嚴格限製佛教的政策，廢佛寺、毀銅像，試經度僧。而南方諸國多尊崇佛教，對禅宗大加扶植。特別是吳越國的錢氏王朝，更是代代奉佛，大大促進了禅宗在吳越國的發展。法眼宗的天臺德韶(891～972)被吳越王錢弘俶奉爲國師，德韶的弟子永明延壽(904～975)也得到錢俶王的禮敬。二師的弘法活動，使得法眼宗的教勢在吳越及北宋之初一度興旺，然旋即不振。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法眼宗僧人釋道原所編《景德傳燈錄》奉敕入藏。
産生于嶺南的雲門宗，在宋徽宗以前，是和臨濟宗並駕齊驅的大宗派。宋初，其教勢也逐漸北移，出現了許多有影響的禅師。其中圓通居讷(1010-1071)和佛印了元(1032-1098)在江西和江蘇，都建有比較穩固的傳法基地；雪窦重顯(980-1052)以明州(浙江甯波)雪窦山爲中心，成爲“中興雲門”的大禅師。更有大覺懷琏(1009-1070)、宗本(1020-1099)和善本(1035-1109)師徒、法雲法秀(1027-1090)等雲門宗的禅師奉诏進駐京師寺院。如此衆多的雲門宗僧人奉诏住持京城寺院，不僅使南方禅宗在北方得到發展，更使雲門宗的影響及于全國。明代契嵩雖然弘法方面建樹不多，但在護法方面功勳卓著。[12]仁宗嘉祐六年(1061)，契嵩攜帶他自著的《傳法正宗記》、《定祖圖》、《傳法正宗論》，及《輔教編》等四部書，北上進表，奉敕編入大藏。這件事情無異于表示，禅宗在佛教中的正統地位得到了官方的認可。而且契嵩在留京期間，與當朝的官僚士大夫廣爲接洽，倡導他的儒釋融合論，持排佛論者如歐陽修等爲之折服，爲佛教的發展創造了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
在宋代的佛教界，最初唯有禅宗稱雄天下，後天臺宗中興，但其勢一直不能與禅宗相比。二宗既彼此影響，又相互抗爭，關系微妙而複雜。二宗的高僧大德采取融合態度者所在多有，例如，天臺德韶曾接受天臺宗名僧螺溪義寂的建議，請錢俶王到新羅國寫回散落于海外的智顗論疏，成爲天臺中興的重要契機，也是禅宗與天臺相互融合的一個標志[13]。在隋唐的時代，各個宗派紛紛創立，雖皆以佛教正統自任而互相攻擊，而因各宗勢力較爲均衡發展，故而未有兩宗對決的情況出現。及至宋代，禅宗獨盛，諸宗之中，唯天臺宗堪與禅宗爭鋒。故臺宗僧人由于宗派意識的驅使，屢屢與禅宗在法統問題上相抗爭，力圖奪得佛教的正統地位。
(叁) 臺、禅爭衡之由起
臺、禅二宗之爭，蓋起于《景德傳燈錄》。陳垣先生述之曰：
“先是《景德錄》二十七載禅門達者，雖不出仕，有名于時者錄十一人，智者大師預焉。臺宗人見之，大不謂然。……此诤之所由起也。”[14]
此後二宗在宗派意識的驅動下，爭論愈演愈烈，直至南宋之末時，尚有志磐撰《佛祖統紀》，舉揚臺宗，貶斥禅宗等其他宗派，可見二宗的抗爭依然熾烈。考二宗所爭之內容，則有義理與法統二項，而以法統之爭爲二宗爭論的核心。
發生在四明知禮和天童子凝的論爭主要是義理之爭，但從中已可看出二宗相對抗的意識。
被稱爲宋代天臺宗中興之祖的四明知禮，曾著《十不二門指要鈔》，藉著論述達摩門下得法的深淺以顯示自宗的圓義，卻受到天童寺子凝的非議，從此兩者之間就不斷展開論難。子凝的傳記等不詳，但《天童寺志》卷叁，在宋代的世代住持寶堅、懷清、瑞新、普、清簡之後列出子凝，並記錄他與知禮的論爭，以及他的嗣法是崇壽稠禅師等事。
首先將釀起問題的《指要鈔》卷上之要文摘錄于下：
“問：相傳雲：達磨門下叁人得法，而有淺深。尼總持雲：斷煩惱證菩提。師雲：得吾皮。道育雲：迷即煩惱，悟即菩提。師雲：得吾肉。慧可雲：本無煩惱，元是菩提。師雲：得吾髓。今煩惱即菩提等，稍同皮肉之見，那雲圓頓無過？
答：當宗學者，因此語故，迷名失旨。用彼格此，陷墜本宗，良由不窮即字之義故也。應知今家明即，永異諸師。以非二物相合，及非背面相翻，直須當體全是，方名爲即。何者？煩惱生死既是修惡，全體即是性惡法門故，不須斷除及翻轉也。諸家不明性惡，遂須翻惡爲善，斷惡證善故。極頓者，仍雲本無惡，元是善。既不能全惡是惡故，皆即義不成故。”[15]
慧可乃是得到達摩印可的弟子，被後世禅宗奉爲東土二祖。然而在上文之中，四明卻認爲慧可的“本無煩惱、元是菩提”之說，尚昧于天臺宗的理具性惡之旨。禅宗僧人天童山景德寺住持子凝覽四明之《指要鈔》，見此等貶低禅宗祖師的語句，起而與之爭論，乃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子凝在天聖元年(1023)正月十八日送給四明一書，“謂不可以道聽途說將爲正解”，自此之後，“凡往複二十來番，诤之不已。”[16]不過這些往返書函多已逸失，僅在《四明教行錄》卷四中還存有叁往二複的信函。
子凝在其第一封信中，指責《指要鈔》所引的達摩門下叁人得法之事的記載，只不過是道聽途說的無稽之談，並且對諸師貶低達摩之道的言論進行了批駁。其信略雲：
“今據《祖堂》及《傳燈錄》[17]，只雲二祖禮拜依本位而立，未委彼宗複何爲解。今或有師雲：達磨之道，但接下根，未通上智。又雲：悟即心之理，昧心外之法。斯皆以管窺天，將螺酌海者也。……祖師(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亦方便之一揆耳。”[18]
信的最後奉勸知禮棄“鄙俚之言”，“削傳聞以扶本教”。
針對子凝的诘難，四明于正月二十四日的複信中辯解說，達摩門下叁人得法之事出自圭峰的後集[19]，反以爲子凝所引教下法師貶禅門之言，乃是道聽途說，最後希望子凝“開博濟之懷，勿任偏執之情”。信的內容撮略如下：
“此出圭峰後集。裴相國(休)問禅法宗徒源流淺深，禅師因爲答釋，廣敘諸宗直出、傍傳源同派別。首雲達磨直出慧可，傍傳道育及尼總持，乃示叁人見解親疏，故有斯語。此之後集印本現存，南北相傳流行不絕。……況有唐圭峰禅師帝王問道，相國親承，和會諸宗，集成《禅藏》，製《禅源诠都序》兩卷。及茲後集，爲世所貴。何爲鄙俚之談，豈是道聽途說？”[20]
接受了四明的答書，正月二十八日子凝再送上第二封信，信中認爲知禮只知道是出于圭峰答裴休所問，“殊不知知解宗徒，祖師昔記。循其泛說，讵惬通懷？” [21]認爲宗密既非禅的本流，他的說法又怎能作爲立論的根據？信的末尾則希望知禮能“力扶像運，深察源流，無使正法澆漓，人情美順，唯宗高範，是振淳風。” [22]
對此，四明在二月七日的第二書，略雲：
“蓋由不曉斯文出自圭峰後集，只齊曾見非彼所聞，故以長書責無實證。今知所出，合恥鮮聞。如何卻斥圭峰棄乎援據？噫！過而不改斯成過也。……奈以天臺宗教陵遲之際，圭峰後集流行來吳，禅講之徒多所宗尚，鹹雲：達磨印于二祖，本無煩惱，元是菩提，方爲得髓。智者所說，既同道育之解，乃成得肉之言。……遂于《指要》文中對揚厥旨，……人人據圭峰難于本教，豈不依本教而返破之。斯皆扶樹本宗，勉勵初學證悟之際，彼此豈存？前所謂設化之教，大體合然。” [23]
從現存信函的內容看，雙方都明顯地帶有宗派的感情，如四明第一複信即有“無使達摩子孫獨能破立，智者宗裔全廢抑揚”的話。如果說在前面二往一複的信函中，雙方還能心平氣和地進行探討的話，從知禮的第二書和子凝的第叁書開始，則各護本宗而彼此互相攻讦。知禮在第二書中首先發難，信的開頭，譏诮子凝孤陋寡聞，其作爲臺宗僧人多聞的優越感躍然紙上；其後更道出了其《指要鈔》借論慧可等叁人得法之深淺以顯示自宗圓教之義的原委。
子凝很快又于二月十四日送上第叁書，認爲知禮所引叁人得法深淺，既原無此說，就不能逐浪隨流，揚聲遏響；批評知禮所說“設化之道，大體合然”的荒謬；駁斥知禮依本教返破圭峰的不妥。書略曰：
“大凡援引古今，存乎嫆當。彼宗固執，可示斥诃，方謂抑揚昭乎義理。苟弘教者引佛經，不當亦須削之。如是則稱作人師，堪爲教主。後生宗範，千古不逾。所謂學而不思，傳而不習，斯之爲恥。何恥解聞？”[24]
本是二宗的義理之爭，至此大有演成兩宗間意氣之爭的趨勢。這件事情想必在當時造成很大的影響，後來還是四明太守直閣林公出面調停，二人的爭論才算結束。志磐雲：“太守林請師(知禮)融會其說。師(知禮)不得已略易數語。”[25]繼忠的《天童四明往複書後敘》(收于《四明教行錄》卷四)及可度的《十不二門指要鈔詳解》卷一都記載了知禮的新舊兩文，內容如下：
(舊文)此乃又超得髓之說也，可師之見意縱階，此語且未圓。問：今明圓教，豈不論斷惑證理，及翻迷就悟耶？若論者何異持育之解？答：只如可師，豈不斷惑翻迷，豈亦同前二耶？故知凡分漸頓，蓋論能斷能翻之所以爾。[26]
(新改文)然汝所引，達摩印于可師，本無煩惱，元是菩提等。斯乃圭峰異說，致令後人以此爲極，便棄叁道，唯觀真心。若據《祖堂》，自雲二祖禮叁拜，依位而立。豈可言煩惱菩提一無一有耶？故不可以圭峰異說，而格今家妙談爾。[27]
舊文中說，“此(天臺之即義)乃又超得髓之說也，可師之見意縱階，此語且未圓。”是徹頭徹尾的否定。但改了新文之後…
《宋代臺、禅二宗法統說之爭(宋道發)》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