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台、禅二宗法统说之争
编辑：宋道发
来源：闽南佛学
内容提要：在宋代的佛教界，天台宗与禅宗的抗争乃是十分引人注目的重要事件，而二宗之争衡，则以确立本宗在当时中国佛教界的正统地位为目的，故虽有教理上的交涉，而以法统说为二宗争衡的主线。 本文即对二宗法统说的缘由与完善过程作一较详尽的探讨，以就教于教、学二界。
关键词：天台 禅宗 法流 争论
作者简介：宋道发，男，哲学博士，现任职于杭州商学院宗教研究所。
一 台、禅争衡之肇始
(一) 法统说之由来
所谓法统，是指付法相承的道统。有的学者也称其为祖统，大概是说祖师相承的道统吧。名称虽异，实质则同。
关于法统说的由来，释印顺是这样认为的：
“在佛法中，“付法”有古老而深远的意义。佛法的三藏，尤其是定慧修持，都是重传承的。在师资授受的传承中，发展为“付法”说。”[1]
自释迦创教以来，佛教对于师资传承一直非常重视，将其视为维护佛教法脉延续不绝，并使佛法发扬光大的主要手段，可以说，师承代表着佛教的正法相续。在原始佛教的初期，佛陀的教法是由师徒之间的口耳相传来维系的(文字记载迟至西元前一世纪初才出现)，因而师承显得特别重要。在当时的南方(锡兰佛教所传)和北方(罽宾佛教所传)，都有五师相承的传说。然而师承口授，免不了遗漏或个人增补[2]及强调某特色，使分派的可能性增强。后代的佛教便依据师承分宗立派。不过，印度佛教虽有部派之分，各有自部的付嘱相承，然各部派更重学说之同异(如《异部宗轮论》)，却没有如中国各宗派法统之争那样严重的事情发生。
在印度佛教中，在一代一人的付法(与悟证没有关系)中，所付嘱的，是“正法”、“法藏”、“胜眼”、“法眼”(禅者谓为“正法眼藏”)。付嘱的主要意义，是“守护”、“护持”。古代的“付嘱正法”，是付与一项神圣的义务，维护佛法的纯正性，使佛法久住，而不致变质、衰落。这是在佛教的发展中，形成佛法的领导中心；一代大师，负起佛教的摄导与护持的责任，为佛法的表率与准绳。[3]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加上本身的复杂，因人因地因时的不同，经数百年的发展，遂逐渐形成了许多学派和教派。在南北朝时，特别在南朝，因研习经论的不同，而形成了各种学派。各派之经师、论师有理论分歧与诤论，甚至形成法统之争。然而，在隋唐以前，各学派虽有师徒关系的存在，并不强调师资传授，法统的观念也不盛行，尚无传法之说。隋唐以后，佛教宗派兴起，各宗都建立了自己的法统说。必须指出的是，并不是因为先有宗派而后才有法统的观念，而是各宗派为标榜自宗是佛法正宗，都对原已存在的法统观念充分地加以利用。
中国佛教法统观念的出现，首先是与南北朝时的佛、道之争有关。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传入中国后，势必受到中国固有文化的排挤。佛教流行中国以后，中国人常怀疑它的真实性，《老子化胡经》之说早已流行。太武帝毁法时所下的诏书内说，佛法本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彊所伪造。因此，当时的佛教徒为了复兴佛法，辟斥此类言论，而编撰了《付法藏因缘传》一类叙述佛教法统的著作。到五世纪，南朝、北朝均有这样的著作问世。其次，法统观念的出现也与佛教注重戒律的师资传受有密切相关。佛陀遗教，以戒为师，戒律为佛法生命之所系。佛法传来中国后，在西元五世纪的初叶，先后有《十诵律》(404~405年，弗若多罗、鸠摩罗什共译)、《四分律》(410~412年，佛陀耶舍译)、《摩诃僧祇律》(416年，佛驮跋陀罗、法显译)、《五分律》(423~424年，佛陀什译)诸部戒律的传译。僧祐律师著《萨婆多部记》五卷(《内典录》作《萨婆多部师资传》)，专门记述萨婆多部十诵律师资相承的传记，其书虽已佚失，而《出三藏记集》卷十二载有此书的目录与序文。
到隋唐时代，宗派兴起以后，特别是天台宗、禅宗兴起的时候，古老的付法观念却有了新的内容：一方面立宗者自以为继承佛的正统，常引用《付法藏传》以证明。另一方面因禅定盛行的影响，传法遂有神秘的意义，与名相解释之学不同。天台特重因禅发慧，智顗诣慧思受业心观，得法华三昧，思曰：“非汝莫感，非我莫识”。而禅宗顿教，更是以心传心，秘密相传，不著一字，参禅棒喝，是其顿悟学说的体现。
各个宗派常常引《付法藏因缘传》及《萨婆多部记》为争法统的根据。其实二书性质并不相同，《付法藏传》本是说佛法的代代相传；而《萨婆多部记》则仅是叙述萨婆多部师资传授的传记史料，而非叙述佛法传承的历史。
现在要问，中国佛教的各宗派为什么都要建立自己的法统说呢？首先让我们来讨论一下什么是宗派。颜尚文先生对佛教的宗派是这样定义的：
“在佛教发展中，经某些教徒根据佛教主要教法，创造出独特的宗义和修行方法，并且透过讲著师承，使此种独特宗义留传数代而形成的独立思想体系或教团。它的两项不可分离之基本因素是宗义与师承。在宗义师承关系发展中，又产生专宗寺院，组织制度等重要因素。而派别意识则由隐而显地贯穿在宗派的独立体系或教团中，并且产生宗祖、道统等强烈的争执。因此，宗派依其发展程度之不同，可区分为两种形式：一为学派式宗派，仅宗义与师承关系及微细难查的派别意识之教义体系。一为教派式宗派，包含宗义、师承体系、专宗寺院、组织制度与强烈的派别、宗祖、道统意识等因素之教团。”[4]
由此定义可知，师承乃是一个宗派的两项基本因素之一，对一个宗派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是因为佛教自创教以来即有重师承的传统，而且还关系到该宗派存在的合法性。下面所引宗密(780-841)和湛然(711-782)的两段话，能够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师有本末者，谓诸宗始祖即是释迦。经是佛语，禅是佛意，诸佛心口必不相违，诸祖相承根本是佛，亲付菩萨造论始末。……中间马鸣、龙树悉是祖师。……达摩受法天竺，躬至中华。”[5]
“先明祖承付法由渐，若不先指如来大圣(释迦)，无由列于二十三祖，若不列于二十三祖，无由指于第十三师(龙树)，若不指于第十三师，无由信于衡崖(慧思)台岳(智顗)，……由是而知台衡慧文宗于龙树，二十三圣继踵坚林，实有由也，良可信也。” [6]
禅宗的宗密、天台宗的湛然各强调本宗的师承关系必上溯至印度祖师的传承，并以释迦为诸宗始祖本师，如此宗派才有成立之来由，才可取信于人，为佛教的正宗道统所在。师承对宗派之重要性，由此可知。[7]
宗派包括学派式宗派和教派式宗派两种。所谓学派式宗派，此所谓“宗”者，即家的意思，如“儒家”、“道家”之“家”。“本无宗”，即“本无家”；“心无宗”，即“心无家”。所谓教派式宗派，即指有创始人、有传授者、有信徒、有教义、有教规之宗教团体，如隋唐时之天台宗、禅宗、三阶教等。隋唐以前中国佛教主要表现为学派之分歧，各学派式宗派之间，虽也偶有法统之争，并不普遍。隋唐以后，各派争道统之风渐盛，乃有各种教派之竞起，法统乃成了“佛教教派的一个标志”。[8]
(二) 宋初台、禅二宗之情形
1、宋初天台宗的由衰而兴
天台宗是最早创立的中国佛教宗派。创立之初，经由智者大师(538～597)、章安灌顶(561～632)等诸师的努力，加之陈、隋两朝的有力护持，曾经兴盛一时。而自唐初灌顶寂后，台宗教势却急转直下，进入长达一百多年的衰微时期。中经法华智威、天宫慧威、左溪玄朗三代，时至中唐肃宗、代宗两朝，有玄朗的弟子荆溪湛然(711～782)出世，努力开拓，著作等身，天台宗风为之大振，湛然因此而享有中兴之祖的美誉。
后来由于“安史之乱”的破坏，地方节度使强暴，宦官专横，中央威令不行；再加上晚唐到五代期间战乱频仍，尤其在遭到唐武宗会昌(841～846)法难的打击，诸宗的章疏典籍散佚殆尽。素重教典的天台宗，失去了赖以维系法运的教典，其教势从此一蹶不振。据《佛祖统纪》卷八《义寂传》所说：
“初天台教迹，远自安史挺乱，近从会昌焚毁，残编断简，传者无凭。师每痛念，力网罗之。先于金华古藏，仅得《净名》一疏。吴越忠懿王，因览《永嘉集》，有“同除四住，此处为齐；若伏无明，三藏则劣”之语，以问韶国师。韶云：“此是教义，可问天台寂师。”王即召师出金门建讲，以问前义。师曰：“此出智者《妙玄》。自唐末丧乱，教籍散毁。故此诸文，多在海外。于是吴越王遣使十人，往日本国求取教典。既回，王为建寺螺溪，扁曰定慧，赐号净光法师。及请谥天台诸祖(止谥天台以十六祖)，一家教学郁而复兴，师之力也。”[9]
可见，宋代天台宗的复兴，端赖台宗教典的复归。而教典的复归又与吴越国王钱俶、天台德韶(属禅宗法眼宗)、螺溪义寂(属天台宗)三人密不可分。不过，教典虽被请回，尚须假以时日，穷深研几之后，方能广事弘扬。故《佛祖统纪》卷八〈法智本纪〉的论赞说：
“唐之末造，天下丧乱。台宗典籍，流散海东。当是时，为其学者，至有兼讲华严以资说饰。暨我宋龙兴，此道尚晦。螺溪宝云之际，遗文复还。虽讲演稍闻，而曲见之士，气习未移。”[10]
随着研习教典的风气渐盛，天台宗的教势也渐渐地扩大了。至四明尊者知礼大师(960～1028)应运出世，广演教法，多事著述，故在北宋之初，天台宗呈蔚然中兴之势。诚如志磐所云：
“四明法智，以上圣之才，当中兴之运，东征西伐，再清教海，功业之盛，可得而思。”[11]
2、宋代禅宗的兴盛
与天台宗的法运多舛相…
《宋代台、禅二宗法统说之争(宋道发)》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