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臺、禅二宗法統說之爭
編輯：宋道發
來源：閩南佛學
內容提要：在宋代的佛教界，天臺宗與禅宗的抗爭乃是十分引人注目的重要事件，而二宗之爭衡，則以確立本宗在當時中國佛教界的正統地位爲目的，故雖有教理上的交涉，而以法統說爲二宗爭衡的主線。 本文即對二宗法統說的緣由與完善過程作一較詳盡的探討，以就教于教、學二界。
關鍵詞：天臺 禅宗 法流 爭論
作者簡介：宋道發，男，哲學博士，現任職于杭州商學院宗教研究所。
一 臺、禅爭衡之肇始
(一) 法統說之由來
所謂法統，是指付法相承的道統。有的學者也稱其爲祖統，大概是說祖師相承的道統吧。名稱雖異，實質則同。
關于法統說的由來，釋印順是這樣認爲的：
“在佛法中，“付法”有古老而深遠的意義。佛法的叁藏，尤其是定慧修持，都是重傳承的。在師資授受的傳承中，發展爲“付法”說。”[1]
自釋迦創教以來，佛教對于師資傳承一直非常重視，將其視爲維護佛教法脈延續不絕，並使佛法發揚光大的主要手段，可以說，師承代表著佛教的正法相續。在原始佛教的初期，佛陀的教法是由師徒之間的口耳相傳來維系的(文字記載遲至西元前一世紀初才出現)，因而師承顯得特別重要。在當時的南方(錫蘭佛教所傳)和北方(罽賓佛教所傳)，都有五師相承的傳說。然而師承口授，免不了遺漏或個人增補[2]及強調某特色，使分派的可能性增強。後代的佛教便依據師承分宗立派。不過，印度佛教雖有部派之分，各有自部的付囑相承，然各部派更重學說之同異(如《異部宗輪論》)，卻沒有如中國各宗派法統之爭那樣嚴重的事情發生。
在印度佛教中，在一代一人的付法(與悟證沒有關系)中，所付囑的，是“正法”、“法藏”、“勝眼”、“法眼”(禅者謂爲“正法眼藏”)。付囑的主要意義，是“守護”、“護持”。古代的“付囑正法”，是付與一項神聖的義務，維護佛法的純正性，使佛法久住，而不致變質、衰落。這是在佛教的發展中，形成佛法的領導中心；一代大師，負起佛教的攝導與護持的責任，爲佛法的表率與准繩。[3]
佛教自兩漢之際傳入中國後，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加上本身的複雜，因人因地因時的不同，經數百年的發展，遂逐漸形成了許多學派和教派。在南北朝時，特別在南朝，因研習經論的不同，而形成了各種學派。各派之經師、論師有理論分歧與诤論，甚至形成法統之爭。然而，在隋唐以前，各學派雖有師徒關系的存在，並不強調師資傳授，法統的觀念也不盛行，尚無傳法之說。隋唐以後，佛教宗派興起，各宗都建立了自己的法統說。必須指出的是，並不是因爲先有宗派而後才有法統的觀念，而是各宗派爲標榜自宗是佛法正宗，都對原已存在的法統觀念充分地加以利用。
中國佛教法統觀念的出現，首先是與南北朝時的佛、道之爭有關。作爲外來文化的佛教傳入中國後，勢必受到中國固有文化的排擠。佛教流行中國以後，中國人常懷疑它的真實性，《老子化胡經》之說早已流行。太武帝毀法時所下的诏書內說，佛法本漢人無賴子弟劉元真、呂伯彊所僞造。因此，當時的佛教徒爲了複興佛法，辟斥此類言論，而編撰了《付法藏因緣傳》一類敘述佛教法統的著作。到五世紀，南朝、北朝均有這樣的著作問世。其次，法統觀念的出現也與佛教注重戒律的師資傳受有密切相關。佛陀遺教，以戒爲師，戒律爲佛法生命之所系。佛法傳來中國後，在西元五世紀的初葉，先後有《十誦律》(404~405年，弗若多羅、鸠摩羅什共譯)、《四分律》(410~412年，佛陀耶舍譯)、《摩诃僧祇律》(416年，佛馱跋陀羅、法顯譯)、《五分律》(423~424年，佛陀什譯)諸部戒律的傳譯。僧祐律師著《薩婆多部記》五卷(《內典錄》作《薩婆多部師資傳》)，專門記述薩婆多部十誦律師資相承的傳記，其書雖已佚失，而《出叁藏記集》卷十二載有此書的目錄與序文。
到隋唐時代，宗派興起以後，特別是天臺宗、禅宗興起的時候，古老的付法觀念卻有了新的內容：一方面立宗者自以爲繼承佛的正統，常引用《付法藏傳》以證明。另一方面因禅定盛行的影響，傳法遂有神秘的意義，與名相解釋之學不同。天臺特重因禅發慧，智顗詣慧思受業心觀，得法華叁昧，思曰：“非汝莫感，非我莫識”。而禅宗頓教，更是以心傳心，秘密相傳，不著一字，參禅棒喝，是其頓悟學說的體現。
各個宗派常常引《付法藏因緣傳》及《薩婆多部記》爲爭法統的根據。其實二書性質並不相同，《付法藏傳》本是說佛法的代代相傳；而《薩婆多部記》則僅是敘述薩婆多部師資傳授的傳記史料，而非敘述佛法傳承的曆史。
現在要問，中國佛教的各宗派爲什麼都要建立自己的法統說呢？首先讓我們來討論一下什麼是宗派。顔尚文先生對佛教的宗派是這樣定義的：
“在佛教發展中，經某些教徒根據佛教主要教法，創造出獨特的宗義和修行方法，並且透過講著師承，使此種獨特宗義留傳數代而形成的獨立思想體系或教團。它的兩項不可分離之基本因素是宗義與師承。在宗義師承關系發展中，又産生專宗寺院，組織製度等重要因素。而派別意識則由隱而顯地貫穿在宗派的獨立體系或教團中，並且産生宗祖、道統等強烈的爭執。因此，宗派依其發展程度之不同，可區分爲兩種形式：一爲學派式宗派，僅宗義與師承關系及微細難查的派別意識之教義體系。一爲教派式宗派，包含宗義、師承體系、專宗寺院、組織製度與強烈的派別、宗祖、道統意識等因素之教團。”[4]
由此定義可知，師承乃是一個宗派的兩項基本因素之一，對一個宗派來說是非常重要的。這不僅是因爲佛教自創教以來即有重師承的傳統，而且還關系到該宗派存在的合法性。下面所引宗密(780-841)和湛然(711-782)的兩段話，能夠清楚地說明這一點：
“師有本末者，謂諸宗始祖即是釋迦。經是佛語，禅是佛意，諸佛心口必不相違，諸祖相承根本是佛，親付菩薩造論始末。……中間馬鳴、龍樹悉是祖師。……達摩受法天竺，躬至中華。”[5]
“先明祖承付法由漸，若不先指如來大聖(釋迦)，無由列于二十叁祖，若不列于二十叁祖，無由指于第十叁師(龍樹)，若不指于第十叁師，無由信于衡崖(慧思)臺嶽(智顗)，……由是而知臺衡慧文宗于龍樹，二十叁聖繼踵堅林，實有由也，良可信也。” [6]
禅宗的宗密、天臺宗的湛然各強調本宗的師承關系必上溯至印度祖師的傳承，並以釋迦爲諸宗始祖本師，如此宗派才有成立之來由，才可取信于人，爲佛教的正宗道統所在。師承對宗派之重要性，由此可知。[7]
宗派包括學派式宗派和教派式宗派兩種。所謂學派式宗派，此所謂“宗”者，即家的意思，如“儒家”、“道家”之“家”。“本無宗”，即“本無家”；“心無宗”，即“心無家”。所謂教派式宗派，即指有創始人、有傳授者、有信徒、有教義、有教規之宗教團體，如隋唐時之天臺宗、禅宗、叁階教等。隋唐以前中國佛教主要表現爲學派之分歧，各學派式宗派之間，雖也偶有法統之爭，並不普遍。隋唐以後，各派爭道統之風漸盛，乃有各種教派之競起，法統乃成了“佛教教派的一個標志”。[8]
(二) 宋初臺、禅二宗之情形
1、宋初天臺宗的由衰而興
天臺宗是最早創立的中國佛教宗派。創立之初，經由智者大師(538～597)、章安灌頂(561～632)等諸師的努力，加之陳、隋兩朝的有力護持，曾經興盛一時。而自唐初灌頂寂後，臺宗教勢卻急轉直下，進入長達一百多年的衰微時期。中經法華智威、天宮慧威、左溪玄朗叁代，時至中唐肅宗、代宗兩朝，有玄朗的弟子荊溪湛然(711～782)出世，努力開拓，著作等身，天臺宗風爲之大振，湛然因此而享有中興之祖的美譽。
後來由于“安史之亂”的破壞，地方節度使強暴，宦官專橫，中央威令不行；再加上晚唐到五代期間戰亂頻仍，尤其在遭到唐武宗會昌(841～846)法難的打擊，諸宗的章疏典籍散佚殆盡。素重教典的天臺宗，失去了賴以維系法運的教典，其教勢從此一蹶不振。據《佛祖統紀》卷八《義寂傳》所說：
“初天臺教迹，遠自安史挺亂，近從會昌焚毀，殘編斷簡，傳者無憑。師每痛念，力網羅之。先于金華古藏，僅得《淨名》一疏。吳越忠懿王，因覽《永嘉集》，有“同除四住，此處爲齊；若伏無明，叁藏則劣”之語，以問韶國師。韶雲：“此是教義，可問天臺寂師。”王即召師出金門建講，以問前義。師曰：“此出智者《妙玄》。自唐末喪亂，教籍散毀。故此諸文，多在海外。于是吳越王遣使十人，往日本國求取教典。既回，王爲建寺螺溪，扁曰定慧，賜號淨光法師。及請谥天臺諸祖(止谥天臺以十六祖)，一家教學郁而複興，師之力也。”[9]
可見，宋代天臺宗的複興，端賴臺宗教典的複歸。而教典的複歸又與吳越國王錢俶、天臺德韶(屬禅宗法眼宗)、螺溪義寂(屬天臺宗)叁人密不可分。不過，教典雖被請回，尚須假以時日，窮深研幾之後，方能廣事弘揚。故《佛祖統紀》卷八〈法智本紀〉的論贊說：
“唐之末造，天下喪亂。臺宗典籍，流散海東。當是時，爲其學者，至有兼講華嚴以資說飾。暨我宋龍興，此道尚晦。螺溪寶雲之際，遺文複還。雖講演稍聞，而曲見之士，氣習未移。”[10]
隨著研習教典的風氣漸盛，天臺宗的教勢也漸漸地擴大了。至四明尊者知禮大師(960～1028)應運出世，廣演教法，多事著述，故在北宋之初，天臺宗呈蔚然中興之勢。誠如志磐所雲：
“四明法智，以上聖之才，當中興之運，東征西伐，再清教海，功業之盛，可得而思。”[11]
2、宋代禅宗的興盛
與天臺宗的法運多舛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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