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十八祖僧迦罗叉分别写为二十六、二十七祖，并将次序颠倒，把“僧迦罗叉”写作“僧迦叉”，“须婆蜜多”更正为“婆须蜜多”。[40]
与《历代法宝记》大致同时成书的《曹溪大师别传》(成书于781年)却是自成体系的。[41]本书撰者不详，内容包括六祖慧能之传记、传法宗旨、高宗等帝之敕书、曹溪山宝林寺之由来、六祖之六种灵瑞异闻等。书中有弘忍传法于慧能时，向慧能讲述禅宗传承世系的一段话，其中虽然提到西国二十八祖，但并未将各代祖师的名字全部列出，只是简略提及，第二十八祖，弘忍称作“达磨多罗”，而非“菩提达摩”。其文云：
如来临涅槃，以甚深般若波罗蜜法付嘱摩诃迦叶，迦叶付阿难，阿难付商那和修，和修付忧婆毱多，在后展转相转西国经二十八祖，至于达磨多罗大师，汉地为初祖，付嘱惠可，可付璨，璨付双峰信，信付于吾(弘忍)矣。吾今欲逝，法嘱于汝，汝可守护，无令断绝。[42]
其后又有《宝林传》[43]出。《宝林传》，全称《大唐韶州双峰山曹溪宝林传》，又作《双峰山曹侯溪宝林传》。唐代朱陵沙门智炬(或作慧炬)撰于贞元十七年(801)。韶州曹溪宝林寺为禅宗六祖慧能宣扬禅法之道场，故以为书名，以阐明六祖慧能之法统。此书集录有关禅宗史，如《六祖坛经》、《五明集》、《续法传》、《光璨录》、《历代法宝记》等书之大成，而主张二十八祖之传承。其所载二十八祖的名字如下：
第一祖大迦叶，第二祖阿难，第三祖商那和修，第四祖优波毱多，第五祖提多迦，第六祖弥遮迦，第七祖婆须蜜，第八祖佛陀难提，第九祖伏驮蜜多，第十祖胁尊者，第十一富那夜奢，第十二祖马鸣，第十三祖毗罗尊者，第十四龙树，第十五祖迦那提婆，第十六祖罗睺罗，第十七祖僧伽难提，第十八祖伽叶舍多，第十九祖鸠摩罗多，第二十祖阇夜多，第二十一祖婆修盘头，第二十二祖摩拏罗，第二十三祖鹤勒尊者，第二十四祖师子比丘，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第二十七祖缺，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44]
撰者作此书最大之用意，即在于彰明师子尊者与菩提达磨间之关系，不同于《付法藏因缘传》之法脉断绝说；又因本书所述年序错讹混乱，文字粗俗，故出世之后，曾遭后世诸方著述非难。在唐代，即遭致梓州慧义寺义学沙门神清的强烈指斥。至宋代之时，仍有天台宗人，对此书颇多讥斥，且谓本书“诡说百端，以惑无识”。
但此书出世后便受到禅宗的普遍欢迎，对宋代禅宗的法统说影响甚大。其后唐释玄伟的《圣胄集》、五代时南岳惟劲的《续宝林传》和静、筠二禅僧的《祖堂集》、北宋释道原的《景德传灯录》等灯录、契嵩《传法正宗记》、《定祖图》、宋元诸本《坛经》等，皆受此书影响，以致于形成传至今日的西天二十八祖之说。可见，在禅宗法统说的形成过程中，《宝林传》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
(三) 禅宗法统说之定型
北宋景德元年(1004)，法眼宗禅僧、天台德韶的法嗣释道原，统集《宝林》、《玄门圣胄集》等传，续后梁开平以来宗师机缘，撰成《景德传灯录》。灯能照暗，禅宗祖祖相授，以法传人，犹如传灯，故名。书成以后，诣阙进呈，宋真宗诏翰林学士杨亿等刊削裁定，历时一年，方遂终篇，并奉敕入藏，成为有史以来第一部官修禅书。
本书问世以来在佛教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不仅引出了禅宗一系列的灯录著述，如《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联灯会要》、《嘉泰普灯录》、《续传灯录》等，为禅宗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而且为宋代以后有关学术思想史的撰述提供了可借鉴的样式。[45]
另外，本书中延袭唐代宗密等人说法，将智顗作为禅门达者，激起了天台宗僧人的强烈不满，由此引发了台、禅二宗长期的争论。本书所述之法统说，以摩诃迦叶至菩提达摩，为西土二十八祖，以达摩至慧能，为东土六祖。本书的奉敕入藏，使得禅宗的法统说得到了官方的正式认可。由于取材于错讹充斥、文字鄙俗的《宝林传》，没有作出充分的论证，所以本书出世以后，关于禅宗的法统说，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这个工作是由后来的契嵩完成的。
契嵩(1007～1072)北宋僧，自号潜子，字仲灵，俗姓李，藤州镡津(广西藤县)人。七岁出家，十三岁剃发，翌年受具足戒。十九岁游方，下江湘，登衡庐，常顶戴观音像，日诵其号十万声，并博览经传杂著。曾谒筠州洞山晓聪，得其禅法。
纵观契嵩一生，以其两大功业，在中国佛教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一是在宋仁宗明道年间(1032～1033)，针对欧阳修等人辟佛的议论，作《辅教篇》等书，论述教禅一致，倡三教融合，特别强调儒释两教的一致性，轰动当时文坛，为北宋佛教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二是鉴于禅门传法世系说法不一，并为了反对天台宗依据《付法藏传》的二十四祖之说，而依据《宝林传》等厘定禅宗的印度世系为二十八祖，撰写《传法正宗定祖图》、《传法正宗记》和《传法正宗论》(以上三书合称《嘉祐集》)，使西天二十八祖之说成为后世禅宗传法世系的定论，对后世讲述禅宗史影响很大，并引起了天台宗的争论，历久不息。[46]
下面就对其厘定西天二十八祖说的起因、论证的过程及产生的影响略作叙述，以明此事与台、禅法统之争的密切关系。
禅宗法统之说，既依《付法藏因缘传》，复加增添裁定，在有唐之世，即遭致梓州慧义寺义学沙门神清[47]的强烈指斥。在其所著《北山录》卷六〈讥异说〉，神清以义学沙门立场明白指斥南宗禅之后学，谓彼等忽视戒律，误传宗祖传承系统；并且对宗门祖师“以心印心”之事，颇不以为然。其批评禅宗误传宗祖传承系统，提出了他的理由，《北山录》卷第六云：
《付法传》止有二十四人，其师子后舍那婆斯等四人，并余家之曲说也。又第二十九名达摩多罗，非菩提达磨也。其传法贤圣，间以声闻，如迦叶等，虽则回心，尚为小智，岂能传佛心印乎？[48]
契嵩认识到，禅宗的法统说之所以遭到他宗的讥斥，乃是因为以前的法统说过于混乱，于是起而整理之。据陈舜俞《镡津明教大师行业记》云：
仲灵之作是书(《禅宗定祖图》、《传法正宗记》)也，慨然悯禅门之陵迟，因作考经典，以佛后摩诃迦叶独得大法眼藏为初祖，推而下之，至于达磨为二十八祖，皆密相付嘱，不立文字，谓之教外别传者。居无何，观察李公谨得其书，且钦其高名，奏赐紫方袍。仲灵复念，幸生天子大臣护道达法之年，乃抱其书以游京师，府尹龙图王仲义，果奏上之。仁宗览之，诏付传法院编次，以示褒宠，仍赐“明教”之号。[49]
对于神清所提出的声闻何以能传佛心印的问题，契嵩则在著述中广引佛教经论予以反驳，并对神清提出严厉的批评。据《传法正宗记》卷二末所载〈评北山清公书〉云：
大凡万事，理为其本，而迹为末也。通其本者故多得之，束其末者故多失之。若传法者数十贤圣，虽示同声闻，而岂宜以声闻尽之哉？……《楞伽》所谓三种阿罗汉者，一曰得决定寂灭声闻罗汉；一曰増修行菩萨行罗汉；一曰应化佛所化罗汉。此罗汉者，以本愿善根方便力故，现诸佛土，生大众中，庄严诸佛大会众故。若大迦叶传法数十贤圣者，岂非应化佛所化之罗汉耶！佛所化者，宜其所有四禅三昧、无量功德与如来不异也，不异乎如来而传佛心印。……心印，即经所谓三昧王之三昧者也，如来所传乃此三昧也。……呜呼！学者不求经、不穷理，动谬圣人之意为其说，虽能编连万世事，亦何益乎？书曰“记诵之学，不足为人师”，清之谓欤！[50]
针对神清的非难，契嵩还专门撰写了《传法正宗论》四篇予以详细辩驳。在《正宗论》里，契嵩由传法史考订禅门祖师之正脉法统，并论述师徒面授、付法相承之问题。契嵩认同《出三藏记集》、《达磨多罗禅经》等诸说，而非议《付法藏因缘传》之说，以阐明自释尊至达磨二十八祖嫡传法系之正统性，并答辩禅门“以心传心”、“教证一如”等问难。
契嵩的西天二十八祖说，承自《宝林传》，极力为这个法统说提供种种文献的证据。契嵩主要是论证了三个问题：
第一，在前二十四祖里，与《付法藏因缘传》相较，何以会多出第七祖婆须密？契嵩认为，《宝林传》之所以在《付法藏传》的弥遮迦和佛陀难提之间特别加入了婆须密，是依据《达摩多罗禅经》。
第二，师子如何付法给斯多？契嵩承继《宝林传》的说法，在《传法正宗记》第四说明，第二十三鹤勒那付法给师子时，已经预言有法难，并说早点付法可使法脉不致断绝；以及师子也知道法难将临自身，遂向婆舍斯多述说付法之言，可见圣者一开始就能预卜未来，《付法藏传》一味主张法灯断绝说，是相当误谬的。为了强化他的这种说法，《正宗记》卷九〈宗证略传〉又举出了支疆梁接及波罗芬多的传说。
第三，自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以下的相承，其根据何在？契嵩认为，这也同样是依据《达摩多罗禅经》。可见，契嵩十分重视《禅经》而非议《付法藏传》，如《传法正宗定祖图》所云：
然其始乱吾宗祖，荧惑天下学者，莫若于《付法藏传》。正其宗祖，断万世之诤者，莫若于《禅经》。[51]
契嵩又为了证明从婆舍斯多、不如密多、般若多罗到第二十八祖达摩的四师相承，乃举出〈宗证略传〉中的佛驮跋陀罗和慧远之间的问答、僧祐的萨婆多部师资记目录序(《出三藏记集》第十二)、那连耶舍和万天懿之间的问答，以及犍那和李常之间的问答来说明。《传法正宗论》第二、第三篇又引用《禅经》和《修行地不净观经序》(《出三藏记集》第九)，将二十八祖说置于确然不动的地位。
由于契嵩所著《传法正宗记》等诸书皆奉敕入藏，在当时的佛教界产生巨大的…
《宋代台、禅二宗法统说之争(宋道发)》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