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182]三峰一门几乎要垄断整个江南禅宗等现象看，三峰宗并非徒有虚名，三峰宗禅法是有它的历史意义的。
明末禅宗的复兴，是夹杂着激烈的争论复兴起来的。当时知名的禅师几乎都对禅宗的现状不满，都有痛斥他人“禅病”的言论。其实，争论的内容无非在于：是革新传统的禅法呢？还是复古传统禅法？是有选择地继承禅学遗产呢？还是全面地继承禅学遗产？三峰宗汉月著《五宗原》和提唱《智证传》，被密云圆悟批驳后，引起一场绵延至清初的争论，就是这一时期禅宗复兴浪潮中的典型例子。站在历史的今天，客观地回顾三峰宗禅法。我觉得，三峰宗人提倡五家宗旨，认为五家各有宗旨，都应该继承和发扬，是在全面接受禅学遗产的原则下复古历史上的优秀禅法。提倡五家宗旨，重视各宗门庭设施，力求“五宗再灿”，反映了汉月等人主张禅学形式多样化的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风，往往有利于学术文化思想的发展。南宋至明以来，禅宗内部流行一种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唯一法门的思想，这种本为纠正繁缛学风的禅法，发展到有明一代，已经流于僵硬化和教条主义。而三峰宗人要求回到五家并存、五家禅风齐放的时代，正好打破这种凝固了的教条禅风，是有利于禅宗发展的。汉月接受慧洪觉范《临济宗旨》和《智证传》思想，发挥“三玄三要”之说，并在此基础上，力图融五家宗旨为一家，无疑，是重振临济宗的一种摸索。对“看话禅”的运用也是三峰宗的一大特色，“看话禅”亦是明代佛教中最流行的禅学形式之一。只是，传统的“看话禅”，正如江灿腾先生在其《晚明佛教丛林衰微原因析论》所说：
“看话禅”的盛行，使得禅学思想更狭隘于几则著名的“公案”而已！在这种情况下，禅宗语录出现的“法语”或“普说”，变成难解的片断词汇，不但一般的修行者难于契入，即在晚明的禅学专家，也有理解无门之叹。[183]
汉月把“话头”推广到日常生活中的“一事一法”，使“话头”不再限于几则著名的公案；晦山强调“话头”与“根器”的抉择与相配，使参学者不再眉毛胡子一把抓，随便抽取某个话头；他们都重视把“看话头”这种禅学形式分为“参”与“学”两部分，认为“参”的当下要“离心意识参”，排除一切知见。“学”的时候既要向有经验的禅者“参请”机锋、棒喝、公案解释、话头解释等，也要学习经教义理，以辅助参禅的需要，等等，正是在于解决“看话禅”的难以入手和排除知见过程中带来的负面影响。很明显，三峰宗人与当时一些有识之士一样，是在摸索、总结和革新“看话禅”，对于“看话禅”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明朝政府，严格地将佛教寺院分为禅、讲、教三类，要求寺院僧人分别专业，各司其职。禅寺，指的即是禅宗寺院；讲寺即弘扬天台、华严、唯识诸宗的寺院；教寺则是从事瑜伽显密法事仪式，为民众举办超度、消灾、祈福等活动的寺院。朝廷能够控制寺庙的格局，但并不能控制僧人的思想。相反，禅、讲、教的严格区分，反而会刺激不同专业之间的互相向往和相互促进融合。汉月就受到这种情况的启发，在保持自己禅宗格调的基础上，援“教”入禅，援“密”入禅。同时，为了贯彻他提倡五家宗旨，提倡禅学形式多样化的思想，汉月甚至还援“儒”入禅，使三峰宗的禅学走向多元化发展的道路。其实，在汉月的援教入禅，援密入禅和援儒入禅过程中，最突出的是将禅学义理化，在于不同以往的更加正面化的利用唯识等教义、密教等概念、儒学等范畴分析、剖解、阐述禅学，甚至将这些内容注入禅学实践，指导实际的禅修。这是一种新禅学思想的体现，在明末佛教中，代表了禅宗复兴的一个侧面。
三峰宗的禅法内容，其实并不止本文探讨的这些。但就文中提及的几点看，三峰宗禅法总结过去禅学经验，发挥某些禅学新义，对于推动明末禅宗的复兴，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
结束语
透过以上各章节的探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三峰宗建立、发展、没落的基本脉路。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三峰法席成”至清雍正十一年(1733)取缔三峰一派止，三峰宗住世才一百二十年左右。其住世时间虽然不长，但影响却是非常的大，势力范围波及浙江、江苏、江西、湖南、湖北等省，中前期的三峰宗，几乎要垄断整个江南禅宗。
从研究中，我们发现：三峰宗的发展过程，在时间上与明末清初禅宗的复兴是同步的；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是与明末清初禅宗的复兴现象相表里的。如三峰宗人将“师法”与“师人”分开对待的“师承”价值观，就反映了一种禅宗丛林价值观念的转变。是禅宗经历了长时期的衰微，即将复兴之际，禅僧们对“师承”中“法脉”一支与宗门衰微关系的反思。又如，三峰宗的“法诤”事件，尽管三峰、天童两家存在不少门户之见，但双方关于佛教理论方面的论战，恰恰代表了明末清初禅宗复兴过程中，对禅学思想认识的两大阵营。是彻底地正本清源，溯古追风，同时推陈出新，力标异说呢？还是顺其自然，维护现有的传统禅学格局？三峰宗属于前者，因而被亲天童一系视为“魔法”，视为“异端”。
其实，三峰宗的禅学思想，说它正本清源，溯古追风也好，说它推陈出新，力标异说也好，其最大的共同点就在于把禅学义理化，在于利用佛教义理正面地阐述、分析、剖解禅法。从禅理的论证，或是实践的把握，三峰宗人都注入浓厚的佛教义理。换言之，三峰宗的禅，就是义理化了的禅。它既不同于传统的“禅教一致”论，也不同于传统的“文字禅”，是一种新兴的禅学形式。勿庸置言，它为禅宗在明清的继续发展注入新的生命力，是明末清初禅宗复兴的标志之一。此外，三峰宗第三代中的晦山戒显，从讨论禅学中，引发对禅僧素质、僧团管理和佛教生存等方面的忧虑和构思。这种忧患意识展现了禅宗复兴的另一个角度，对禅宗的生存和发展，极具现实意义。
回顾走过一百来年生涯的三峰宗，看着当前热火朝天的佛教建设，一种流于大兴土木的佛教建设。我们不得不思索，佛教的振兴应该更重要的是思想领域的重建。放眼今天禅宗，有多少禅门遗风？有多少革新禅法？在众多禅学爱好者感叹入禅无门，无从下手中，我想，我们是否可从三峰禅法中思考些什么？吸取些什么？三峰宗没落，是内部原因还是外部原因，姑且不论。但三峰宗事件是明末清初禅宗复兴过程的真实反映，其独特禅法是禅宗复兴过程中的一种摸索，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因此，于教内宗教的实践，还是义学的发展，或是教外学术界的佛教史研究，三峰一宗的兴衰都是值得重视的。
《明末清初禅门“异端”——关于临济三峰宗的几点研究(修明)》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