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念是法，便得无所有处。”
最后又“观无所有过，念非有想非无想功德，习念是法，便得非有想非无想处。”
这是说空无边处超越了色界的束缚，识无边处超越了对空的执着，无所有处又超越了对识的执着。非想非非想处，则超越了对一切想的束缚和执着。
四无边处定的境界仍只是因缘和合，虚妄不实，它只是修行慧观的方便，并不究竟，因而不可执着。《三昧经》中说：“戒为平地，禅定为快弓，智慧为利箭，三事务足，能杀烦恼贼。”
禅定虽不究竟，但它能给禅者带来喜悦，从而得到休息。佛经中记载佛在四十九的坐禅悟道时，多次在定中休息。“第五周，佛陀端正坐于菩提树旁的著名榕树下，享受解脱之乐(Vinatisukha)，当他出此圣定之时，一婆罗门来到他跟前……第六个七天，佛陀从榕树旁来到摩车灵陀树，在此安度和第六周，继续享受解脱三昧……第七个七天，佛陀安祥住于榕树下，享受解脱之喜。”
而佛陀涅槃时，则是从第四禅入涅槃的《长阿含经》、《游行经》中记载了佛陀在入灭前反复进放四禅，四无色定，并在第四禅入灭。“比丘。无为放逸。我以不放逸故。自致正觉。无量众善。亦由不放逸得。一切万物无常存者。此是如来末后所说。于是。世尊即入初禅定。从初禅定。入第二禅。从第二禅起。入第三禅。从第三禅起。入第四禅。从第四禅起。入空处定。从空处定起。入识处定。从识处定起。入不用定。从不用定起。入有想无想定。从有想无想定起。入灭想定。”
此时因为阿难未证天眼通，就问“阿那律。世尊已般涅槃耶？”
阿那律说“未也。阿难。世尊今者在灭想定。我昔亲从佛闻。从四禅起。乃般涅槃。”
“于时。世尊从灭想定起。入有想无想定。从有想无想定起。入不用定。从不用定起。入识处定。从识处定起。入空处定。从空处定起。入第四禅。从第四禅起。入第三禅。从三起。入第二禅。从二禅起。入第一禅。从第一禅起。入第二禅。从二禅起。入第三禅。从三禅起。入第四禅。从四禅起。佛般涅槃。”
四禅八定在小乘禅法和原始佛教中是有着重要地位的。它们也可与五门禅交叉修行，而且也可与四念处一起修行，而在禅定中，也可进一步修四禅观，以得到解脱。
四 五门禅的意义及影响
五门禅对后来佛教的发展是有着相当的影响的，我们可以从不少大乘经论中找到五门禅思想影响的痕迹。
在般若学的经典《摩诃般若波罗密经》中，有并于不净观的记载，《序品》中说住般若中，应具足种种法，其中有“九想，胀想、坏想、血涂想、脓烂想、青想、啖想、散想、骨想、烧想。”在《句义品》中解释“何等名世间善法”时，又讲到“九想，胀想、坏想、血涂想、脓烂想、青想、啖想、散想、骨想、烧想。”与前面说的九想是一样的。《摩诃般若经》中的九想不净观，与《三昧经》中的“青瘀、膨胀、破烂、血流涂漫、臭脓、噉食、不尽骨、散、烧焦”的不净观是大致相同的。大乘佛教之所以也霁不净修习，因为他们认为爱欲是生死轮回的根本，所以要成就修行，就一定得舍弃对世间的贪欲，否则修道是难以成功的。所以后来大乘佛教《楞严经》就从阿难与摩登伽女的故事讲了如何对治爱欲的方法，对佛教的爱欲观做了相当系统的解释。后来中国佛教的祖师们，也无一不视爱欲为畏途，做了许多的论文来阐述，如何对治贪欲。净土宗第十一代祖师省庵大师还专门作了《不净观颂》，对不净观的九想做了描述，让人能清楚知道不净观是如何观的，但他的不净观颂共有十颂，多了一个对死想的观照，其余与九想相同。佛教的这一思想甚至深深地影响了居士，周安土居士曾作《欲海回狂》专门讲述不净观，除了通常的九想不净观以外，他又作了《不净观五绝颂》及《四觉观》。
五门禅中慈心观在大乘佛教中，也得到发展，大乘佛教的菩萨行本来就是讲大慈大悲的，认为佛心者，在慈悲心是。因而大乘佛教对慈悲观的发展，对菩提心阐述，就是五门禅的慈心观远远不能相比的了。
大乘佛教讲因缘观也便利佛教的十二因缘观得到丰富和发展。十二因缘观在佛教时代是从人生论角度讲的，后来的大乘佛教则专门讲缘起论，讲八不缘起，讲业感缘起，讲赖耶缘起，讲真如缘起，如此等等，已是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对佛教的因缘观做了立体的发挥和阐述，认为缘起思想是佛教的智慧所在，所以大乘佛教就围绕着的因缘思想做了不遗余力的发挥。
数息观，安般法门，在中国大乘佛教中发展不是很大，中国佛教素重智慧解脱，专修安般法门的不是很多。突出的有智者大师，讲止观法门，这与数息观还是有联系的。他作了《六妙法门》，讲了如何修安般。这本书在中土本已失传，后从日本取回。他在这本书中说：“六妙门者，盖是内行之根本，三乘得道之要径。故释迦初诣道树，跏趺坐草，内思安般，一数二随三止四观五还六净，因此万行开发，降魔成道，当知佛为物轨，示迹若斯，三乘正士，岂不同游此路。所言六者，即是数法，约数明禅，故言六也，如佛或约一数辨禅，所谓一行三昧；或约二数谓一止二观；或约三数，谓三三昧；约四数所谓四禅，或约五数，谓五门禅；或约六数，谓六妙门。”这里就说得很明白，六妙法门中的数随止观还净是与四禅、五门禅是同一系的。
念佛观在小乘中有，在大乘中也有，但有区别，即五门禅中讲的是观象，而大乘佛教中讲的是持名念佛。念佛的修行方法，在阿含经中就有，但讲的是观佛像，但大乘佛教则明确提出是持名念佛。龙树的《十住毗娑论》中讲：“阿弥陀佛本愿如是，若人念我称名，自归即入，必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常应忆念。”但在净土中，还有一部《观经》，是专门讲观佛净土种种相好庄严的，认为能观得清楚了，就能往生净土。这是就在大乘经典是，在净土念佛的法门中，也是有着两条路的，即一是观象，一是持名。莲宗初祖慧远法师即是观象念佛，并不是持名念佛，他所得的念佛三昧，与先前流行的《般舟三昧》有关，他的修行很注重自力的修持。由于他对莲宗贡献大。且以此修行，升到净土，所以仍被认为是莲宗的创始人。而紧随其后的二祖善导大师则是持名念佛的，在二祖前，有昙鸾和道绰，有提出持名念佛，且也有成就，但并没有被列为祖师，以其二人认为只要信愿持名就行，不重视自己的戒定慧圣道，善导受到他们的影响，但善导大师同时又提倡自力与他力并重。所以念佛观的成就，即使在持名念佛的时期，也还是在讲究自身修持的，认为能修得定力，于往生大有帮助，这与五门禅中的念佛观，以念佛而得定，是有重要联系的。
五门禅是典型的印度禅，它与中国禅是有着重大区别的。印度是没有禅宗的，只有禅法，所谓禅法，就是瑜珈，梵文为yoga。它的英文意思是牛轭，引申为管束。即用一定的方法把心管住，使它完全向某一方向发展，因此四禅在南传佛教译为四静虑，即是一种静思。释迦佛在成道前就曾随印度修禅定的大师学习，学的就是四禅八定，但他最终放弃了，因为这不能带来究竟的解脱，最多也就是得到五种神通，升为天人，但在三界内，未出生死轮回。这就是印度的禅法，印度佛学者只是拿它他来入定，静虑，以便更好地了解佛的智慧。但中国禅则与此有本质区别，中国的禅是能得到解脱的。胡适先生曾对印度禅和中国禅比较说：“印度禅是要专心，不受外界任何影响；中国禅是要运用智慧，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打破障碍，超脱一切。印度禅重在“定”，中国禅重在“慧””在《论禅宗史的纲领》中有《胡适答汤用彤教授书》，胡适在里面说：“禅有印长禅，有中国禅。自《安般经》以至达摩多罗《禅经》皆是印度之禅 。天台一派，《续僧传》列入“习禅”一门，其人皆承袭印度禅，而略加修正，“止观”即旧禅法的两个阶段，天台始以为禅之要旨。故天台是过渡时期。达摩一宗亦是一种过渡时期禅。此项半中半印的禅，盛行于隋、唐之间，隋时尤盛行。至唐之慧能、道一，才可说是中国禅。中国道家自然主义成分最多，道一是最好代表。”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在中国禅的传播，最早是禅数之学，这是印度禅在中国的传播，印度禅在中国的传播，使人们认为，所谓佛教就是一种道术，所以在汉代佛陀、阿罗汉在人们印象中也就是“行则飞扬，坐则扬光”的神仙之流。等到罗什等人把大乘佛教传来后，人们才开始认识到佛教还有其它种种智慧。但即使是此时人们对禅的认识也还停在罗什所介绍的印度禅上，他把印度禅归结为五门，即认为禅定是一种对治人我众生种种习气的方法，人们以此可以达到很高的静虑境界，从而伏住人生的烦恼，暂时得到愉悦。而魏晋时的的慧皎，在《习禅》中也说到的禅的最高境界，“禅用为显，属在神通。故使三千宅乎毛孔，四海结为凝酥，过石壁而无壅，擎大众而弗遗。”这种神通化的禅，是典型的印度禅法。
后来达摩来到中国。他带来的禅有了解脱的成分，但仍带很多印度禅的成分，他所教的安心法门，就是“凝心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更不随于文教，此即与理冥符，无有分别，寂然无为，名之理入。”这里有着浓厚的印度禅法特点，因此胡适先生说达摩禅法是半中半印是有一定道理的。达摩禅法是《楞伽经》印心的，有着楞伽经中一个真如思想体系，他的追随者们，就常在打坐以便“舍妄归真”，以便体认这个“客尘妄想所覆，不能显了”的“同一真性”。但是禅在中国，又与魏晋时期一直盛行的般若思想相结合起来，而发生了变化，不再局限于印度禅法了。而这一变化和转折，胡适认为是从道生法开始的。他在《中国禅学的发展》中说：“把印度佛教变成中国佛教，印度禅 变成中国禅，非达摩亦非慧能，乃是道生！他创了几种很重要的教义，如顿悟成佛，善不受报，佛无净土等。……与顿悟相反的是渐修，佛家从数息到四禅定，从四禅定到四念处，都是渐修。只要抓着一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便是顿悟。”
他又在渐顿的角度比较了印度禅和中国禅，他说：“这两种禅法的区别，简单说，印度禅是渐修，中国禅法重顿悟。二者恰恰相反：前者是从静坐、调息，以至于四禅定、五神通，最后进入清谈虚无的心理；后者不然，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办法，这是中国的佛学者力求简单化的结果。”这也就是道生的顿悟与印度禅和中国禅的区别所在，印度禅里没有解脱的成分，而中国禅里则有着一悟成佛的深刻内涵，因而它与印度禅是有本质区别的。
对于中国禅宗始于何时，有种种说法，一般的说法，即佛教内部的说法是认为中国禅始于达摩大师，现时学界又有人认为中国禅始于东山法门，又有不少人认为中国禅宗始于慧能。而真正的中国禅是带有着深厚的道家自然主义色彩的，因此印顺法师又讲中国禅宗的真正开始是牛头禅法的形成。在这里说中国禅法的形成，就涉及到中国禅法的本质问题。如果禅本质是上一种与中国道家自然主义相似的禅法，那么说中国禅始于牛头禅也就无可非议的了。胡适先生显然是认为道生是中国佛教的转折点，说道生是一个转折点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未免牵强了一点，但从这里可以得到启发，即般若思想为中国佛教界真正受后，中国禅法才有了产生的可能。这样的话，印度禅五门禅与般若思想结合，也就是中国禅形成的准备时期了。通过上面的考察，我则认为五门禅是印度禅法，中国禅法应是始于中国真正接受般若思想时的时期，即罗什译出般若经典后，尤其是译出的《维摩诘经》在中国广泛传播，对士大夫产生较大影响之后。重要人物，达摩和智者大师讲的禅也还带有大量印度禅的特色，但此时中国禅已经在发展了，到慧能大师时已经是非常成熟了。
这样，在探索中国禅的起源问题上，能真正界定好五门禅，对印度禅法有着清楚的认识就是非常重要的了。
《《坐禅三昧经》中五门的思想及意义(蔡宏)》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