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还于1978年发表了《慧能研究》一书，将有关慧能的十八种资料进行了整理和比较研究，是为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日本学者对敦煌禅籍中冠以菩提达摩之名的语录和其它早期禅宗文献进行了研究。铃木大拙认为《二入四行论》一书中，第一、二部分为达摩所说，第三部分为慧可所述。宇井伯寿认为大部分为慧可所述。柳田圣山则认为，前二部分为昙林所传，与慧可无关，第三部分为达摩和慧可师徒间的问答。对《观心论》，神尾(式)春认为由神秀所撰，铃木大拙则认为是达摩述，弟子记录而成的。对《绝观论》，久野芳隆和关口真大认为系牛头法融所作，铃木大作则认为是达摩所作。此外，日本学者还整理了《达摩禅师论》、《修心要论》、《大乘五方便北宗》、《楞枷师资记》、《传法宝纪》、《历代法宝记》等禅籍，推动了早期禅宗，特别是北宗禅的研究，使禅宗的历史变的更加清楚。

　　1926年胡适校订出版了《神会和尚遗集》一书，日本学者对此非常重视，于是也开始进行了有关神会的研究。石井光雄和铃木大拙等人都对神会作了研究，出版了校本。日本学者还对许多敦煌的禅宗典籍进行了重点研究，比较有影响的著作有：铃木大拙的《敦煌出土少室遗书》、《校刊少室遗书及解说》、《禅思想史研究第二》、《禅思想史研究第三》等，对早期禅宗历史研究有价值；宇井伯寿《禅宗史研究》、《第二禅宗史研究》对禅宗的禅法、宗派及《坛经》等有不少研究；关口真大《达摩大师的研究》对有关与达摩有关的资料做了详细的梳理；(竹条)原寿雄和田中良昭的《敦煌佛典和禅》和田中良昭的《敦煌禅宗文献的研究》，对敦煌禅宗典籍做了全面论述。1969年，日本学者编写了二十卷《禅的语录》，对中国禅宗的代表著作进行了译注，其中包括新校订的原文、日本训读、现代日语译文、注释和解说，介绍了各书的原作者、编写的时代背景、书的内容和特色、在禅宗史上的地位及各种版本等内容。柳田圣山主编的《禅学丛书》影响了近代在中国、朝鲜和日本发现的一批禅宗典籍。近年研究禅宗的学者还有阿部肇一《中国禅宋史的研究》、铃木哲雄的《唐五代的禅宗》、石井修道的《宋代禅宋史的研究》等。l978年日本出版了《禅学大辞典》，收词汇三万二千余个，包括印度、中国、朝鲜、日本的禅宗历史、思想、人物、著述等内容，还附有禅宗史迹地图、法系、年表、禅籍分类要览等。此外，日本学术界还编纂过五套南北传人藏经，各种佛教辞典和年表、索引等工具书。日本的著名佛教学术单位以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最为有名，此外，各个佛教派别办的佛教大学，如驹泽大学、大正大学、立正大学、佛教大学等也一研究某一宗派或某一方向而阐名于世界学术界。日本的佛教刊物非常多，重要的学术刊物有《印度学佛教学研究》、《日本佛教学会年报》等等。

　　二、韩国

　　本世纪初韩国的佛教研究开始走上新途。从l912年到l959年是韩国佛教研究的始发期。l9l7年问世的权相老的《朝鲜佛教史》和翌年出版的《朝鲜佛教通史》是韩国佛教研究的奠基之作。此二书按编年体形式，将韩国的佛教历史进行了梳理，材料丰富，但在观点和分析上还不够深入，仍然带有旧时期史学的特征。以后，金包光的《朝鲜佛教史稿》作为院校教材而被使用。40年代末，东国大学在佛教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该校佛教研究室的《新罗佛教全书·藏外杂谈》是韩国资料整理的开端。1960年至1979年是韩国佛教研究的展开期，这时韩国的佛教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一些从欧美等国留学回国的学者，成绩突出，并且改变了以往的研究受日本的学风影响较大的情况。李箕永是留学比利时的学者，他对佛教论藏哲学的研究有较高的水平，对元晓的哲学思想有一定的研究，一生撰写了有关佛教的著作百佘篇本。还有李民庸的《关于弥勒思想的研究》，以及金瑛泰的《新罗真兴王信佛思想研究》、朴贵出的《关于圭峰禅师禅教一致论》等文，是这一时期的优秀成果。除了佛教思想的研究取得了成果外，在佛教宗派的研究上也有很大的进展，特别是禅宗的研究，表现突出，像禹贞相的《关于西山大师的教禅观》、韩基斗的《关于韩国思想史中的三宗禅和二宗禅的论争点》，《高丽后期的禅思想》、安启贤的《曹溪宗和五教两宗》、崔昌植的《关于高丽时代禅宗清规研究》、金瑛泰的《高丽曹溪宗名考》等文，都对韩国佛教的主流宗派曹溪宗的研究具有专题性的意义。此外，对其它宗派，也有不少文章面世。如安启贤的《新罗净土教诸问题》、金智见的《新罗华严学的谱系及思想》，《新罗华严学主流考》、崔炳宪的《天台宗的建立》、黄成基的《圆测的唯识学说研究》、吴亨根的《元测的和思想》、高(立羽)晋的《西明唯识即基本立场》、朴泰和的《新罗时代密教传来考》、朴弼奎的《关于密教的特质及在韩国传播》、金在景的《新罗密教修行及其性质》等文。在佛教民俗和仪礼方面的研究也有深入地开展，撰写了很多这方面的文章，所有这些，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l980年以后，韩国的佛教研究进入了成熟期。这一时期正是韩国经济进入繁盛的时期，为韩国的佛教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使佛教研究和出版事业有了迅速的发展。韩国的学术界出版了像《佛教百科全书》、《韩国佛教全书》等系列工具书和资料集成，基础研究得到了加强，推动了佛教研究地深入。除了传统地宗派研究继续进行之外，韩国学者对当代的佛教予以更多的关注，特别是本世纪上半叶殖氏地时期的佛教，有南俊的《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佛教革新运动研究》、韩钟万的《韩国近代氏众佛教的理念及传播》和韩龙文的《朝鲜佛教维新论》、俞镇采的《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寺刹土地所有关系研究》等文，这些文章对当时人们的思想状态、认识理念、理论建设等做了回顾，冷静地看待过去。密教的研究在这时有继续发展的趋势,发表的文章有郑泰赫的《关于韩国佛教的密教性质的考察》，《高丽时各种道场的密教性质》、金瑛泰的《三国时期的神咒信仰》、佛教文化研究院编辑的《韩国密教思想研究》、徐润吉的《韩国密教思想研究》、金容焕的《关于佛教的真言研究》，这些研究着重点是在韩国密教的理论、仪式、思想等等，尤其对考察韩国佛教的民俗化过程有重要的意义。此外，韩国佛教的哲学研究也有了加强，金瑛泰的《百济的佛教思想》、李南英的《高句丽的佛教哲学》、李箕永的《新罗佛教哲学的传播》、李钟益的《高丽的佛教哲学思想》、徐京洙的《朝鲜后期的佛教哲学》是韩国哲学会的努力结果，对总结韩国的民族思维有积极的意义。在韩国佛教理论方面，也有一些重要的文章发表，如赵容吉的《现代往生论考》、朴虎南的《佛教基本戒律表现的实践思想》、韩基斗《韩国佛教思想的研究》、法性的《关于韩国僧家的反思》、朴善友的《韩国佛教伦理对韩国社会的影响》等等。这时对韩国佛教的美术研究的成果是显著的，出了文明大的《石窟岩佛教造像研究》、洪润植的《韩国佛教美术》、郑炳浩的《韩国石灯样式史研究》等等。此外，有关韩国佛教文学和经版的研究也有新的进展。韩国的佛教大学最著名的是东国大学，圆光大学也有一定的影响，此外，汉城大学、高丽大学、庆应大学等各个学校都有研究佛教的人才或机构。佛学刊物有多种。

　　三、蒙古

　　本世纪上半叶，蒙古国取得革命成功以后，佛教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无神论信仰是社会思想的主流。下半叶后，蒙古国的社会随着前苏联的解体，佛教的活动开始恢复，佛教的研究也随之开展。H·珠格德尔院士对蒙古佛教哲学进行了研究，他将佛教哲学在蒙古的传播和发展分为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l6—l8世纪的注释阶段，代表人物有咱雅班弟达·罗布藏波尔莱(17世纪)、松巴堪布·益西班达(18世纪)、拉然巴·阿旺丹德尔(18世纪末—l9世纪初)、格西·罗布桑楚勒特木(18世纪)。他们对古印度和西藏的哲学遗产做了注释和整理的工作。第二个阶段是19世纪的改革阶段。代表人物有堪布·阿姆海都布及其门生阿旺巴登、呼图克图·丹津拉杰、日然巴·丹达尔、嘎布合·达木丁等人。他们是具有爱国热忱的喇嘛，提出要求清除宗教的束缚，改革宗教学校的教育，改造佛教理论，引进西方的文化及哲学体系。H.珠格德尔还撰写了《3.阿旺丹登的哲学观》一书，分析了蒙古哲学的背景和佛教哲学的适应环境，指出正由于落后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知识水平，造成了蒙古佛教哲学的不发达的原因。m.鲁布桑旺丹院士对中观哲学做了较深入的研究。—鲁布桑策伦探究了龙树的方法论，认为龙树的哲学将空看作无定性的质，以此证明空是离开感知对象和现象，离开具体特征和关系的高度抽象。龙树始终坚持同唯理主义的片面性、同形而上学作斗争。T·索德诺木达尔根分析了蒙古佛学思想家阿旺丹达尔的佛教逻辑。r·勒哈格巴苏伦研究了l9世纪的蒙古思想家和诗人丹津拉布札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哲学观点。W·达格瓦道尔吉撰写了系列的佛教知识读物，指出了喇嘛在革命前的蒙古社会中的落后作用，以及研究了宗咯巴的《菩提道次第广论》中的关于人的思想。此外，还有一些蒙古佛教史、佛教医学和现代佛学的问题得到了讨论。

　　四、越南

　　佛教研究在越南早期主要受到法国学术界的影响，因为越南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国家。50年代以后，越南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佛教研究的成果不是很多，陈文呷的《越南佛教史略》，对越南的佛教历史勾出了线条。以后有讨论古代中越佛教僧人的论文发表，但所引的材料皆为中国史料《高僧传》的记载，也有人写过佛教史一类的著作，作者是信仰者。l978年以后越南学术界开始对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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