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干商臣之流，可不思而得” (《远法师书》)。也就是说，像戴逵所究诘的善恶祸福相抵触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当慧远与戴逵辩析报应问题时，劝善修行的意识也是极为浓烈的。戴逵本来怀疑报应，可并不“忘善”，并不取消个人的修教，但这似乎依赖于个人独善其身的道德自制，其信心的力量比较薄弱，很容易受到怨愤不平情绪的消蚀。而慧远强调笃信佛教三世报应理论，这一方面因其戒惧的力量而有助于督劝公众普遍向善避恶，另一方面因其幸福的召唤而激励优秀的修行者“超登上位”。他指出：“推此以观，则知有方外之宾，服膺妙法，洗心玄门，一诣之感，超登上位。如斯伦匹，宿殃虽积，功不在治，理自安消，非三报之所及。”就是说，对于精诚修教者来说，即使在他的命运中积有宿世的祸，这种殃报的阴影自可消除，可以从现报、生报、后报的无所不在的神密之圈中超脱出来。
那么，修教者的精诚努力如何重要，是不言而喻的。若干年后，慧远率众念佛立誓，就是充分表现信心与意志的大举动。慧远在《念佛三昧诗集序》中有“洗心法堂”之语，这与约十年前《三报论》中“洗心玄门”之语，是一种呼应，表明念佛三昧与三世因果报应教义的内在联系。
三
慧远率众立誓念佛，念佛时的身心状态是什么样的呢？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指出：“念佛乃禅法十念之一，虽有口宣佛号之事，但根本须修定坐禅。远公之念佛，决为坐禅，非后世俗人之仅口宣佛号也。”[4]在《念佛三昧诗集序》中，慧远有所说明：
夫称三昧者何，专思寂想之谓也。思专则志一不分，想寂则气虚神朗。气虚则智恬其照，神朗则无幽不彻。斯二乃是自然之玄符，会一而致用也。是故靖恭闲守，而感物通灵。御心惟正，动必入微。此假修以凝神，积功以移性。犹或若夫尸居坐忘，冥怀至极，智落宇宙，而暗蹈大方者哉。
其中不少语汇来源于《庄子》，如：志一不分， 《庄子·达生篇》有“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气虚， 《人间世》有“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智恬其照， 《缮性篇》有“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尸居坐忘，《在宥篇》有“尸居而龙见，渊默而雷声”、《大宗师》有“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智落宇宙， 《天道篇》有“古之王天下者，知虽落天下，不自虑也。”这是因为在中国固有思想典籍中，《庄子》一书对于精神自由的体会和描述最为充分，所以，慧远在说明禅定三昧的境界时，大量借用了庄学的语汇，足以表明念佛为心学。不过，从思想体系上看，念佛三昧与庄子的“尸居坐忘”是不同的，所以慧远说“犹或若夫尸居坐忘……”，即表明是一种借喻。
从方法上说，念佛三昧强调的是一种有效的修行过程。慧远指导的念佛三昧，其具体方法是专思专念在西方净土说法的阿弥陀佛。相比而言，庄子并不提供具体途径以使凡人领会“坐忘”之境，似乎只属于少数有悟性者的特权。两晋之际佛教的发展，在江南较为“偏重智慧”[5]，如谢敷《安般守意经序》曰：“苟措心领要，触有悟理者，则不假外以静内，不因禅而成慧。”而慧远则注重借修而成慧，他指出：“假修以凝神，积功以移性。”如此肯定念佛修行的效用，这甚至比重视教化的儒家学说还富于引人向上的力量。孔子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惟上智与下愚不移。” (《论语·阳货》)而慧远则表述为“积功以移性”，即本性通过“积功”而可以改变，变得更为理想。那么，如何积累修行的功夫呢
他说：“功高易进，念佛为先。”既给人们指出向上的希望，又能示以简易可行的路迳，这恰是慧远念佛思想对中国人文传统的贡献之处。
从归趣上说，念佛三昧要求达到“感物通灵”、“智落宇宙”的境界，这里的“灵”、“智”也是有其含义的， 即获得与阿弥陀佛的感应，从而在见佛的体验中释疑开悟，领会玄妙的般若智。这一禅观见佛三昧实践既重视禅定，又重视般若， 可谓是安世高系的小乘禅观与支谶系的大乘禅观统合的结果，这正是以慧远为中心的庐山禅的特色所在。
慧远念佛三昧所依据的的主要经典之一，是支娄迦谶所译《般舟三昧经》。慧远为什么会重视和应用这一经典呢
以下的两个原因可能是主要的。一是此经成立于大乘佛教兴起之初，其根本立场是强调“空”，与《般若经》旨趣相同，对早有般若学造诣的慧远来说，《般舟三昧经》引起他的重视十分自然；二是面对政治权威找借口淘汰僧人的政策，慧远对僧门的独立存在深怀忧虑， 因而企求僧门内部的整肃以抵御外部的干扰。念佛三昧的方式“功高易进”，便于形成僧门励精修行的气氛，而且可以获得某种神威的护持。此经的《拥护品》中就有如下的文字：
若有菩萨学此三昧者，若持若诵若守，今世即自得五百功德。……守是三昧者，终不中毒，终不中兵，终不为火所烧，终不为水所没、终不为帝王得其便。……持是三昧者，若帝王、若贼、若水、若火、若龙若蛇、若阅叉鬼神、若猛兽……设欲中是菩萨者，终不能中。
在世俗的社会秩序和现象中，帝王具有无上的权威，然而在如上的文字中，帝王被置于与贼、猛兽等并列的位置。尽管他们以凶猛之势而使一般人惧怕，但对于持守般舟三昧的信者而言，将无所用其凶猛。这种信念对于忧虑中的慧远而言，一定产生了莫大的鼓舞。
慧远的念佛三昧虽主要依据的是大乘经典，但其中也吸取了小乘禅观。按安滕俊雄的分析， 慧远《念佛三昧诗集序》与三国时代安世高系小乘禅的代表人物康僧会《安般守意经序》在内容上有类似处，难以分辨一为大乘一为小乘。康文的前半确定安般的含义，说明数、随、止、观、还、净六妙门的要领，如第三止门的“若自闲处，心思寂寞，志无邪欲，侧耳靖听、万句不失、片言斯著、心靖意净之所由也”、第四观门“于斯具照天地人物，……众冥皆朗”，又说“得安般行者，厥心朗明、举名所观，无幽不睹”等，慧远文中思、志、靖恭、无幽不彻等语句与康僧会的用语一致[6]。从这里也可见慧远思想的包容性的特征。
附注：
[l]木村荚一编集，日本创文社一九六0年版，页349。
[2]《中国初期佛教史上における阻抬I岁岛慧远》， 《〈慧远研究〉研究篇》，木村英一编集，创文社一九六二年版，页6l。
[3]《遗文编》附录戴逵《与远法师书》，注中推测作年为太元十八、九年 (公元三九三、四))。同注[1]， 页288。
[4]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版， 页264。
[5〕同注[4]， 页254。
[6]《庐山慧远の禅思想》，同注[2]， 页264。
《慧远的念佛思想及其对中国人文传统的贡献(曹虹)》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