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佛学，现今唯在于中国，而中国唐宋以来一般老庄派孔孟派的第一流学者，亦无不投入此禅宗佛学中，然后再回到其道家儒家的本位上，以另创其性命双修学及宋明理学。故此为中国佛学最特色的禅宗，实成了中国唐宋以来民族思想全部的根本精神。(《佛学源流及其新运动》，《全书》第4册第929—930页)1943年，太虚在汉藏教理院讲《中国佛学》，又进一步指出，“中国佛学特色在禅”，禅即禅那，是指戒定或定慧之“定”，比禅宗之禅的意义来得宽广，当然也包括禅宗在内。太虚大师还分析了形成这一特质的原因，叙述了中国佛学演化转变，最后提出在现时代的背景下如何重建中国佛学的基本思路：“普遍融摄前说诸义为资源而为中国亦即世界佛教的重要创建，不是依任何一古代宗义或一异地教派而来改建，而是探本于佛的行果、境智、依正、主伴而重重无尽的一切佛法。其要点乃在阐明佛教发达人生的理论，推行佛教利益人生的事业。如是，即为依人乘趣大乘行果的现代佛学。”(《全书》第3册759—760页)
四、中国佛教本位的新
任何一种文化，若不随时代而改进，则必定衰落，佛教也是如此。近代的中国，其时代主题是“中国向何处去”，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为寻求中国的出路而奔走呼号，奋斗牺牲。太虚大师虽少年出家，但民族的深重灾难，志士的满腔热血，强烈地刺激着他，薰陶着他，使他具有鲜明的佛教救世倾向。他不满于佛教界厌世避世的消极状况，主张佛教要积极参与现实社会的改造运动。也正是怀着佛教救世的巨大悲愿，太虚大师一生不息不止地提倡佛教的革新运动。“人间佛教”的提出，就是太虚大师革新中国传统佛教的理论结晶。
如何革新中国传统佛教？太虚大师提出一个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那就是“中国佛教本位的新”。
常人说“新”乃对“旧”的反面而言。太虚认为，佛法“真胜义”中无新无旧，“缘生义”中则没有一定的分划，小至一事一物，大至一世界乃至无量世界，都刹那生灭相续的迁流着而新陈代谢，然依佛契理契机的契机原则，以佛法适应这现代的思想潮流及将来的趋势上，因为人类在一个区域之中一个时代里面，适应其现在的将来的生活，则有一种新的意义，便是契机的意思。根据佛法的常住真理，去适应时代性的思想文化，洗涤不合时代性的色彩，随时代以发扬佛法之教化功用，这在四悉檀中叫作世界悉檀，即是佛法活跃在人类社会或众生世界里，人人都欢喜奉行，这就是应提倡的弘扬佛法的新的意义。若是固步自封不能适应时代，或标奇立胜，从古代或异地另寻来一个方法，欲以移异当地原状，则都不免落于非契机的病根上。一般为佛法传持的人，若能依照契理契机去躬践实行，则不但目前及将来的中国佛教可以发扬光大，即全世界佛教亦会因此而鼎新起来。
古代中国，传统的佛道儒三教既互相斗争、排斥，又互相融合、吸引，竞放异彩。近代中国，西方的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科学纷纷传入，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佛教而言，已不只要面对儒教和道教的挑战，还要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若是回避西方文化，佛教就不能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和革新。从已掌握的材料看，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佛教中，太虚大师是对西方文化思潮最注意、最有研究的人。太虚大师强调，面对西方文化思潮，佛教不能守旧不变，他说：“所以本人三十年来宏扬佛法，旁及东西古今文化思想，是抱定以佛教为中心的观念，去观察现代的一切新的经济、政治、教育、文艺及科学、哲学诸文化，无一不可为佛法所批评的对象或发扬的工具，这就是应用佛法的新。”(《新与融贯》，《全书》第2 册第450—451页)这就是说，佛教要在与这些外来文化思潮的争论中生存、发展，改变自己的方式，否则是没有出路的。所以，他尤其强调佛教界要“适应时代性的思想文化”，实现中国佛教的革新。
实现中国佛教的革新，使中国佛教适应时代性的思想文化，是为了佛教的生存和发展，而不是抛弃佛教去另标新说，因此，太虚大师一方面强调佛教要革新，一方面又强调以佛教为中心，以佛教为本位。他说：“新，需要佛教中心的新，即是以佛教为中心而适应现代思想文化所在的新的佛教。这佛教的中心的新，是建立在依佛法真理而契适时代机宜的原则上。”又说：“若不能以佛法适应时代，契众生机，则失掉这里所谓的新，在社会众生界是一种没有作用的东西；如此的佛教，会成为一种死的佛教！又若不能以佛教为中心，但树起契机的标帜而奔趋时代文化潮流或浪漫文艺的新，则他们的新已经失去了佛教中心的思想信仰，而必然会流到返俗叛教中去！”(同上)以上两种倾向，即守旧的“死的佛教”和过头的“返俗叛教”，都是有害于佛教在现时代的生存和发展的，只有“把握佛教中心思想，去适应时机，融摄文化和适应新时代新潮流去发扬宏遍佛法”，才是中国佛教的唯一出路。
太虚所谓“佛教中心的新”，即是“中国佛教本位的新”，具体地说，“是以中国二千年来传演流变的佛法为根据，在适应中国目前及将来的需要上，去吸取采择各时代各方域佛教的特长，以成为复兴中国民族中的中国新佛教，以适应中国目前及将来趋势上的需要。”为此，太虚大师一再申明，他“所谓中国佛教本位的新，不同一般人倾倒于西化，麻醉于日本，推翻千百年中国佛教的所谓新！亦不同有些人凭个己研究的一点心得，批评中国从来未有如法如律的佛教，而要根据佛法的律制以从新设立的新”，(同上)他强调两点：“一是扫去中国佛教不能适应中国目前及将来的需求的病态；二是揭破离开中国佛教本位而易地异代的新谬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中国佛教的革新。我们认为，作为佛教界的著名领袖，太虚大师的见解是十分深刻而又富有远见的。
中国佛教要创新，就必须先“融贯”，这是太虚大师佛教改革的重要方法论。
所谓“融贯”，即融会贯通，一个知识偏狭，固执一见者是不能做到融会贯通的，只有在遍求博通基础上会产生融会贯通的思想，才会在方法论上有此非凡的体悟。太虚大师的“融贯”思想，便是他一生学佛的基础上的一种体悟。他说：“关于本人融贯思想的由来，说起来亦大有因缘。最初，本人亲近的善知识，是禅宗的寄禅老和尚等，对于参禅的倾向较深，对台贤教义稍稍研究。后来自看藏经，于性相经论的得意处，每在离言的禅意，颇契维摩经所谓文字性空即解脱性，如天台的离言谛，法相的离言自性，法性的离戏论分别，都融彻到禅宗上的不立文字，如古人所谓不即文字不离文字而为道用。放观一切经典文字的佛法，不是摆设在地上的木石，而同渗透虚空中的光彩。故于一切佛法，容易成为融会贯通的思想。”(《新与融贯》，《全书》第2册第453页)
自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以来，已有二千余年的历史。佛教在漫长的传播过程中形成多种宗派。在印度，有声闻菩萨小乘大乘之异，大乘中分成中观瑜伽空有二宗。在中国则有判教，如天台四教，贤首五教，分判权实局下，各自标榜最极。禅宗、密宗，亦无不自诩其胜。太虚大师认为，佛教要生存、发展，再不能让宗派斗争因袭下去，要将各宗各派融合贯通，没有融合贯通，佛教便不能创新发展，而宗派斗争只能使佛教衰落灭亡。
关于小乘与大乘的融贯，太虚大师提出“小附于大”，即小乘附于大乘。因为小乘是大乘的阶梯，是大乘的方便，大乘是修学佛法的归趣，无论是五乘、三乘，最后的归宿还是在于大乘。小乘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的有毗昙、俱舍、成实三宗，从融贯的观点看之，俱舍、毗昙可以纳入大乘中的法相唯识宗，成实可以归附于大乘中的三论宗。
关于大乘内部各宗派，太虚大师提出“八宗平等”。大乘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演化成十一家，其中最主要的有八家，即指三论、唯识、天台、贤首、净土、律宗、禅宗、密宗，还有三家，摄论可以归唯识，地论可以入华严，涅槃可以归入法华(天台宗)。太虚大师认为，大乘八宗，虽各有所胜，但不分高下。他说：“天台、贤首、三论、唯识、禅、律、净、密，这大乘八宗，其境是平等的，其果都以成佛为究竟，也是平等的，不过在行上，诸宗各有差别的施设。这差别的施设，乃各宗就某一点上来说明一切法所起的观行。如唯识宗以一切法皆是识而说明一切法，三论宗以一切法皆是空而说明一切法……故各宗有各宗的方便殊胜施设。这样来判摄一切佛法，与古德的判教，完全不同的，比方天台判释迦如来一代时教，则有藏通别圆等差别，判自己所宗的为最圆教理。我则认为诸宗的根本原理及究竟的极果，都是平等无有高下的，只是行上所施设的不同罢了。八宗既是平等，亦各有殊胜，不能偏废，更不能说此优彼劣，彼高此下。”(《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法》，《全书》第2册第512页)在太虚大师看来，大乘八宗之间的差别只是在行上的施设，其作为佛教的根本原理及最终所追求的目的——成佛，都是一致的。他强调，“有一言不得不正告者，此之八宗，皆实非权，皆圆非偏，皆妙非粗，皆究竟菩提故，皆同一佛乘故。”(《整理僧伽制度论》，《全书》第33册第35页)他以为，大乘八宗，同归于一，“始从八宗，最初方便学，门门入道。终成一，圆融无碍行，头头是道。”(同上，第26页)执一以为道，持门户之见，乃是修学佛法的最大障碍。
为了融合佛教各宗派，太虚大师还以教、理、行三方面来融贯一切佛学，他认为，任何佛教宗派，尽管各有特点，但都离不开教、理、行三个方面，以教、理、行三个方面能贯一切佛学，方能在融贯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
《太虚大师的佛教观(李明友)》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