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臺佛學評議
[北京]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1期
12-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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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潘桂明，1944年生，蘇州大學哲學系教授。
【內容提要】本文從天臺佛學的形成和發展、天臺佛學的基本特征、天臺佛學的終極關懷、天臺佛學的正統王朝觀念、天臺佛學的曆史評價五個方面，比較全面地闡述了中國佛教天臺宗的思想學說、理論體系、儀規製度，以及該宗與他宗的關系、對他宗思想的影響，並提出對該宗的具體評價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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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臺宗不僅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佛教宗派，而且就它的理論體系的規模、哲學思辨的水平而言，也在所有佛教宗派中首屈一指，它因而成爲中國佛教宗派的傑出代表。本文擬就天臺佛學體系的主要方面作出基本評估，以期引起學術界對天臺佛學的興趣，並推動天臺佛學研究的深化。
一、天臺佛學的形成和發展
天臺佛學經曆了形成與發展、興盛與衰落，大約可分爲五個曆史時期。
1.陳、隋兩代是天臺佛學的醞釀和形成時期
天臺宗的實際創始人是智顗大師，而在智顗之前，北方慧文、慧思兩代禅師以禅法遞相傳承，成爲天臺宗的先驅者。天臺學說發端于陳、隋之際，成熟于隋初。
慧文的宗教活動大約在北朝魏、齊之際。據《續高僧傳
慧思傳》等資料可以推斷，慧文是在北方地區聚徒坐禅且有一定影響的禅師。結合《摩诃止觀》卷首灌頂所說“文師用心，一依《釋論》”，證明他主要依《大智度論》的大乘空觀立說，並以此指導禅修。
慧思早年是一名嚴守戒律、注重苦行的北方禅僧，他與其他禅者的主要區別，是以《法華經》爲所依；通過對該經的持誦，爲後來開悟“法華叁昧”奠定基礎。在見到慧文之後，他轉向對“觀”的重視，在大乘空宗般若思想的引導下，並通過對“心”的觀察思維，獲得對“法華叁昧”的開悟。其後，慧思南移至光州大蘇山。他受大衆之請，講說《般若經》和《法華經》，創建了將《般若》的中觀學說與《法華》的實相理論相結合的思想體系。同時，他還嚴格實修止觀，定慧雙開，爲天臺宗的成立准備了條件。道宣《慧思傳》指出，慧思禅學的特點是“晝談義理，夜便思擇”。所謂“晝談義理”，是指弘揚佛教理論；“夜便思擇”，則指具體的禅定、止觀實踐。這表明，慧思在地域轉移的過程中，既繼承了北方佛教重視禅定實踐的風格，又吸取了南方佛教注意玄理研討的傳統。
智顗出家後投慧思受學，爲慧思所偏愛。慧思南下衡山隱居前，令他往金陵弘法，並特別教誡說，“汝與陳國有緣，往必利益”。這一教誡影響了智顗一生的思想和行儀。
智顗在金陵時期，來往于金陵和天臺、荊州之間，爲創立天臺宗作不懈的努力。他的創宗活動從兩個基本方面展開：建立宗派哲學理論體系，製定一宗教戒儀軌製度。在智顗圓寂之前，天臺宗的宗派規模大體形成。《摩诃止觀》、《法華玄義》、《法華文句》“叁大部”構成天臺宗哲學理論的龐大體系，這一體系不僅在所有中國佛教宗派中處于優勢地位，而且在世界範圍內也決不遜色于迄今所有的哲學建構。
2.唐代是天臺佛學的發展和守成時期
智顗作爲天臺宗的創立者，著述宏富，但親筆撰寫的只是其中極小部分，其余主要由灌頂根據其師講述整理而成。灌頂在天臺宗創立過程中的作用不可忽視，他同時還是天臺宗荊州玉泉寺的首任住持。以國清寺爲中心的天臺佛教主流的發展以及以玉泉寺爲代表的另一天臺佛教系統的確立，都與灌頂的努力分不開。若以爲天臺宗由灌頂和智顗共同創立，則顯然誇大了作爲弟子的灌頂的作用，而且也將造成對智顗客觀曆史地位的否定。
雖然繼智顗大師而綱領國清寺的是智越，但從學說思想方面繼承和傳弘天臺宗體系的卻是灌頂。他通過《大般涅槃經玄義》、《大般涅槃經疏》的著述，在智顗五時判教的基礎上，將《法華經》、《涅槃經》進一步作出統一安排。他還通過對《涅槃經》思想的發揮，將智顗有關《法華》、《涅槃》同醍醐的意見作了新的解釋，使《涅槃經》的地位得到進一步提高，這符合當時人們對佛性學說的普遍興趣，也爲後人對涅槃佛性的探討提供了新的素材，從而保證了初期天臺宗的鞏固和發展。
灌頂之後，國清寺系統的天臺宗沒有大的發展。與此同時，玉泉寺系統的天臺宗卻有較大的發展。灌頂之後玉泉寺天臺佛教的代表性人物，唐代有弘景、惠真等禅師。玉泉寺的天臺佛學逐漸形成自己的傳統，顯示出與天臺國清寺系統不同的風格特色(兼修律學、念佛等)，並在事實上作爲天臺佛教的支派長期傳承下來。
中唐時，智顗五傳弟子湛然擔負起了“中興”的重任。湛然爲了擺脫當時天臺宗的困境，在理論上作出新的嘗試。他特別針對華嚴宗只承認“有情有佛性”之說，在《金剛鈚》等著述中提出了“無情有性”說。他認爲，即使沒有生命的東西，如牆壁瓦石等，也都具有佛性，都能成佛。他還著有《法華玄義釋簽》、《止觀輔行傳弘決》、《法華文句記》、《止觀義例》等多種，對智顗的學說給予新的闡述，推進天臺佛教義理的發展。
湛然的“無情有性”說，發展了道生的“一闡提皆得成佛”思想，進一步擴大了成佛範圍，對佛教的發展影響深遠。一方面，它補救了佛性不具普遍性，統轄範圍有限的缺點，試圖把整個世界納入佛性的支配之下；另一方面，它又勢必破壞佛性的無上尊嚴，在佛教內部引發新的危機。
湛然傳道邃、行滿，時有日本僧侶最澄及其弟子義真來華，向道邃、行滿求學天臺教義。學成歸國後，在比睿山開創日本佛教的天臺宗，這是天臺佛教對日本佛教的重大貢獻。
唐末五代，中國佛教經曆多次劫難，除禅宗一枝獨秀外，其他各宗普遍走向衰落。天臺佛教也因教典散佚殆盡而陷入困境，至宋初已是“講習教義中斷，正統承傳不明，故各呈所見”(注：幹項士元：《浙江佛教志
天臺宗》。)的局面。
3.宋代是天臺佛學維持和論爭時期
宋代佛教重心開始向南方轉移。宋初，天臺僧侶義寂通過禅僧德韶，敬請吳越王錢俶遣使海外訪求教典。不久，高麗沙門谛觀帶來大量天臺以及其他各宗的論疏和著作，使天臺佛學再現複興之機。義寂也因此而被天臺宗人視爲湛然之後又一“中興”有功之人。宋代天臺宗以杭州等地區爲中心，湧現了一批義學高僧。與此同時，又因受儒學複興運動的影響，天臺義學僧內部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爭論，爭論的核心是關于智顗所著《金光明玄義》廣本的真僞問題，涉及到觀心方面的“真心觀”或“妄心觀”的理論分歧，並由此引發天臺宗內部“山家”、“山外”的分裂。這些方面，實際上都與時代思潮的變化相聯系，可以通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闡述獲得有效解釋。
宋代天臺宗的基本走向，除了理論方面對“真心觀”、“妄心觀”等義學命題的反複爭論，在具體修行實踐方面，普遍發展了智顗所倡導的念佛叁昧，以與當時教界盛行的彌陀淨土信仰接軌；從而在天臺宗內部，紛紛展開臺淨合一或臺禅一致的理論闡述和具體實踐，對推動佛教在宋代以後的淨土化轉向起了很大作用。同時，隨著淨土念佛的推廣，爲滿足廣大信衆的信仰需求，宋代天臺宗致力于完善智顗初製的儀軌製度，尤其是水陸法會和各種忏法。
4.元明清是天臺佛學回護和退守時期
天臺宗在式微過程中，曆代仍有一些義學高僧出現，如元代有性澄(著有《金剛經集注》)、蒙潤(著有《天臺四教儀集注》)、懷則(著有《天臺傳佛心印記》)、允若(著有《內外集》)、必才(著有《法華講義》、《涅槃講義》)、善繼等，明代有真覺(著有《楞嚴百問書》、《法華披荊钺》)、傳燈(著有《性善惡論》、《法華玄義略輯》、《天臺傳佛心印記注》、《楞嚴經玄義》、《楞嚴經圓通疏》)、智旭(著有《教觀綱宗》、《教觀綱宗釋義》、《法華經會義》、《法華經綸貫》、《大乘止觀釋要》)等，清代有受登、靈乘、靈耀(著有《楞嚴經觀心定解》、《四教儀集注節義》)、內衡、性權等，相承不絕如縷，使天臺之學得以延續至今。在理論研討方面，他們仍然圍繞心性善惡問題展開。但是，時代愈後，天臺學者的思想也愈混雜，這從他們的著作範圍也可得知一二。
5.近代是天臺佛學命脈維系時期
自明代蕅益智旭創立兼修淨土的天臺“靈峰派”起，天臺宗的淨土會歸傾向更爲明顯。至近代，天臺學者普遍重視淨土念佛實修，而于天臺教義的發揚廣大則益顯薄弱。近代的天臺佛教也只是維系一息命脈而已。
近代天臺學者較爲著名的有觀竺、廣昱、幻人、通智、敏曦、祖印、谛閑等。他們的天臺佛學大多與禅或淨土相聯系，與近代中國佛學的總體趨勢相合。谛閑是靈峰派的傳人，堪稱近代天臺一大家。但他平時講經，或說《法華經》，或說《楞嚴經》，或說《彌陀經》，或說《圓覺經》，以融貫各家爲特色，與所謂“行歸淨土，教演天臺”的學佛宗旨相符。其著作有《教觀綱宗講義》、《大佛頂首楞嚴經指昧疏》、《圓覺經講義》、《普賢行願品輯要》、《觀經疏鈔演義》、《念佛叁昧寶王論義疏》、《大乘止觀述記》、《始終心要解略鈔》。
谛閑之後，其弟子各化一方。寶靜繼主甯波觀宗寺；倓虛于東北創營口楞嚴寺、哈爾濱極樂寺、長春般若寺，又于青島創湛山寺，也取“教宗天臺，行歸淨土”之旨。
二、天臺佛學的基本特征——止觀並重
由智顗所確立的天臺宗理論體系，主要內容是以“一念叁千”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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