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文殊信仰在和諧社會進程中的積極意義
五臺山普壽寺 釋如瑞
內容摘要：現代科學的飛速發展、經濟的過熱增長，給人類帶來了空前的物質財富，隨之也給人類帶來了一定程度的心靈恐慌。衆生渴望安甯，世界呼籲和諧。筆者藉慶祝山西省佛協和五臺山佛協成立五十周年之緣，將自己對和諧社會的粗淺認識撰寫成文，供養國家和社會。
本文首先介紹佛教信仰的理性特征，說明佛教信仰與其他信仰的主要區別；其次淺釋文殊信仰之智信特質，彰顯文殊菩薩引導衆生的方便；最後，點出目前社會存在不和諧現象的主要原因，並從佛法的視角提出消除不和諧因素的思路。
關鍵詞：佛法 文殊菩薩 信仰 和諧
前 言
現代科學的飛速發展、經濟的過熱增長、資訊和交通的便利發達，給人類帶來了空前的物質財富，也帶來了空前的心靈恐慌。人與人之間競爭激烈、人情淡漠；人與自然之間，無節製開發、無休止報複。國家之間、民族之間、乃至父子、兄弟、夫妻之間，失去了本有的安甯與和睦。世界呼籲和諧，人類渴望安甯。國際社會、國家政府、地方行政乃至民間團體，紛紛尋求和諧社會的良策。佛教素有“愛國愛教”的優良傳統，佛教徒亦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和特別的方式，積極爲和諧社會奉獻力量。
一、佛教信仰的理性特征
在衆多的宗教信仰中，佛教信仰比較注重理性。佛教理性的特征乃是強調與私欲對立的“無我”意識，《雜阿含經》[1]中說：“無常想者能建立無我想。聖弟子住無我想，心離我慢，順得涅槃。”即從無常出發，才能了知無我；從無我出發，才能達到涅槃。衆生之所以永在無常生滅中而不涅槃，問題就在于執我。佛經說的生死因，如我見，我所見、我愛、我慢、我欲、我使等，都加個“我”字。如能斷了我見，就可達到無漏的般若智慧，最終達到慧解脫的涅槃境界。從理論上講，發揚建立在“無我”意識基礎上的佛教理性有助于克服目前的社會弊病。
二、文殊信仰重在智信
印順導師認爲：大乘法雖然方便多門，但舉要來說不外叁類：(1)有以信樂十方淨土精進而入的，是“信增上人”。信增上人重在信心，不能自己去深究、決定，只要有人向他說了，就可以照著行去，毫無懷疑。(2)有以智慧解悟而入佛道的，是“智增上人”。智增上人重視智慧，什麽都要經自己的研究觀察，不願意人雲亦雲的隨著做去。非經過熟思審慮，認爲可信，不輕意盲從他人與古人。(3)有以悲濟衆生而入佛道的，是“悲增上人”。悲增上人特別熱衷于犧牲自己利益他人，好樂慈善及政治事業等。[2]
聲聞乘學人根據根機的鈍利，也可分爲隨信行和隨法行兩種。隨信行指聲聞乘“見道”之鈍根聖者。又作信行。從他人處聽聞佛之教法而生信仰，由信仰而修行，稱爲隨信行。[3] 隨法行，指聲聞乘“見道”之利根聖者，能自以智力依法修行而趨于聖道。即于見道之階段中，利根者能自披閱經典，善作抉擇思惟，于法能作思惟，而如理修行。[4]
如表[5]所示：
┌─隨信行───從信(精進)門入
聲聞乘二種行人─┤
└─隨法行─┐
├─從智門入
┌─智增上─┘
大 乘 二種行人─┤
└─悲增上───從慈悲門入
衆生根機不同，入門的方法也不同。然論到圓成佛道的菩提道，信願、慈悲、智慧叁者是缺一不可的。《大毗婆沙論》、《大般涅槃經》都說∶有信無智長愚癡，有智無信長邪見。
叁、社會不和諧的現象及原因
通過各種傳媒，我們從國家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科學進步、文化發達的主流發展趨勢中，也不難看到一些不和諧的逆流。自然失衡和心理失衡問題在某些地區某些時段還比較嚴重。比如水土流失、物種減少、沙漠化現象、頻繁自然災害等自然生態失衡問題令人焦慮；青少年犯罪率逐年增高、在各種死亡中自殺的比例增大、離婚率居高不下、官員腐敗、道德淪喪、地區沖突、民族矛盾等人類心理失衡問題使人不安。
根據學者的分析[6]，導致不和諧的因素主要有如下方面：1、貧富差距在持續擴大。2、勞資之間的對立與沖突日益顯性化。3、城鄉之間的發展失衡，城市的繁榮與富裕在某種程度上是以犧牲“叁農”[7]爲代價的。4、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發展失衡，在物質財富高速增長、商品市場日益繁榮的同時，企業與公民的社會責任在不斷下降。5、效率與公平的失衡，效率優先存在著向“效率至上”乃至唯利是圖轉化的傾向，而社會公平與正義卻並未隨著經濟發展而成爲普適性的核心價值追求。6、經濟發展與政治、法製發展的失衡，經濟持續高速發展，但政府對公共事務的管治能力並未得到有效的提升，法製建設仍依然滯後于時代的要求。7、權力濫用與失控。8、人與人的關系不和諧，利益失衡導致心理失衡，是當前社會情緒一個重要誘發因素。9、觀念碰撞和沖突。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原有體製的慣性力量仍然在起作用；先前的利益格局將繼續被打破，社會觀念呈多元化存在形態。10、人與自然的不和諧，以犧牲環境、消耗資源的傳統經濟增長方式，客觀上不斷激化了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
四、消除不和諧因素的佛教視角
1、對現行解決方案的顧慮
面對目前存在的不和諧因素，社會各界包括政府、民間從不同的角度都在努力進行著種種嘗試予以對治：譬如增強社會對抑郁症患者的幫助力度、嚴格管理好農藥的發放和保存以減少自殺率；提出“循環經濟”以保障環境不受汙染；整頓政府機關工作作風以提高對管轄區域內不法行爲的監督和控製；乃至不惜大批量處分黨員幹部、甚至對直接責任人處以極刑以警示製造不和諧因素的人員。
政府及社會各界采取的種種措施，實在不失爲有力的懲治救助對策。但一切救濟措施如果不從人的心靈深處著手，不從世界觀、方法論上改變，這些措施至多能算得上是“事後救濟措施”，是否能將對立的雙方從心靈痛苦和煩惱中徹底釋放出來？比如被懲治的相關人員是否心悅誠服？[8]被解救的受害者是否從此過上了幸福美滿的生活？妥善管理農藥能否消除極度痛苦絕望者的自殺心念？“循環經濟”面對人們在對物質世界無止境的追求，是否僅僅是個口號？[9]
基于如上重重顧慮、疑問，作爲佛教徒，我們思考可否考慮用文殊菩薩的般若智慧、平等慈悲、甚深大願中體現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來輔助政府及民間的各種措施。如果說國家機器采取的行動多爲事後救濟的話，那麼平日裏，將文殊信仰中的思想、理念作爲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一部分，通過宣傳教育引導，灌輸到人民的觀念中，也許能起到“事前防範”之功效。
2、佛法可作爲執政者的輔助方略
(1)視文殊思想爲一種世界觀和方法論
二千多年佛教教義的實踐，能夠通行于世界很多國家和地區，表明其具有時代的適應性，更具有傳統文化的持續性。佛教不僅對于治理國家有精辟的主張，在防範犯罪于未然，鼓舞人心向上、向善，具有積極性、平等性、包容性、互攝性、圓融性的特質。我們並非奢望政府官員皆能信奉佛教，但我們希望他們能將佛教，尤其是文殊菩薩的超越二元對立的般若思想、中道理論、平等觀念作爲一種哲學流派、一種世界觀和方法論來進行學習研究，如果認爲其中有與黨的治國方略相契合的理念，能親身去實踐。
(2)參考學習佛陀的仁王之治
釋迦牟尼佛出家前身爲太子，對治理國家的方略有透徹的理解。佛陀心目中的理想政治是轉輪聖王的仁王之治，即自由民主的政治。根據《長阿含經》[10]中的《轉輪聖王修行經》記載：輪王的政治不是以刀杖，而是以法教令。也就是行五戒十善的德化政治。經裏記載了轉輪聖王與太子關于仁王之治的一段對話，發人深省。太子請教輪王的正法如何，應怎樣去推行？輪王回答：應當依于法來立法，恭敬尊重觀察于法，以法爲首，守護正法。“自除貪欲。化彼除貪。自除瞋恚。化彼除瞋。自除愚癡。化彼除癡。”以法來教誡宮廷中的人，以法愛護人民百姓乃至禽獸等。輪王又說：對于有德行的人，“身行清淨。口言清淨。意念清淨。正念清淨。仁慧無厭。衣食知足。持缽乞食。以福衆生。有如是人者。汝當數詣。隨時谘問。” 輪王治世尤其重視慈善，他教導太子，若“國有孤老。當拯給之。貧窮困劣。有來取者。慎勿違逆。”
另外，佛陀爲其七衆弟子[11]製定的戒律、僧團規約以及僧衆會議的程序、表決方式等，和兩千多年後發展起來的民主政治居然有很多相似之處。難怪英國政治名著《印度的遺産》[12]一書說：“今天文明國會製度的基階，竟可從兩千多年前印度佛教徒的會議中見到，真是令人驚奇不已。”
(3)借鑒祖師“佛道濟俗”的思想
廬山慧遠大師[13]說：“佛道濟俗，亦爲要務。何則？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傳此風教，以周寰區，編戶一千，則仁人百萬。夫能修一善，則去一惡；一惡既去，則息一刑；一刑息則萬刑息于國，此所謂坐致太平者是也。”梁啓超也說過：“佛教之因果，使上智下愚皆不能不信也。”如果社會大衆人人能夠受持佛教的五戒，那麼我們的國家必定是一個淳樸謙讓、重德祥和的淨土；如果人人能夠樹立正確的因果觀念，文明的社會就不會再是爾虞我詐、巧取豪奪的社會；如果人人能夠懷抱佛教的慈悲精神，這個社會就會減少暴戾殺伐之氣、安和利樂；如果人人都能有佛教“諸法無我”的體認，這個社會將是個我爲人人、人人爲我的大同世界。[14]
3、環保事業中可引入佛教思想和方法
(1)佛教環保意識的理論基礎
佛教的環保思想源于 “緣起觀”。在緣起理論中，世間萬物的存在，都建立在相互依存的關系之中。
在《楞嚴經》[15]中，佛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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