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世音寺也設有戒壇，爲全國出家者授戒之所。在最澄創立日本天臺宗時，這些戒壇都被奈良佛教把持。因爲得度出家者必須到東大寺戒壇院等地受具足戒，所以在比睿山的天臺宗得度者也要下山受戒。由于法相宗勢力大，待遇優厚，有的天臺宗僧人便加入此宗，也有的下山後不歸。從大同二年(807)到弘仁九年(818)的12年間，最澄按朝廷規定度僧24人，最後留在比睿山的僅lO人，不歸者有6人加入法相宗(《天臺法華宗年分得度學生名帳》)。這事使最澄感到天臺宗的發展受到了嚴重的威脅。弘仁九年五月，他給朝廷上疏，要求在比睿山設大乘戒壇，並對受戒僧提出了嚴格的要求。疏中說：
凡法華宗天臺年分，自弘仁九年，永期于後際，以爲大乘類，不除其籍名，賜加佛子號，授圓十善戒，爲菩薩沙彌，真度緣請官印。
凡大乘類者，即得度年，授佛子戒爲菩薩僧，其戒牒請官印，受大戒已，令住皇叡山一十二年，不出山門，修學兩業(止觀業和遮那業)。
凡止觀業者，年年每日長轉長講《法華》、《金光》、《仁王》、《守護》諸大乘等護國衆經。
凡遮那業者，歲歲每日長念《遮那》(《大毗盧遮那經》)、《孔雀》(《孔雀王經》)、《不空》(《不空羂索經》)、《佛頂》(《大佛頂首楞嚴經》)諸真言等護國真言。
凡兩業學生，一十二年所修所學，隨業任用。能行能言，常住山中，爲衆之首，爲國之寶；能言不能行，爲國之師；能行不能言，爲國之用。
凡國師、國用，依官符旨，差任傳法及國講師。其國講師，一任之內，每年安居法服施料，即便收納當國官舍，國司郡司，相對檢校，將用國裏，修池修溝，耕荒理崩，造橋造船，殖國殖纻，莳麻莳草，穿井穿水，利國利人，講經修心，不用農商。然則道心之人，天下相續；君子之道，永代不斷。(最澄《山家學生式》，《大正藏》卷74第624頁)
在疏文中，最澄向朝廷主要提出叁方面的建議：一是給山家學生以崇高的榮譽：把大乘戒稱爲“佛子戒”，受戒後即成爲“菩薩僧”，戒牒加蓋官印，表明這是國家所承認的。增強學僧的榮譽感，從而努力學好天臺。二是對學僧嚴格要求：受大乘戒後，12年不得出山門，一心修學止觀業和遮那業，每日或講或念，從不空閑。叁是學成後量才錄用：修持和口才好的成爲國寶，口才好而不善修持的爲國師，善修持而不善口才的爲國用(如作羯磨師等)。這些人講經修心，利國利人，都將成爲國家的棟梁之才，而天臺宗也賴以永代不斷。
同年八月，最澄又向朝廷上疏：《勸獎天臺宗年分學生式》。重申天臺宗學僧只受大乘戒，12年中須在山修業，並進一步就比睿山學僧修學、考試及生活細則作了規定。在沒有得到朝廷批複的情況下，最澄于弘仁十年(819)叁月，寫了《天臺法華宗年分度者回小向大戒》疏文，除了重申上述要求外，還要求在明年叁月桓武天皇忌日于比睿山“爲菩薩沙彌授菩薩大戒，亦爲菩薩僧”。嵯峨天皇將奏疏等移僧綱審議，立即了引起奈良七大寺的抗議和代表奈良佛教勢力的僧綱的反對。以大僧都護命(法相宗僧)爲首的僧綱7人，上疏彈劾最澄，聲稱日本國的佛教從唐代傳來已久，“入唐學生道照、道慈等，往逢明師，學行拔萃，天竺菩提，唐朝鑒真等，感德歸化，傳通遺教，如是人等，德高于時，都無異議；而僧最澄，未見唐都，只在邊州，即便還來，今私造式，辄以奉獻，其文淺漏，事理不詳，非紊亂法門，兼複違令條”(《顯戒論》卷上引)。他們還要求天皇能出面阻止，使“玉石異貫，清濁分流”。
針對僧綱和奈良諸僧的質難，最澄于弘仁十一年(820)二月著《顯戒論》3卷及表文奏上。《顯戒論》中詳細引證佛經，列舉中國佛教事例，對各種質難進行駁斥。有時，他還給那些傲慢而無知的僧綱灌輸新的知識。例如，《顯戒論》引《山家學生式》中說：“凡佛戒有二：一者大乘大僧戒(十重四十八輕戒以爲大僧戒)；二者小乘大僧戒(二百五十戒以爲大僧戒)。”由于日本鑒真傳戒律以來，均持小乘戒。僧綱從未聽說過大乘戒的情況，故反問：“今雲十重四十八輕戒以爲大乘大僧戒者，何經所說？”最澄只好耐心給予解釋，說：
十重四十八戒以爲大乘大僧戒者，《梵網經》所說。故天宮師雲：據《梵網》大本，合有凡發人心，禀菩薩戒，並名出家菩薩。當知十重四十八輕戒以爲出家大僧戒也。
《梵網經》，全稱《梵網經盧舍那佛說菩薩心地戒品第十》，是盧舍那佛說四十法門，並說明菩薩修道的階位及應受持的十重禁戒、四十八輕戒的戒相。此經被視爲大乘律的第一經典。自認爲受名師訓誨“學行撥萃”而目空一切的僧綱，竟從未見過。真是氣勢洶洶而又無知。
《梵網經》是主張無出家、在家的區別，而主張衆生依照共通之戒，並以佛性的自覺爲其特色的。因此，當僧綱得知“十重四十八輕戒，此通出家在家”後，認爲這是亂了僧界綱紀，斥責道：“若受此戒以爲大僧者，其奴婢等，亦可爲僧”(《顯戒論》卷中引)。最澄引申經義，主爲奴婢皆可受大乘戒爲僧，在教團內只是依受戒先後而排位次；“當知出家在家，雖通受戒，而僧不僧有別，亦是分不同：奴婢出家，先受先坐；郎君在家，後受後坐。奴郎類別，不得一例”(同上)。接著，他又解釋說：
《梵網經》下卷雲：若佛子應如法次第坐。先受戒者在前坐，後受戒者在後坐。不問老少、比丘、比丘尼、貴人、國王、王子，乃至黃門奴婢，皆應先受戒者在前坐，後受戒者次第而坐。明知奴婢以上，能受戒者，若依菩薩戒出家修道，皆名爲僧。若請僧次時，可差僧次。若未出家時，依在家次第，各各不可雜。其當類之中，定先受後受。(《顯戒論》卷中)
也就是說，在教團內的比丘、比丘尼，不論出家前身份上至國、貴族，下至奴婢，出家後的座次均不受影響，只是按照誰先出家，誰的座次在前；誰後出家，誰的座次在後。這與世俗在家人的做法完全不同，充分表達了大乘佛教衆生平等的思想。
在天臺宗與密教結合的方式上，最澄還與當時東密的開山祖師空海(774—835)進行論诤。空海著有《十住心論》、《弁顯密二教論》等，認爲天臺法華圓教是顯教，而真言密教勝于顯教。他的理由是：①關于說法之佛，密教是法身佛大日如來；而顯教則是報身、應身釋迦如來；②關于教法，密教是顯示法身佛內自證的境界；顯教是報身、應身佛所說的叁乘、一乘教法；③關于成佛的快慢，密教是即身成佛，非轉世的脫胎換骨乃疾速成佛；顯教是需要曆經長時間(叁大劫)的修行方可成佛。針對上述理論，最澄也提出叁方面加以辯駁：①據智者的《法華文句》解釋，如來有法身、報身、應身叁身，而叁身是早在久遠劫以來即是一體的。釋迦如來不是新近在菩提伽耶方才成道的新佛，而是從遠在叁千塵點劫以前久遠實成的本地本佛垂迹。他認爲釋迦如來和大日如來是同體異名。②法華的一乘成佛，也是釋迦或大日的自證境界。③《法華經》中的《提婆達多品》中敘七歲的龍女向釋迦獻寶珠後疾速成佛，與密教所說的“即身成佛”並無兩樣。可見成佛的快慢全在于修學者，並不是因爲顯、密兩教不同之故。這樣，把“圓密一致”的道理，解釋得十分清楚。
最澄在創立日本天臺宗時，也主張圓密二宗並重，讓每年得度的二僧分別修止觀業(天臺)和遮那業(密)，主張“圓密一致”。例如，他在《守護國界章》卷中之中說：唐代密教經典的翻譯者如菩提流志、金剛智、善無畏、不空等，“所傳一乘正義，皆符天臺義……大唐一行阿阇梨《遮那經疏》等如是等宗，依憑天臺”。他在給空海的信中也說：“遮那宗與天臺融通，疏宗亦同，誠須彼此同志，俱覓彼人……《法華》、《金光明》，先帝禦願，亦一乘旨，與真言無異。”(《傳教大師全集》卷下)他還規定：《大日經》、《孔雀王經》等密教經典爲臺密必讀經典，並按密教儀軌舉行秘密灌頂、修持等。
總之，日本天臺宗初創時，來自各方面反對派和保守派對它的攻擊甚多，最澄以極其堅強的維護正法的意志，反擊各種誹謗。爲了增強說服力，並爭取天皇的支持，他還反複申述了天臺宗固有的“爲佛法，爲國王，爲衆生”(見智者大師《臨終答晉王書》)的護國護民思想。他聲稱信奉臺宗，將使“佛法世久，國家永固”。在山家《八條式》中，他教育在比睿山修止觀業的學僧：“住持佛法，利益國家。”天臺宗應受大乘戒，是“菩薩僧”，這將有利于護國滅災。他在《顯戒論》卷中還鄭重指出：“明知念誦及轉讀，衛國之良將也。誠願大日本國天臺兩業授菩薩戒，以爲國寶。大悲胎藏業置灌頂道場，修真言契，常爲國念誦，亦爲國護；摩诃止觀業置四叁昧院，修煉止觀行，常爲國轉經，亦爲國講般若。”他在與奈良佛教的論诤中，把奈良佛教一概貶爲小乘(“小像”)，宣稱惟有天臺大乘“菩薩僧”才能護國，以此取得當政者的支持。在《守護國界章》的最後，他在淋漓盡致地駁斥了以德一爲代表的奈良佛教以後，信心十足地表示：“而今而後，國無謗法聲，萬民不減數，家有贊經頌，七難(日月失度、星變、水、火、風、旱、賊)令退散，守護國界，蓋謂其斯欤……我今爲護妙法城，造章述義救世傾。”認爲弘揚天臺大乘，能使國家安泰，人民幸福。
由于僧統和奈良佛教的堅決反對，最澄提出的天臺宗只受大乘戒的要求，一直受到阻撓。天皇沒有同意在比睿山設大乘戒壇。直到最澄死後17日，嵯峨天皇才敕准比睿山每年叁月可爲得度學僧授大乘菩薩戒，學僧在受戒後應住山12年專心修學。第二年，最澄的傳法弟子義真擔任傳戒師在比睿山爲學僧14人授菩薩戒。從此，比睿山大乘戒壇正式獨立。同年，敕賜比睿山寺以“延曆寺”之號，將比睿山升爲官寺。最澄死後45年，清…
《臺密史略考(朱封鳌)》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