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世音寺也设有戒坛，为全国出家者授戒之所。在最澄创立日本天台宗时，这些戒坛都被奈良佛教把持。因为得度出家者必须到东大寺戒坛院等地受具足戒，所以在比睿山的天台宗得度者也要下山受戒。由于法相宗势力大，待遇优厚，有的天台宗僧人便加入此宗，也有的下山后不归。从大同二年(807)到弘仁九年(818)的12年间，最澄按朝廷规定度僧24人，最后留在比睿山的仅lO人，不归者有6人加入法相宗(《天台法华宗年分得度学生名帐》)。这事使最澄感到天台宗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弘仁九年五月，他给朝廷上疏，要求在比睿山设大乘戒坛，并对受戒僧提出了严格的要求。疏中说：
凡法华宗天台年分，自弘仁九年，永期于后际，以为大乘类，不除其籍名，赐加佛子号，授圆十善戒，为菩萨沙弥，真度缘请官印。
凡大乘类者，即得度年，授佛子戒为菩萨僧，其戒牒请官印，受大戒已，令住皇叡山一十二年，不出山门，修学两业(止观业和遮那业)。
凡止观业者，年年每日长转长讲《法华》、《金光》、《仁王》、《守护》诸大乘等护国众经。
凡遮那业者，岁岁每日长念《遮那》(《大毗卢遮那经》)、《孔雀》(《孔雀王经》)、《不空》(《不空羂索经》)、《佛顶》(《大佛顶首楞严经》)诸真言等护国真言。
凡两业学生，一十二年所修所学，随业任用。能行能言，常住山中，为众之首，为国之宝；能言不能行，为国之师；能行不能言，为国之用。
凡国师、国用，依官符旨，差任传法及国讲师。其国讲师，一任之內，每年安居法服施料，即便收纳当国官舍，国司郡司，相对检校，将用国里，修池修沟，耕荒理崩，造桥造船，殖国殖纻，莳麻莳草，穿井穿水，利国利人，讲经修心，不用农商。然则道心之人，天下相续；君子之道，永代不断。(最澄《山家学生式》，《大正藏》卷74第624页)
在疏文中，最澄向朝廷主要提出三方面的建议：一是给山家学生以崇高的荣誉：把大乘戒称为“佛子戒”，受戒后即成为“菩萨僧”，戒牒加盖官印，表明这是国家所承认的。增强学僧的荣誉感，从而努力学好天台。二是对学僧严格要求：受大乘戒后，12年不得出山门，一心修学止观业和遮那业，每日或讲或念，从不空闲。三是学成后量才录用：修持和口才好的成为国宝，口才好而不善修持的为国师，善修持而不善口才的为国用(如作羯磨师等)。这些人讲经修心，利国利人，都将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而天台宗也赖以永代不断。
同年八月，最澄又向朝廷上疏：《劝奖天台宗年分学生式》。重申天台宗学僧只受大乘戒，12年中须在山修业，并进一步就比睿山学僧修学、考试及生活细则作了规定。在没有得到朝廷批复的情况下，最澄于弘仁十年(819)三月，写了《天台法华宗年分度者回小向大戒》疏文，除了重申上述要求外，还要求在明年三月桓武天皇忌日于比睿山“为菩萨沙弥授菩萨大戒，亦为菩萨僧”。嵯峨天皇将奏疏等移僧纲审议，立即了引起奈良七大寺的抗议和代表奈良佛教势力的僧纲的反对。以大僧都护命(法相宗僧)为首的僧纲7人，上疏弹劾最澄，声称日本国的佛教从唐代传来已久，“入唐学生道照、道慈等，往逢明师，学行拔萃，天竺菩提，唐朝鉴真等，感德归化，传通遗教，如是人等，德高于时，都无异议；而僧最澄，未见唐都，只在边州，即便还来，今私造式，辄以奉献，其文浅漏，事理不详，非紊乱法门，兼复违令条”(《显戒论》卷上引)。他们还要求天皇能出面阻止，使“玉石异贯，清浊分流”。
针对僧纲和奈良诸僧的质难，最澄于弘仁十一年(820)二月著《显戒论》3卷及表文奏上。《显戒论》中详细引证佛经，列举中国佛教事例，对各种质难进行驳斥。有时，他还给那些傲慢而无知的僧纲灌输新的知识。例如，《显戒论》引《山家学生式》中说：“凡佛戒有二：一者大乘大僧戒(十重四十八轻戒以为大僧戒)；二者小乘大僧戒(二百五十戒以为大僧戒)。”由于日本鉴真传戒律以来，均持小乘戒。僧纲从未听说过大乘戒的情况，故反问：“今云十重四十八轻戒以为大乘大僧戒者，何经所说？”最澄只好耐心给予解释，说：
十重四十八戒以为大乘大僧戒者，《梵网经》所说。故天宫师云：据《梵网》大本，合有凡发人心，禀菩萨戒，并名出家菩萨。当知十重四十八轻戒以为出家大僧戒也。
《梵网经》，全称《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心地戒品第十》，是卢舍那佛说四十法门，并说明菩萨修道的阶位及应受持的十重禁戒、四十八轻戒的戒相。此经被视为大乘律的第一经典。自认为受名师训诲“学行拨萃”而目空一切的僧纲，竟从未见过。真是气势汹汹而又无知。
《梵网经》是主张无出家、在家的区别，而主张众生依照共通之戒，并以佛性的自觉为其特色的。因此，当僧纲得知“十重四十八轻戒，此通出家在家”后，认为这是乱了僧界纲纪，斥责道：“若受此戒以为大僧者，其奴婢等，亦可为僧”(《显戒论》卷中引)。最澄引申经义，主为奴婢皆可受大乘戒为僧，在教团内只是依受戒先后而排位次；“当知出家在家，虽通受戒，而僧不僧有别，亦是分不同：奴婢出家，先受先坐；郎君在家，后受后坐。奴郎类别，不得一例”(同上)。接着，他又解释说：
《梵网经》下卷云：若佛子应如法次第坐。先受戒者在前坐，后受戒者在后坐。不问老少、比丘、比丘尼、贵人、国王、王子，乃至黄门奴婢，皆应先受戒者在前坐，后受戒者次第而坐。明知奴婢以上，能受戒者，若依菩萨戒出家修道，皆名为僧。若请僧次时，可差僧次。若未出家时，依在家次第，各各不可杂。其当类之中，定先受后受。(《显戒论》卷中)
也就是说，在教团内的比丘、比丘尼，不论出家前身份上至国、贵族，下至奴婢，出家后的座次均不受影响，只是按照谁先出家，谁的座次在前；谁后出家，谁的座次在后。这与世俗在家人的做法完全不同，充分表达了大乘佛教众生平等的思想。
在天台宗与密教结合的方式上，最澄还与当时东密的开山祖师空海(774—835)进行论诤。空海著有《十住心论》、《弁显密二教论》等，认为天台法华圆教是显教，而真言密教胜于显教。他的理由是：①关于说法之佛，密教是法身佛大日如来；而显教则是报身、应身释迦如来；②关于教法，密教是显示法身佛内自证的境界；显教是报身、应身佛所说的三乘、一乘教法；③关于成佛的快慢，密教是即身成佛，非转世的脱胎换骨乃疾速成佛；显教是需要历经长时间(三大劫)的修行方可成佛。针对上述理论，最澄也提出三方面加以辩驳：①据智者的《法华文句》解释，如来有法身、报身、应身三身，而三身是早在久远劫以来即是一体的。释迦如来不是新近在菩提伽耶方才成道的新佛，而是从远在三千尘点劫以前久远实成的本地本佛垂迹。他认为释迦如来和大日如来是同体异名。②法华的一乘成佛，也是释迦或大日的自证境界。③《法华经》中的《提婆达多品》中叙七岁的龙女向释迦献宝珠后疾速成佛，与密教所说的“即身成佛”并无两样。可见成佛的快慢全在于修学者，并不是因为显、密两教不同之故。这样，把“圆密一致”的道理，解释得十分清楚。
最澄在创立日本天台宗时，也主张圆密二宗并重，让每年得度的二僧分别修止观业(天台)和遮那业(密)，主张“圆密一致”。例如，他在《守护国界章》卷中之中说：唐代密教经典的翻译者如菩提流志、金刚智、善无畏、不空等，“所传一乘正义，皆符天台义……大唐一行阿阇梨《遮那经疏》等如是等宗，依凭天台”。他在给空海的信中也说：“遮那宗与天台融通，疏宗亦同，诚须彼此同志，俱觅彼人……《法华》、《金光明》，先帝御愿，亦一乘旨，与真言无异。”(《传教大师全集》卷下)他还规定：《大日经》、《孔雀王经》等密教经典为台密必读经典，并按密教仪轨举行秘密灌顶、修持等。
总之，日本天台宗初创时，来自各方面反对派和保守派对它的攻击甚多，最澄以极其坚强的维护正法的意志，反击各种诽谤。为了增强说服力，并争取天皇的支持，他还反复申述了天台宗固有的“为佛法，为国王，为众生”(见智者大师《临终答晋王书》)的护国护民思想。他声称信奉台宗，将使“佛法世久，国家永固”。在山家《八条式》中，他教育在比睿山修止观业的学僧：“住持佛法，利益国家。”天台宗应受大乘戒，是“菩萨僧”，这将有利于护国灭灾。他在《显戒论》卷中还郑重指出：“明知念诵及转读，卫国之良将也。诚愿大日本国天台两业授菩萨戒，以为国宝。大悲胎藏业置灌顶道场，修真言契，常为国念诵，亦为国护；摩诃止观业置四三昧院，修炼止观行，常为国转经，亦为国讲般若。”他在与奈良佛教的论诤中，把奈良佛教一概贬为小乘(“小像”)，宣称惟有天台大乘“菩萨僧”才能护国，以此取得当政者的支持。在《守护国界章》的最后，他在淋漓尽致地驳斥了以德一为代表的奈良佛教以后，信心十足地表示：“而今而后，国无谤法声，万民不减数，家有赞经颂，七难(日月失度、星变、水、火、风、旱、贼)令退散，守护国界，盖谓其斯欤……我今为护妙法城，造章述义救世倾。”认为弘扬天台大乘，能使国家安泰，人民幸福。
由于僧统和奈良佛教的坚决反对，最澄提出的天台宗只受大乘戒的要求，一直受到阻挠。天皇没有同意在比睿山设大乘戒坛。直到最澄死后17日，嵯峨天皇才敕准比睿山每年三月可为得度学僧授大乘菩萨戒，学僧在受戒后应住山12年专心修学。第二年，最澄的传法弟子义真担任传戒师在比睿山为学僧14人授菩萨戒。从此，比睿山大乘戒坛正式独立。同年，敕赐比睿山寺以“延历寺”之号，将比睿山升为官寺。最澄死后45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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