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期西方佛教學者在成書于十四世紀上旬的第一本藏學者所寫的印藏佛教史中(21.書目編號，不同)，首次得悉該書成立前五個多世紀，即在唐末第八世紀到第九世紀間，曾發生過一系列介乎禅宗漢僧與印度瑜伽行-自立量中觀師之間的禦前義诤。但鑒于其時欠缺更早的文獻支持，記錄只見之于藏文文獻而從未在漢語文獻中提及過，所以一直以來都是一謎樣的懸案，甚至有學者認爲這是後期藏人捏造的傳說。直到在敦煌石窟的大量唐、五代文獻中發現王錫的《頓悟大乘正理抉》及雲曠的《大乘廿二問》，這才充份證藏文史冊所述事件的真實性。
對于論诤發生的確實年份、緣由、具體情況及結果等事件詳情，目前已有一大體的理解，盡管在細節上仍存在一些疑問。確知的是在公元八世紀下旬，漢地禅僧與印度晚期佛教的中觀論師在拉薩進行過系列的禦前法義辯論，以決定何方才是“真正”佛教，堪足作爲西藏佛教的准則。而禅宗漢僧由于不擅義理而處于劣勢，終于藏王決定取印度而舍中國。最後還並流傳著充滿悲憤不平及血腥的結局之說法，漢地禅僧被逐，並以自殘身體、自殺及派遣刺客潛回拉薩進行暗殺來作出回應。(1，2，5)
b.文獻
直接涉身其事者的現存著作數目有限。漢地禅僧摩诃衍的著作只余藏文殘章(已英譯，見36)。蓮花戒的《修習次第》叁篇曾爲文抨擊摩诃衍。其原手稿在世紀初時經十叁世達賴其中一位經師，俄國籍的西伯裏亞布裏雅特蒙古僧多傑耶夫·阿旺羅桑(即清庭軍機處口中的「德爾智」)交其俄國學生轍爾巴斯基，現已分別有英文贅述(67)、中譯(20)及從法文再轉譯的中文本(2)。與一手資料同期的重要二手記述文獻莫過于王錫的《頓悟大頓正理抉》，它已被校定(3)、詳注(34)及譯爲中文(2)，至于雲曠的《大乘廿二問》亦已作過文獻學上的梳理(1)。另外據其他敦煌文書對事件相關的西藏漢禅所作的曆史背景考定也很多，是理解事件來龍去脈所必不可缺的參考(5-15，25-28，30，37，40，42，63，68)。
c.義理評估
經過文獻的梳理後，近年對拉薩論诤的探討開始進入義理的層面。據上述諸文獻，可整理出雙方爭論的內容主要可歸爲兩大系列。第一系列是對佛教宗教生活其中一項核心元素「禅修」的不同理解，即概念思維的知解作用在禅修中的角色問題。在佛教內部這樣的分歧亦非罕見(25，33，43，45，51，54)。其次第二個更根本的系列是從對實踐方法的不同理解過渡去討論何謂「真實」，亦即對空性、涅槃等觀念的分歧理解(18，55，57，59，69)。
對于這次诤論的性質，目前還未有較具深、廣度及整體性的定性模式，大多還只提出反映了部份表面性質的對列範疇，尚未充份深入發揮。一般較普遍同意的對列是「頓v.s漸」(11，31，39，41，45，64，70)「如來藏v.s.中觀」(13，14)、「本覺v.s.始覺」(11，74，75)、「出世vs入世大乘」(17)、「邊見v.s.中道」、「斷滅空v.s.緣起性空」(32，58，71，72)、「形上學v.s.知識論」等。然也有人認爲是「禅v.s.密」(16)，但因明顯無根據，很快便被駁倒(5)。除了用佛教理論作爲定性框架外，也有人從外在民族沖突、政治沖突來定性诤論，稱爲「漢v.s.藏」或「東亞v.s.南亞」之爭。但這類外在劃分的理論價值不高，因爲即使藏王最後在抉擇勝敗高下時只是以政治爲考慮，那仍然完全無法取消雙方在這兩大系列教義上的分歧本來就是佛教內部極爲重要而關健的課題之事實，不因是否滲入政治鬥爭而有所改變。定性問題上的系統論述到最近才出了第一冊從義理入手的專書(62)。
然而另一方面，由于此一議題的生起，在古代其實完全來自西藏一方，在當代也主要是來自循西藏佛教，尤其是循格魯派角度去理解此一诤論的西方及日本學界。所以在這一視野下，被稱爲“支那堪布”或“漢地和尚”的摩诃衍常被西藏學人诠釋爲大反派，麻诃衍本身的理論身份及具體的佛學思想面貌都變得簡化與模糊。近來不少從事中國禅學及禅宗史研究的中外學者試圖回過頭來從中國佛學，尤其禅學的脈絡重現摩诃衍的理論身份與淵源(3，4，17，19)。但這一方面的工作目前仍處在草創階段，很多基本的問題仍還沒有共識或定論，分歧的幅度很大。有觀點認爲摩诃衍只是一個偶爾的個體，並無太高的水平與典型的代表性；但也有觀點認爲他身上禅學的多樣性反映了唐末禅宗尚未定型前，還在各自摸索階段時的混雜。似乎多少都把他看成具有特定曆史階段的一般代表性，但又不是有深刻理論背景的焦點人物。然而也有時下典型的如來藏本覺系的中國佛學學者力排衆議，堅持摩诃衍的「無念無相」才是最合乎般若性空思想(16，25，28)。這方面的高度分歧，恐怕仍有待進一步研究才能協調。但是，有一個更重要的理論領域似乎至今還完全沒有被研究過，那就是摩诃衍思想與主要的漢傳佛教學派如天臺、華嚴之間的關系。如果對摩诃衍的討論只停在禅宗的範圍，而沒有深入至天臺、華嚴，則對摩诃衍的掌握。其理論深度終歸有限，不易全幅展示诤論徵結所在。
d.事件對西藏佛學的影響
然而，如果當年拉薩論诤在漢僧被逐後完全落幕，則它在西藏佛學史上只是一椿無足輕重的小事。但嚴格來說，時至今天，對西藏佛學來說，拉薩論诤從未結束過。盡管從曆史學的角度來說，此事仍充滿不少疑團，不易下結論，但西藏佛學史的發展卻反映出西藏人對此事的觀感(perception)，其無形的心理影響恐怕比這事件本身的直接影響還大(60，61)。西藏佛學的兩條主要發展路線(中觀-量論vs如來藏)就是源自對摩诃衍的兩極評價。拉薩事件可說得上是決定以後逾千年西藏佛學方向的關健一役(65)。筆者亦曾對西藏佛教論述「摩诃衍」之發展史作過依漢譯文獻而提出的回顧，見筆者與黃敏浩教授合撰的「桑耶論诤中的大乘和尚見：頓入說考察」一文的第二部分(收于《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第6期，臺大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 2001年)，p.154-168。
一方面，格魯、薩迦、噶當叁個特重學理研究的宗派，在批評各系迦舉、甯瑪、覺囊及其他以宗教修持爲主的小派時，都用「支那堪布」或「漢地大乘和尚」爲罪名來指責他們，而各受責教派盡管都立即以否定自己是禅宗追隨者的方式來劃清與摩诃衍的界線(56，66，49)，但無可否認的是無論甯瑪派的「大圓滿」或迦舉派「大手印」，甚或覺囊派的教法都具有被視作摩诃衍遺教「無想無念」的特質。但若摩诃衍的觀點就僅只是這樣膚淺，實在無法理解爲何日後迦舉、甯瑪各派一再重提類似的宗教及哲學觀點，故其中的理論因由仍有待深入發掘(75)。
另一方面，薩迦及格魯這兩個專精學術的學派卻對禅宗非常反感。早在宗喀巴之先，薩迦派·班智達·貢噶堅贊即特別爲文批評迦舉派密勒日巴的“唯一白法”是禅宗的翻版(47)，而以後曆代薩迦派學人也不時重提這批評(29，46，48，53)。
比之于薩迦派，格魯派對摩诃衍的批評不單更爲廣泛和嚴厲，且上升至更高的理論層次，不僅限于視爲禅修方法論上的偏誤，更根本的是涉及對空性、緣起、中觀、邊見等最核心的佛教存在論課題及連帶的戒行和智性實踐作「斷滅」解。從宗喀巴本人(50，58，71，72)、其親傳弟子如一世班禅·克主傑·格列貝桑(32)，曆數百年來的大批一流學者如叁世松巴(22)、五世達賴(23)、一世嘉木樣、叁世章嘉、叁世土觀。直到本世紀中旬大勇、法尊法師及郭和卿、黃明信教授等僧俗學者留學西藏時所追隨的格魯派學僧，從沒放松過對禅宗的譴責。即使是在十八世紀上旬，學者如叁世松巴·叁世章嘉及叁世土觀曾作辯指這一批評不能廣涉全體漢語佛學，不應把天臺華嚴等同摩诃衍，但只要一論及中觀空性，摩诃衍無一次可稍免于格魯派的嚴厲批評，直到今天，格魯派對禅宗的情意結仍然未解(33，73)。而事實上，格魯派把因明量論整合進宗教解脫論內，恐怕也是對拉薩诤的連鎖反應。
總的而言，拉薩論诤極爲深遠地規定了經院式藏傳佛學的理論立場，不過盡管事件的影響有著如此深的烙印，但就佛教史研究來說，事件本身不論在曆史、文獻或哲學層面的研究，尚屬有待進一步開發。從宗教研究及佛教哲學兩個角度來說，若能榷清以下兩個問題，應有助于較深廣地揭示诤論雙方間分歧的徵結：(一)智性在宗教世界，尤其是佛教宗教解脫的實踐中是什麼角色？(二)摩诃衍對空性、緣起等概念的理解與天臺、華嚴的連系是什麼？另一方面，拉薩論诤似乎也不只是古代及西藏這特定時空的産物，因爲八零年代下旬「批判佛教」的提出，恐怕是在當代以國際佛教的規模活生生地重現「拉薩論诤」(74全書)，這一切都有待進一步探討。
e.書目(含相關中文論著)：桑耶寺論诤
1．巴宙，《大乘廿二間》研究(臺北：東初民國82年)。
2．戴密微著，耿升譯，《吐蕃僧诤記》(臺北：商鼎出版社1994)。
3．饒宗頤，「王錫《頓悟大乘正理抉》序說並校記」。張曼濤編，《現代佛教學術218刊》89號(臺北：大乘出版社民國68年)。
4．饒宗頤，「神會門下摩诃衍入藏兼禅門南北之調和問題」。收于張曼濤編，《現代佛教學術218刊》53號(臺北：大乘出版社民國73年)。
5．釋慧嚴，「中國禅宗在西藏」，中華佛教學報7，臺北民國83年。
6．今枝由郎，「有關吐蕃僧诤會的藏文文書」，收于《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第2集(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
7．石泰安(R.A.S…
《緣起與空性(劉宇光譯)》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