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期西方佛教学者在成书于十四世纪上旬的第一本藏学者所写的印藏佛教史中(21.书目编号，不同)，首次得悉该书成立前五个多世纪，即在唐末第八世纪到第九世纪间，曾发生过一系列介乎禅宗汉僧与印度瑜伽行-自立量中观师之间的御前义诤。但鉴于其时欠缺更早的文献支持，记录只见之于藏文文献而从未在汉语文献中提及过，所以一直以来都是一谜样的悬案，甚至有学者认为这是后期藏人捏造的传说。直到在敦煌石窟的大量唐、五代文献中发现王锡的《顿悟大乘正理抉》及云旷的《大乘廿二问》，这才充份证藏文史册所述事件的真实性。
对于论诤发生的确实年份、缘由、具体情况及结果等事件详情，目前已有一大体的理解，尽管在细节上仍存在一些疑问。确知的是在公元八世纪下旬，汉地禅僧与印度晚期佛教的中观论师在拉萨进行过系列的御前法义辩论，以决定何方才是“真正”佛教，堪足作为西藏佛教的准则。而禅宗汉僧由于不擅义理而处于劣势，终于藏王决定取印度而舍中国。最后还并流传著充满悲愤不平及血腥的结局之说法，汉地禅僧被逐，并以自残身体、自杀及派遣刺客潜回拉萨进行暗杀来作出回应。(1，2，5)
b.文献
直接涉身其事者的现存著作数目有限。汉地禅僧摩诃衍的著作只余藏文残章(已英译，见36)。莲花戒的《修习次第》三篇曾为文抨击摩诃衍。其原手稿在世纪初时经十三世达赖其中一位经师，俄国籍的西伯里亚布里雅特蒙古僧多杰耶夫·阿旺罗桑(即清庭军机处口中的「德尔智」)交其俄国学生辙尔巴斯基，现已分别有英文赘述(67)、中译(20)及从法文再转译的中文本(2)。与一手资料同期的重要二手记述文献莫过于王锡的《顿悟大顿正理抉》，它已被校定(3)、详注(34)及译为中文(2)，至于云旷的《大乘廿二问》亦已作过文献学上的梳理(1)。另外据其他敦煌文书对事件相关的西藏汉禅所作的历史背景考定也很多，是理解事件来龙去脉所必不可缺的参考(5-15，25-28，30，37，40，42，63，68)。
c.义理评估
经过文献的梳理后，近年对拉萨论诤的探讨开始进入义理的层面。据上述诸文献，可整理出双方争论的内容主要可归为两大系列。第一系列是对佛教宗教生活其中一项核心元素「禅修」的不同理解，即概念思维的知解作用在禅修中的角色问题。在佛教内部这样的分歧亦非罕见(25，33，43，45，51，54)。其次第二个更根本的系列是从对实践方法的不同理解过渡去讨论何谓「真实」，亦即对空性、涅槃等观念的分歧理解(18，55，57，59，69)。
对于这次诤论的性质，目前还未有较具深、广度及整体性的定性模式，大多还只提出反映了部份表面性质的对列范畴，尚未充份深入发挥。一般较普遍同意的对列是「顿v.s渐」(11，31，39，41，45，64，70)「如来藏v.s.中观」(13，14)、「本觉v.s.始觉」(11，74，75)、「出世vs入世大乘」(17)、「边见v.s.中道」、「断灭空v.s.缘起性空」(32，58，71，72)、「形上学v.s.知识论」等。然也有人认为是「禅v.s.密」(16)，但因明显无根据，很快便被驳倒(5)。除了用佛教理论作为定性框架外，也有人从外在民族冲突、政治冲突来定性诤论，称为「汉v.s.藏」或「东亚v.s.南亚」之争。但这类外在划分的理论价值不高，因为即使藏王最后在抉择胜败高下时只是以政治为考虑，那仍然完全无法取消双方在这两大系列教义上的分歧本来就是佛教内部极为重要而关健的课题之事实，不因是否渗入政治斗争而有所改变。定性问题上的系统论述到最近才出了第一册从义理入手的专书(62)。
然而另一方面，由于此一议题的生起，在古代其实完全来自西藏一方，在当代也主要是来自循西藏佛教，尤其是循格鲁派角度去理解此一诤论的西方及日本学界。所以在这一视野下，被称为“支那堪布”或“汉地和尚”的摩诃衍常被西藏学人诠释为大反派，麻诃衍本身的理论身份及具体的佛学思想面貌都变得简化与模糊。近来不少从事中国禅学及禅宗史研究的中外学者试图回过头来从中国佛学，尤其禅学的脉络重现摩诃衍的理论身份与渊源(3，4，17，19)。但这一方面的工作目前仍处在草创阶段，很多基本的问题仍还没有共识或定论，分歧的幅度很大。有观点认为摩诃衍只是一个偶尔的个体，并无太高的水平与典型的代表性；但也有观点认为他身上禅学的多样性反映了唐末禅宗尚未定型前，还在各自摸索阶段时的混杂。似乎多少都把他看成具有特定历史阶段的一般代表性，但又不是有深刻理论背景的焦点人物。然而也有时下典型的如来藏本觉系的中国佛学学者力排众议，坚持摩诃衍的「无念无相」才是最合乎般若性空思想(16，25，28)。这方面的高度分歧，恐怕仍有待进一步研究才能协调。但是，有一个更重要的理论领域似乎至今还完全没有被研究过，那就是摩诃衍思想与主要的汉传佛教学派如天台、华严之间的关系。如果对摩诃衍的讨论只停在禅宗的范围，而没有深入至天台、华严，则对摩诃衍的掌握。其理论深度终归有限，不易全幅展示诤论徵结所在。
d.事件对西藏佛学的影响
然而，如果当年拉萨论诤在汉僧被逐后完全落幕，则它在西藏佛学史上只是一椿无足轻重的小事。但严格来说，时至今天，对西藏佛学来说，拉萨论诤从未结束过。尽管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此事仍充满不少疑团，不易下结论，但西藏佛学史的发展却反映出西藏人对此事的观感(perception)，其无形的心理影响恐怕比这事件本身的直接影响还大(60，61)。西藏佛学的两条主要发展路线(中观-量论vs如来藏)就是源自对摩诃衍的两极评价。拉萨事件可说得上是决定以后逾千年西藏佛学方向的关健一役(65)。笔者亦曾对西藏佛教论述「摩诃衍」之发展史作过依汉译文献而提出的回顾，见笔者与黄敏浩教授合撰的「桑耶论诤中的大乘和尚见：顿入说考察」一文的第二部分(收于《佛学研究中心学报》第6期，台大文学院佛学研究中心 2001年)，p.154-168。
一方面，格鲁、萨迦、噶当三个特重学理研究的宗派，在批评各系迦举、宁玛、觉囊及其他以宗教修持为主的小派时，都用「支那堪布」或「汉地大乘和尚」为罪名来指责他们，而各受责教派尽管都立即以否定自己是禅宗追随者的方式来划清与摩诃衍的界线(56，66，49)，但无可否认的是无论宁玛派的「大圆满」或迦举派「大手印」，甚或觉囊派的教法都具有被视作摩诃衍遗教「无想无念」的特质。但若摩诃衍的观点就仅只是这样肤浅，实在无法理解为何日后迦举、宁玛各派一再重提类似的宗教及哲学观点，故其中的理论因由仍有待深入发掘(75)。
另一方面，萨迦及格鲁这两个专精学术的学派却对禅宗非常反感。早在宗喀巴之先，萨迦派·班智达·贡噶坚赞即特别为文批评迦举派密勒日巴的“唯一白法”是禅宗的翻版(47)，而以后历代萨迦派学人也不时重提这批评(29，46，48，53)。
比之于萨迦派，格鲁派对摩诃衍的批评不单更为广泛和严厉，且上升至更高的理论层次，不仅限于视为禅修方法论上的偏误，更根本的是涉及对空性、缘起、中观、边见等最核心的佛教存在论课题及连带的戒行和智性实践作「断灭」解。从宗喀巴本人(50，58，71，72)、其亲传弟子如一世班禅·克主杰·格列贝桑(32)，历数百年来的大批一流学者如三世松巴(22)、五世达赖(23)、一世嘉木样、三世章嘉、三世土观。直到本世纪中旬大勇、法尊法师及郭和卿、黄明信教授等僧俗学者留学西藏时所追随的格鲁派学僧，从没放松过对禅宗的谴责。即使是在十八世纪上旬，学者如三世松巴·三世章嘉及三世土观曾作辩指这一批评不能广涉全体汉语佛学，不应把天台华严等同摩诃衍，但只要一论及中观空性，摩诃衍无一次可稍免于格鲁派的严厉批评，直到今天，格鲁派对禅宗的情意结仍然未解(33，73)。而事实上，格鲁派把因明量论整合进宗教解脱论内，恐怕也是对拉萨诤的连锁反应。
总的而言，拉萨论诤极为深远地规定了经院式藏传佛学的理论立场，不过尽管事件的影响有着如此深的烙印，但就佛教史研究来说，事件本身不论在历史、文献或哲学层面的研究，尚属有待进一步开发。从宗教研究及佛教哲学两个角度来说，若能榷清以下两个问题，应有助于较深广地揭示诤论双方间分歧的徵结：(一)智性在宗教世界，尤其是佛教宗教解脱的实践中是什么角色？(二)摩诃衍对空性、缘起等概念的理解与天台、华严的连系是什么？另一方面，拉萨论诤似乎也不只是古代及西藏这特定时空的产物，因为八零年代下旬「批判佛教」的提出，恐怕是在当代以国际佛教的规模活生生地重现「拉萨论诤」(74全书)，这一切都有待进一步探讨。
e.书目(含相关中文论著)：桑耶寺论诤
1．巴宙，《大乘廿二间》研究(台北：东初民国82年)。
2．戴密微著，耿升译，《吐蕃僧诤记》(台北：商鼎出版社1994)。
3．饶宗颐，「王锡《顿悟大乘正理抉》序说并校记」。张曼涛编，《现代佛教学术218刊》89号(台北：大乘出版社民国68年)。
4．饶宗颐，「神会门下摩诃衍入藏兼禅门南北之调和问题」。收于张曼涛编，《现代佛教学术218刊》53号(台北：大乘出版社民国73年)。
5．释慧严，「中国禅宗在西藏」，中华佛教学报7，台北民国83年。
6．今枝由郎，「有关吐蕃僧诤会的藏文文书」，收于《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2集(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
7．石泰安(R.A.S…
《缘起与空性(刘宇光译)》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