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市忠州佛教研究之一
——古代忠州(忠縣)佛寺考
忠州屬重慶府轄區，古稱臨江，領鄷都(南賓)、墊江(桂溪)、梁山(南浦)叁縣。忠州爲巴楚交界地，是進出巴蜀的必經通道。州內古有著名的佛教居士白香山居易等遺址，詩人往來唱和者非常多。唐代盛世也是佛教發展空前的時期，大量高僧出入巫峽，途經忠州，或與忠州文士交遊，或開創佛寺，或作方外交，留下了千古人文佳話。如號稱中華民族脊梁的玄奘大師即從忠州往荊州北上，經長安西出取經。唐代果州(四川南充)宗密大師、啓建叢林的馬祖道一等，都是從忠州乘船下江弘法的。本文只討論古代忠州州屬地，相當于現在忠縣範圍。
現在佛教弘法道場多稱爲寺。寺原爲國家機關名稱，如大理寺、太常寺、鴻胪寺等。佛教爲印土泊來宗教，公元末正式傳入中國。永平間禮請迦葉摩騰、竺佛蘭來傳譯佛經，诏住漢設鴻胪寺賓舍。鴻胪寺相當于現在的外交部，有專門接待外國賓客的賓舍。次年敕洛陽城西雍門外立白馬寺，寺就成了佛教獨特的宗教場所。寺院名稱曾經幾變，如魏太武帝始光元年創立伽藍，就以“招提”爲名，隋炀帝大業中改天下佛寺爲“道場”，至唐代複稱爲“寺”。
佛教寺院名稱相當複雜，如宋·贊甯《僧史略》卷上曰：“案靈佑法師寺話凡有十名寺：一曰寺(義准釋書)，二曰淨住(穢濁不可同住)，叁曰法同舍(法食二同界也)，四曰出世舍(修出離世俗之所也)，五曰精舍(非粗暴之所居)，六曰清淨園(叁業無染處也)，七曰金剛刹(刹土堅固道人所居)，八曰寂滅道場(祇園有蓮華藏世界以七寶莊嚴謂之寂滅道場盧遮那佛說華嚴于此)，九曰遠離處(入其中者去煩惑遠與寂滅近故)，十曰親近處(如行安樂行以此中近法故也)，此土十名依祇園圖經。今義如六種：一名窟，如後魏鑿山爲窟安置聖像及僧居是也，二名院(今禅宗多此名也)，叁名林(律曰住一樹經中有逝多林也)，四名名廟(如善見論中瞿昙廟)，五名蘭若(無院相者)，六名普通(今五臺山有多所也)。”隨著曆史變遷，當今寺院名稱與宋代有很大區別，除了曾經的寺、舍、院、園、精舍、道場、林、廟、蘭若基本還保持外，還有如“庵”、“堂”、“山”、石窟寺以俗稱“洞”爲名，借道教宗教場所名或道教場所改爲佛教道場的“宮”、“觀”等，從忠州志書裏保存的佛教寺院名稱來看，名目繁雜，民間叁教合一的特色非常明顯。
要研究忠州佛教，在雍正《四川通志》、萬曆《四川總志》、嘉慶《四川通志》、嘉慶《四川總志》、清《蜀碧》、清《蜀典》、《補續全蜀藝文志》、道光《重慶府志》、同治《忠州直隸州志》、道光《忠州直隸州志》、民國陳德甫《忠縣鄉土志》等文獻，應該說資料相對豐富，這些資料對古代忠州佛教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素材。本文重點在考察忠州佛教寺院，並對這些佛寺進行分類研究，以達到豐富地方人文，闡述忠州佛教曆史，提升忠州軟實力等積極作用。據上述文獻所載，忠州所屬大的山脈有八，所以古稱忠州有“八龍朝聖”之說。所謂“天下名山僧占多”，忠州也是一樣，在一代代的高僧大德的努力下，屬下遍布名山聖境，如屏風山禹廟、牛頭山雲崖寺、天臺山天臺寺、玉印山(石寶寨)崇聖寺、似鳳山昙花庵、高峰山高峰寺、寶珠山觀音寺、四方山白雲寺、倚天山普照寺、拔山拔山寺、石筍山白雲廢寺、觀子山龍翔寺、大火爐山淩雲閣、翠屏山毘盧寺等，因爲佛教的興盛和高僧的住持，而成了一方人文名山福地，受到人們的崇奉。名山名寺，被載于志書，廣爲流傳，成就千古佳話。
忠州州屬城郭，沿滾滾長江邊上興建，有半城山水之說。我們通過對文獻的考查發現，忠州是典型的移民城市，也是一個碼頭城市，盛産井鹽茶葉等，巴蜀特産通過忠州碼頭，流向中國南北大地。巴蜀是一個神秘的國土，古有“天府之國”稱謂，“民風淳樸，物産富饒”，是一個極具浪漫風情的地方，乃至有“少不入川”民諺。正因爲人們對巴蜀的未知欲，紛紛來到巴蜀，或如玄奘大師的求學之行，或如元稹白居易的貶官行程，或入李太白杜工部的巴蜀情結。無論是進入巴蜀或出川之路，除攀登起來“難于上青天”的劍閣道外，就只有經長江水道，最爲便利。忠州因四方豪傑的湧入而更爲開放與豪邁，她始終不渝，忠貞不二，讓人們更加留意這座“青山相伴，綠水長流”的豐饒“半城”。曆史注定這裏不會平靜，從忠州出土的漢墓裏，可以看到搖錢樹上有佛的形像；全國漢阙二十多處，忠州有五，可見其豐富的漢代遺存；保存數千年鹽井文化、丹沙的遺址；白居易創建的四望樓、東樓西樓及東坡、西坡美景；遍布境內的進士坊名宦坊等，都讓人們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了強烈的信息，這是一個人文精神高度發達的城市，佛教曾經空前繁榮的城市。
據文獻記載，我們看到僅城區有名的寺院就有8處，如治平寺，在城東門外，即唐代著名的龍興寺。康熙辛亥年知州劉肇孫重修。康熙庚寅勅賜“振宗禅寺”，俗名“大寺”。漢平寺爲忠州最大的官寺，是僧官即管轄忠州佛教事務僧所在寺院，地位頗高。現存唐杜甫題壁詩、宋陸遊《遊龍興寺吊少陵先生寓居》等詩文傳世。城區的巴臺寺，在城西二裏，即唐之龍昌上寺。按龍昌寺分爲叁處，一在山頂，一在山腰，一在山下。今山下大隱崖，石刻猶存，廟基尚在。清《一統志》載白樂天在忠州嘗植柳樹于龍昌寺旁，謂“柳盛則寺興，柳衰則寺敗，僧護此柳，比之甘棠雲”。唐·白居易有詩《登龍昌上寺望江南山懷錢舍人》、《龍昌寺荷池》、《九日登巴臺》，明·何異《控巴臺詩》二首等。其它如開元寺等，都是名聲遠播，對中國文化界都有一定知名度的大寺。
忠州除下轄各縣外，州屬有二十甲同，分敦十甲和崇十甲，據文獻可考者尚有272處以上宗教活動場所。忠州一地二百多處道場，可見佛教之盛，爲巴蜀之冠。對忠州佛寺的考察，並進行分類研究，是辨析地方人文研究方法之一，期望從這些佛寺的考定中，深入忠州名山大川和鄉野僻壤，再現曆史忠州之一方面。
一、忠州官寺考
官寺是中國佛教的一種特定道場形式，特指由朝廷勅設，或接受政府封地食祿等經濟資助，並由朝廷進行管理、封賜或監督的寺院，與私家寺院相對應。官寺的開成，與中國封建王朝的宗教信仰需求或統治需求有關，有特定的環境下，政府對寺院或高僧的封賞形成某種契約形態，並有一定待續性。以隋代爲例，虔誠信佛的隋文帝在長安所設置的大興善寺，爲當時全國佛教的中心。文帝又在國內四十五州敕置“大興國寺”。這類官寺，往往由政府封賜田莊以爲寺産。官寺有爲帝王或國家在舉辦全國性的佛教法會的義務。奉節有隋文帝所賜舍利塔(有碑記)，就是已知重慶地區最早的官寺。
唐代佛教達到鼎盛時期，唐太宗曾得僧兵之力剿滅異已，後下诏在全國“交兵之處”建立官寺。高宗繼位後，在帝都和各州設官寺，祈願國家安泰；武則天更令各州設大雲寺。已知忠州唐代官寺有兩處，一處是龍興寺，一處是開元寺。
1、忠州龍興寺(治平寺、振宗禅寺)
唐代爲了管理龐大的佛教僧團，于鴻胪寺之下設崇玄署。高祖武德叁年(620)又于慈悲寺任命僧官十人，稱爲十大德。唐中宗嘗于神龍元年(705)，敕令全國設置龍興寺，作爲宗教管理機關。道光《忠州直隸州志》雲卷叁載：“治平寺，在城東門外，即唐之龍興寺也。康熙辛亥年知州劉肇孫重修，康熙庚寅勅賜振宗禅寺，俗名大寺。”俗名大寺，是因爲龍興寺爲整個忠州包括屬下幾個縣域的僧官所在地，受中央直接給予封賞，地位很高，規模也很大。龍興寺一般都有朝廷賜予的田地，僧人由王室給度牒，有全部免除役使和賦稅的權利，並登記和管理忠州境內近千座佛事。到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738)诏令全國諸州設置開元寺後，龍興寺主成爲國家舉行超度法會及皇家忌日舉行法事的道場。
《忠縣志·佛教》(1994年版)載：“相傳，佛教在東漢開始傳入忠縣，永平年間(58—75)忠縣就修有佛教寺廟—龍興寺，爲國內興建得較早的一批佛教寺廟之一。”這裏說龍興寺爲永平年間所建，而公認出華第一寺白馬寺同爲永平年間所建。這與忠州出土漢墓有關佛教信仰之事相吻合。據《蜀中名勝記·忠州》引“《志》雲：東北叁十裏，大成寺，漢初平(190—193)建”。這是忠州漢代大成寺之修建年代。
北宋初年，太宗改汴京龍興寺爲太平興國寺，此寺遂成爲宋代佛教之根本道場。英宗治平四年(1067)“給陝西轉運司度僧牒，令籴谷，赈霜旱州縣”(《宋史》卷十四《神宗本紀》)。熙甯叁年(1070)四月“丁卯給兩浙轉運司度僧牒，募民入粟”(《宋史》卷十五《神宗本紀》)。作爲忠州中心佛寺，當爲國家效力有功，于英宗治平年間改龍興寺爲“治平寺”。治平寺以英宗年號爲我，同樣說明了此寺在宋代的輝煌曆史。
元代皇室所建官寺很多。從至元七年(1270)到至正十四年(1354)在京城內外各地，建有大護國仁王寺、聖壽萬安寺、殊祥寺、大龍翔集慶寺、大覺海寺、大壽元忠國寺等，這些土木費用都很浩繁。元代重慶屬“南人”範疇，因爲蒙哥可汗曾折鞭釣魚城，叁十六年攻重慶不下，因此受到民族歧視，佛教特別是官寺也沒有大的發展。從忠州沒有新的官寺出現來看，治平寺延續了宋代官寺的地位，繼續管理忠州及其轄區的佛寺。
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至毅宗崇祯十七年(1644)前後二百七十六年間朱明一代的佛教，總體上處于發展階段。因爲朱元璋出身寒門，爲生計而出家，並參與利用邪教組織才取得大明江山，對宗教整體采取控製的態度。但民間寺院恢複較快，重慶佛教處于盛唐之後的另一個高峰，産生了一大批傑出的大師弘法。這些大德中，當以忠州聚雲寺吹萬廣真禅師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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