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與倫理建設
方立天
中華佛學學報第12期 (1999．7月出版 )
頁411~423
中華佛學研究所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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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著重探討中國佛教與倫理建設的關系，全文分爲叁部分：首先介紹佛教倫理的基本內容──去惡從善、平等慈悲和自利利他的倫理准則，和五戒、十善、四攝、六度的倫理德目。其次是論述中國佛教倫理的重構，即中國佛教通過刪改、比附、衍生和補益的方式，創立了適應古代中國社會、與儒家倫理相融通的獨具特色的倫理思想體系，進而認定中國佛教倫理在古代中國的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倫理等建設方面的曆史作用，也即發揮了儒家倫理的輔助作用。再次是探索佛教倫理在當代倫理建設中的價值，文章從五個方面──有助于緩解現代文化危機、有助于樹立對社會的責任與義務的意識、高僧大德人格的榜樣作用、佛教倫理基本准則的價值和佛教基本道德規範的普世意義，充分肯定佛教倫理在當代倫理建設中的價值和意義。
關鍵詞：1.中國佛教 2.倫理 3.價值 4.慈悲平等 5.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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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佛教與倫理建設有什麼關系？兩者關系如何？這是總結佛教傳入中國二千年來的社會曆史作用的重大課題，也是當前倫理建設的重大課題。本文擬通過佛教倫理的基本內涵、古代中國佛教倫理的重構，以及佛教倫理在當代倫理建設中的價值叁個問題的論述，來簡要地說明中國佛教與倫理建設兩者的關系。
一、佛教倫理的基本內涵
佛教倫理體系是包含理想、准則、規範以及哲學基礎等內部諸要素及其相互作用的系統，含有倫理的准則和規範構成的一定的層次序列。倫理的准則和德目是佛教倫理的基本內容。
(一)倫理准則
佛教倫理准則主要有叁項：
一是去惡從善。“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這是《法句經》中著名的“七佛通戒偈”。[1] 這一名偈代表了佛教戒律的根本精神，故稱“通戒”，曆來備受佛教信徒的尊崇。此偈內容有兩個層次：第一是“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要求保持思想清淨和行爲規範，這是尚有善惡對立的屬于世俗層次的倫理。第二是“自淨其意”，也就是要求清除內心的無明、煩惱，或者說是從內心去除善惡的相對性，超越善惡的對立，這是超世俗的更高層次的倫理。佛教論述的善惡意義有叁個面：其一是道德層面，涉及人們的思想、行爲的道德價值判斷，這在佛教戒律中有著最充分的體現；二是心性層面，就是衆生的本性是善是惡的問題；其叁是形而上層面，佛教以出世的解脫境界爲善，以世間的無明、煩惱、汙染爲惡。中國佛學者認爲，佛教的倫理及其實踐可以用一個“善”字概括之，如北宋高僧契嵩就說：“夫聖人之教，善而已矣。夫聖人之道，正而已矣。其人之正，其事善事之。不必僧不必儒，不必彼不必此，彼此者情也，僧儒者也。”[2] 認爲佛教是一種善道，是教人爲善，使人成爲正人，儒家也是如此，儒佛之道是相通的，僧人、儒者只是形不同而已。
二是平等慈悲。平等是無差別的意思，此指對他人、對其他生物的尊重。慈悲，慈是慈愛衆生並給予快樂，悲是悲憫衆生並撥除其痛苦，慈悲即是對他人，對其他生物的關懷。中國佛教竭力推崇平等慈悲的倫理思想，宋代僧人清遠說：“若論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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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過佛法，唯佛法最平等。”[3] 唐代僧人道世說：“菩薩興行，救濟爲先；諸佛出世，大悲爲本。”[4] 平等慈悲是佛教關于人與人、人與其他生物關系的基本原則，體現了一種博大的愛。這種博愛，不只限于人類，而是涵蓋一切生物，又以普渡衆生同得解脫爲最高目標，應當說，這是一種崇高的倫理思想。
叁是自利利他。自利，指對自己有利，是爲自己的解脫而精進修行，由此所得善果自得其利。利他，對他人有利，指爲救濟一切衆生而致力行善。自利就是自度，利他就是度他，普渡衆生。自利利他就是上求菩薩、下化衆生的菩薩道。自利利他的倫理原則是和佛教的“自他不二”的人我一體觀密切相關的。大乘佛教認爲，自己與他人並不是互相對立的，而是互相融合的，在漫長的輪回轉生中，他人常融入自己之中，自己的解脫與他人的解脫是難以分開的。因此，愛護自己，也就愛護他人，度自己，也應度脫他人。個人只有在衆生的解脫中才能解脫自己。佛教還講“自他相換”，即把自己當成別人，把別人當成自己，自己固然要成佛，使別人成佛也是至關重要的。因此，大乘佛教還以是否對他人有利作爲區分大善大惡的標尺。
(二)倫理德目
佛教的倫理德目即佛教道德規範，其主要內容是五戒、十善、四攝和六度。下面簡要地加以評介。
五戒。這是佛教最基本、最重要的戒規，具體指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五戒中，首戒是不殺人、不殺鳥獸蟲蟻，也還指不亂折草木，就是善待和尊重一切有生命的東西。不殺生戒，不單指戒殺的行爲，也指戒持殺生的器具。關于不殺生戒，中國佛教特別強調反對戰爭和刑殺，[5] 並且提出斷肉、吃素、放生的主張。不偷盜是指對他人的東西，即使是一草一木、寸紙尺線，未得物主的允許，決不能擅自取用。不邪淫是指禁止居士發生不正當的男女關系，至于出家的僧人則是徹底禁止淫欲，若有犯者，永被逐出佛門。不妄語即是不說謊話。不飲酒是爲了保持智慧，利于修行。東晉佛教學者郗超說：“不殺則長壽，不盜則長泰，不淫即清淨，不欺即人常敬信，不醉則神理明治。”[6] 強調持五戒對佛教徒增進身心健康和提高道德素質的重大益處。
十善。這是五戒的擴展。去掉五戒中的不飲酒，再增加六條而成十善。十善體現在身、口、意叁業中。身業有叁：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口業有四：不妄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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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舌(即不搬弄是非，不挑撥離間)、不惡口(不說粗言穢語，不冷嘲熱諷，不惡意攻擊，不尖刻批評)、不绮語(不花言巧語，不說淫穢話，不唱豔曲情歌)。意業有叁：不貪欲(對他人的財物、權位、妻室不起占有的邪念)、不嗔恚(對他人不起憤恨之心)、不邪見(不違背佛教見解)。就十善的基本內容而言，可以說是提倡普遍的社會公德。
四攝和六度。中國漢地流行菩薩戒，十分重視“菩薩行”。四攝和六度是菩薩行的重要內容，是佛教徒對社會應盡的道德義務。四攝是修菩薩行者引導衆生修持的四種方法：布施、愛語(用佛教義理爲衆生說法)、利行(教導衆生修持)、同事(深入衆生之中，根據衆生的不同情況進行教化)。
六度是修習從生死此岸到涅槃彼岸的六條途徑和方法：一是布施，以度悭貪；二是持戒，以度毀犯；叁是忍辱，對治嗔恚；四是精進，以防懈怠；五是禅定，以避免精神散亂；六是智慧，以度愚癡。以上十項，除禅定和智慧外，其他都具有道德規範的作用。在四攝和六度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布施和忍辱，這兩項在大乘佛教修持中具有極爲重要的意義，反映出佛教對于人際關系的重視和對世俗社會生活的深切關懷。
二、古代中國佛教倫理的重構
長期以來，中國封建社會在經濟上是以分散的小農自然經濟爲基本形態，在政治上是中央高度集權的專製主義國家，在人倫上盛行以血緣關系爲紐帶，以突出嫡庶之分和長幼之序爲特征的宗法製度。與這種封建社會相適應，儒家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綱常名教，忠孝節義等道德規範，就成爲社會的倫理准則或倫理德目。印度佛教倫理反映了印度社會的人際關系，又以超越現實社會、追求生死解脫爲目的。這種思想傳入中國後，成爲對儒家倫理觀念、民族心理和民風習俗的巨大挑戰，形成中國和印度、世俗和宗教的兩種倫理道德思想的尖銳矛盾，尤其是佛教的沙門不敬拜王者和不禮拜父母，與中國封建倫理的矛盾更爲嚴峻。中國佛教究竟是怎樣與儒家倫理相協調，重構自身的倫理思想呢？可以說，中國佛教通過刪改、比附、衍生和補益的方式，創立了適應中國狀況、與儒家倫理相融通的獨具特色的倫理思想。
(一)刪改
印度佛經傳入中國後，需要譯成漢文，以廣流傳。在早期的漢譯佛經中，人們就發現了儒家倫理的強烈影響。[7] 也就是在佛教傳入中國伊始，在譯經中就通過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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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法來適應中國人的思考方式，以保持和儒家倫理的一致性。比如，在家庭倫理方面，就雙親和孩子關系而言，印度佛典認爲，雙親與孩子的關系是雙向的、平等的。孩子應支持雙親，雙親應安慰孩子；雙親應養育、愛護孩子，然後孩子瞻養、尊敬雙親。佛教學者在翻譯時，不僅有些話刪而不譯，而且還增添了體現父母絕對權威的言詞，如《養生經》的漢譯本就比原本增加“父母所爲，恭順不逆”，“父母正令，不敢違背”等語。[8] 關于夫妻關系，印度佛教主張丈夫支持妻子，妻子安慰丈夫，妻子地位決不低于丈夫，甚至還提倡“丈夫侍候妻子”，而漢譯本《六方禮經》則改爲“夫視婦”，[9] 《善生經》改爲丈夫“憐念妻子”。[10] 淡化了丈夫對妻子的義務，強化了妻子對丈夫的依附性。在社會倫理方面，如男女兩性關系可以說是最基本的關系。印度人，包括印度佛教學者在內，常對兩性關系作客觀的細節描寫，如《華嚴經．入法界品》講述善財童子五十叁參中的第二十六參，遇到舉世無雙的美人波須蜜多，並以她爲師，而她對善財說：有人只要擁抱我、親吻我，就能離欲，提高入定的境地。對此，東晉的佛陀跋陀羅用音譯“阿梨宜”(擁抱的意思)和“阿衆鞞”(親吻的意思)來掩蓋富有性感的原文。[11] 還有一個典型的例子，敦煌寫本《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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