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与伦理建设
方立天
中华佛学学报第12期 (1999．7月出版 )
页411~423
中华佛学研究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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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著重探讨中国佛教与伦理建设的关系，全文分为三部分：首先介绍佛教伦理的基本内容──去恶从善、平等慈悲和自利利他的伦理准则，和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的伦理德目。其次是论述中国佛教伦理的重构，即中国佛教通过删改、比附、衍生和补益的方式，创立了适应古代中国社会、与儒家伦理相融通的独具特色的伦理思想体系，进而认定中国佛教伦理在古代中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伦理等建设方面的历史作用，也即发挥了儒家伦理的辅助作用。再次是探索佛教伦理在当代伦理建设中的价值，文章从五个方面──有助于缓解现代文化危机、有助于树立对社会的责任与义务的意识、高僧大德人格的榜样作用、佛教伦理基本准则的价值和佛教基本道德规范的普世意义，充分肯定佛教伦理在当代伦理建设中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1.中国佛教 2.伦理 3.价值 4.慈悲平等 5.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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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与伦理建设有什么关系？两者关系如何？这是总结佛教传入中国二千年来的社会历史作用的重大课题，也是当前伦理建设的重大课题。本文拟通过佛教伦理的基本内涵、古代中国佛教伦理的重构，以及佛教伦理在当代伦理建设中的价值三个问题的论述，来简要地说明中国佛教与伦理建设两者的关系。
一、佛教伦理的基本内涵
佛教伦理体系是包含理想、准则、规范以及哲学基础等内部诸要素及其相互作用的系统，含有伦理的准则和规范构成的一定的层次序列。伦理的准则和德目是佛教伦理的基本内容。
(一)伦理准则
佛教伦理准则主要有三项：
一是去恶从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这是《法句经》中著名的“七佛通戒偈”。[1] 这一名偈代表了佛教戒律的根本精神，故称“通戒”，历来备受佛教信徒的尊崇。此偈内容有两个层次：第一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要求保持思想清净和行为规范，这是尚有善恶对立的属于世俗层次的伦理。第二是“自净其意”，也就是要求清除内心的无明、烦恼，或者说是从内心去除善恶的相对性，超越善恶的对立，这是超世俗的更高层次的伦理。佛教论述的善恶意义有三个面：其一是道德层面，涉及人们的思想、行为的道德价值判断，这在佛教戒律中有著最充分的体现；二是心性层面，就是众生的本性是善是恶的问题；其三是形而上层面，佛教以出世的解脱境界为善，以世间的无明、烦恼、污染为恶。中国佛学者认为，佛教的伦理及其实践可以用一个“善”字概括之，如北宋高僧契嵩就说：“夫圣人之教，善而已矣。夫圣人之道，正而已矣。其人之正，其事善事之。不必僧不必儒，不必彼不必此，彼此者情也，僧儒者也。”[2] 认为佛教是一种善道，是教人为善，使人成为正人，儒家也是如此，儒佛之道是相通的，僧人、儒者只是形不同而已。
二是平等慈悲。平等是无差别的意思，此指对他人、对其他生物的尊重。慈悲，慈是慈爱众生并给予快乐，悲是悲悯众生并拨除其痛苦，慈悲即是对他人，对其他生物的关怀。中国佛教竭力推崇平等慈悲的伦理思想，宋代僧人清远说：“若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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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过佛法，唯佛法最平等。”[3] 唐代僧人道世说：“菩萨兴行，救济为先；诸佛出世，大悲为本。”[4] 平等慈悲是佛教关于人与人、人与其他生物关系的基本原则，体现了一种博大的爱。这种博爱，不只限于人类，而是涵盖一切生物，又以普渡众生同得解脱为最高目标，应当说，这是一种崇高的伦理思想。
三是自利利他。自利，指对自己有利，是为自己的解脱而精进修行，由此所得善果自得其利。利他，对他人有利，指为救济一切众生而致力行善。自利就是自度，利他就是度他，普渡众生。自利利他就是上求菩萨、下化众生的菩萨道。自利利他的伦理原则是和佛教的“自他不二”的人我一体观密切相关的。大乘佛教认为，自己与他人并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相融合的，在漫长的轮回转生中，他人常融入自己之中，自己的解脱与他人的解脱是难以分开的。因此，爱护自己，也就爱护他人，度自己，也应度脱他人。个人只有在众生的解脱中才能解脱自己。佛教还讲“自他相换”，即把自己当成别人，把别人当成自己，自己固然要成佛，使别人成佛也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大乘佛教还以是否对他人有利作为区分大善大恶的标尺。
(二)伦理德目
佛教的伦理德目即佛教道德规范，其主要内容是五戒、十善、四摄和六度。下面简要地加以评介。
五戒。这是佛教最基本、最重要的戒规，具体指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五戒中，首戒是不杀人、不杀鸟兽虫蚁，也还指不乱折草木，就是善待和尊重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不杀生戒，不单指戒杀的行为，也指戒持杀生的器具。关于不杀生戒，中国佛教特别强调反对战争和刑杀，[5] 并且提出断肉、吃素、放生的主张。不偷盗是指对他人的东西，即使是一草一木、寸纸尺线，未得物主的允许，决不能擅自取用。不邪淫是指禁止居士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至于出家的僧人则是彻底禁止淫欲，若有犯者，永被逐出佛门。不妄语即是不说谎话。不饮酒是为了保持智慧，利于修行。东晋佛教学者郗超说：“不杀则长寿，不盗则长泰，不淫即清净，不欺即人常敬信，不醉则神理明治。”[6] 强调持五戒对佛教徒增进身心健康和提高道德素质的重大益处。
十善。这是五戒的扩展。去掉五戒中的不饮酒，再增加六条而成十善。十善体现在身、口、意三业中。身业有三：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口业有四：不妄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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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舌(即不搬弄是非，不挑拨离间)、不恶口(不说粗言秽语，不冷嘲热讽，不恶意攻击，不尖刻批评)、不绮语(不花言巧语，不说淫秽话，不唱艳曲情歌)。意业有三：不贪欲(对他人的财物、权位、妻室不起占有的邪念)、不嗔恚(对他人不起愤恨之心)、不邪见(不违背佛教见解)。就十善的基本内容而言，可以说是提倡普遍的社会公德。
四摄和六度。中国汉地流行菩萨戒，十分重视“菩萨行”。四摄和六度是菩萨行的重要内容，是佛教徒对社会应尽的道德义务。四摄是修菩萨行者引导众生修持的四种方法：布施、爱语(用佛教义理为众生说法)、利行(教导众生修持)、同事(深入众生之中，根据众生的不同情况进行教化)。
六度是修习从生死此岸到涅槃彼岸的六条途径和方法：一是布施，以度悭贪；二是持戒，以度毁犯；三是忍辱，对治嗔恚；四是精进，以防懈怠；五是禅定，以避免精神散乱；六是智慧，以度愚痴。以上十项，除禅定和智慧外，其他都具有道德规范的作用。在四摄和六度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布施和忍辱，这两项在大乘佛教修持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反映出佛教对于人际关系的重视和对世俗社会生活的深切关怀。
二、古代中国佛教伦理的重构
长期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在经济上是以分散的小农自然经济为基本形态，在政治上是中央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国家，在人伦上盛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突出嫡庶之分和长幼之序为特征的宗法制度。与这种封建社会相适应，儒家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纲常名教，忠孝节义等道德规范，就成为社会的伦理准则或伦理德目。印度佛教伦理反映了印度社会的人际关系，又以超越现实社会、追求生死解脱为目的。这种思想传入中国后，成为对儒家伦理观念、民族心理和民风习俗的巨大挑战，形成中国和印度、世俗和宗教的两种伦理道德思想的尖锐矛盾，尤其是佛教的沙门不敬拜王者和不礼拜父母，与中国封建伦理的矛盾更为严峻。中国佛教究竟是怎样与儒家伦理相协调，重构自身的伦理思想呢？可以说，中国佛教通过删改、比附、衍生和补益的方式，创立了适应中国状况、与儒家伦理相融通的独具特色的伦理思想。
(一)删改
印度佛经传入中国后，需要译成汉文，以广流传。在早期的汉译佛经中，人们就发现了儒家伦理的强烈影响。[7] 也就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伊始，在译经中就通过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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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法来适应中国人的思考方式，以保持和儒家伦理的一致性。比如，在家庭伦理方面，就双亲和孩子关系而言，印度佛典认为，双亲与孩子的关系是双向的、平等的。孩子应支持双亲，双亲应安慰孩子；双亲应养育、爱护孩子，然后孩子瞻养、尊敬双亲。佛教学者在翻译时，不仅有些话删而不译，而且还增添了体现父母绝对权威的言词，如《养生经》的汉译本就比原本增加“父母所为，恭顺不逆”，“父母正令，不敢违背”等语。[8] 关于夫妻关系，印度佛教主张丈夫支持妻子，妻子安慰丈夫，妻子地位决不低于丈夫，甚至还提倡“丈夫侍候妻子”，而汉译本《六方礼经》则改为“夫视妇”，[9] 《善生经》改为丈夫“怜念妻子”。[10] 淡化了丈夫对妻子的义务，强化了妻子对丈夫的依附性。在社会伦理方面，如男女两性关系可以说是最基本的关系。印度人，包括印度佛教学者在内，常对两性关系作客观的细节描写，如《华严经．入法界品》讲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中的第二十六参，遇到举世无双的美人波须蜜多，并以她为师，而她对善财说：有人只要拥抱我、亲吻我，就能离欲，提高入定的境地。对此，东晋的佛陀跋陀罗用音译“阿梨宜”(拥抱的意思)和“阿众鞞”(亲吻的意思)来掩盖富有性感的原文。[11]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敦煌写本《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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