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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禅法師佛學思想與實踐的人間性特征

  真禅法師佛學思想與實踐的人間性特征

  西北大學佛教研究所 李利安

  真禅法師是中國現代著名的佛教理論家和實踐家。他自幼出家,曾經就讀于東臺叁昧寺啓慧佛學院、焦山定慧寺佛學院、鎮江竹林寺佛學院和南京華嚴速成師範學院、上海玉佛寺佛學院等,並隨應慈、圓瑛、常惺、震華等著名法師修學佛法,對《華嚴經》、《法華經》、《楞嚴經》、《維摩經》、淨土叁經等經典以及華嚴宗、叁論宗、法相宗、禅宗等教理都有深入系統的研究。他一生弘法講經不辍,先後講演過《心經》、《普賢行願品》和《華嚴經》中的《妙嚴品》、《十地品》、《淨行品》、《叁昧品》以及《地藏菩薩本願經》、《無量壽經》、《阿彌陀經》、《藥師經》、《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等。法師一生著述宏富,主要著作有《心經講義》、《普賢行願品講義》、《阿彌陀經淺釋》、《淨行品淺釋》、《佛法·社會·人生》以及《玉佛丈室集》(1—10)、《上海玉佛寺叢書》27冊,總計近50冊。真禅法師以其精深博大的佛學理論建樹和勤勉卓越的佛教社會實踐,既爲我們展示和傳遞了一代宗師的慈悲風範和超凡的智慧,也爲我們印證和預示了中國當代佛教的基本旨趣和基本走向,而既具有傳承又具有創新的人間性特征,則成爲法師佛學思想體系中最耀眼的一道光芒,它不但照亮了當代的中國佛門,而且爲未來中國佛教的發展投射出具有無限魅力的曙光。

  一、真禅法師佛學思想的人間性

  近代以來,伴隨著民族覺醒和救亡圖存的社會大潮,中國佛教界也提倡面對現實、立足人間、服務社會、建設現世的人間佛教。盡管人們對人間佛教的理解不同,實踐的方式也不同,但人間性的確成爲當代中國佛教的一大突出特征。作爲當代中國佛教界的領袖人物,真禅法師坐鎮東南,馳騁神州,錫振海外,廣作獅子吼,法音遍寰宇,其佛學思想在繼承近代傳統的同時,不斷獲得新時空的浸潤,而構成自己的一套完整體系。在這一思想體系中,我們既可以看到慈悲的情懷,也可以看到智慧的燦爛;既能夠感受華嚴的情趣,也能夠體悟禅宗的滋味,還能夠欣賞到淨土的美麗;既可以找到法師對義理的關注和闡釋,也可以找到法師對儀軌的重視與實踐,其中最突出的一個特征,就是其佛學思想的人間性。

  真禅法師佛學思想的人間性特征在其佛學思想的各個方面都有表現。在《佛教與文化》一文中,真禅法師對佛法作了個總的概括:“什麼是“佛法”,簡單地說,就是佛所說的、對宇宙萬有的總的看法。它的基本內容,可以用“四聖谛”來概括。四聖谛即苦、集、滅、道四谛(四種真理):苦谛,指經驗世界的現實,認爲世俗世界的一切,本性都是“苦”。集谛,也叫因谛,指産生痛苦的原因。滅谛,指痛苦的消滅。道谛,指滅苦的方法。佛經所說的道理很多,實際上都是圍繞著“四聖谛”而展開的。苦、集、滅、道四谛,其所依據的基本原理就是“緣起論”。佛教的全部教義,可以說都是從緣起論這個源泉流出來的。所謂“緣起論”,就是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一切現象,它的産生都是由一定的關系和條件所決定的,離開了關系和條件,任何的一個事物和現象都不能生起。”真禅法師認爲,佛經中講緣起有許多意義,但歸納起來大約有四個方面的重要論點,這就是:一、無造物主;二、無我;叁、無常;四、因果相續。法師對這四個方面進行了解釋:“所謂無造物主,就是否定有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宰,認爲任何事物都由因緣而生,因中有因,緣中有緣。”“所謂無我,就是認爲世界一切事物都沒有獨立的實在自體。……所謂無常,就是說一切事物都受到時間、空間條件的製約,生滅變化,刹那不停,沒有常住性。也就是說,一切事物都處在一刻不停的生滅變化之中。”“所謂因果相續,就是說因緣所生的一切法,包括一切事物和現象,固然是生滅無常的,而又是相續不斷的。猶如流水一般,前前逝去,後後生起,因因果果,沒有間斷。”從真禅法師對佛教基本理論的概括和解釋中我們可以看出,佛教理論的關注對象全在人間。圍繞著人間的問題,佛教不但要進行解釋,而且還要進行解決。

  真禅法師在《佛教資生福利事業與精神文明》一文中指出:“佛法的根本在于淨化自心,完成人格,利益大衆。”在《佛法與人生》一文中,法師對佛法根本旨趣也有高度概括:“佛陀出生在人間,說法度生在人間,佛法是源出人間並要利益人間的。佛法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廣度衆生,利益人群。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佛法主要是解決人生問題的,並不是在人生問題之外,另外再去解決什麼問題。”真禅法師對佛教基本教義的准確理解,正是其佛學思想人間性的理論前提。

  真禅法師佛學思想的人間性比較集中地體現在他對佛教解決人生問題的論述方面。在《佛教與人生》一文中,他是通過5個方面來進行論述的,即:

  首先,佛法要求我們正確地對待自己的國家,正確地對待人民群衆,因而提出了“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基本教義。法師解釋說,所謂“莊嚴國土”,就是要求我們每一個人,都把建設好自己的國家作爲自己的神聖職責。所謂“利樂有情”,就是要求我們每一個人,都要給廣大的人民群衆以利益和快樂。

  其次,佛法要求我們正確地對待自己,正確地對待人民群衆,因而提出了“奉行五戒、十善以淨化自己,廣修四攝、六度以利益人群”的教義。所謂“五戒”,即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所謂“十善”,即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绮語、不貪欲、不嗔恚、不邪見。法師認爲,這“五戒”、“十善”,就是要我們不做任何壞事、惡事,佛教叫作“諸惡莫作”。能夠做到這樣,就是淨化了自己。所謂“四攝”,即布施攝(若衆生樂財則施財,樂佛法則施佛法)、愛語攝(隨衆生的根性善言慰喻)、利行攝(做利益衆生的種種事)、同事攝(親近衆生,同其苦樂,隨機教化)。這是爲了攝受衆生,使之生起親愛之心而皈依佛教應做的四件事。所謂“六度”,即布施度(對治悭貪,消除貧窮)、持戒度(對治惡業,使身心清涼)、忍辱度(對治嗔恚、使心安住)、精進度(對治懈怠,生長善法)、禅定度(對治亂意,使心安定)、智慧度(對治愚癡,開真實之智慧,即可把握生命之真谛)。這是大乘佛教六種成就佛道即從生死之此岸到達涅檠之彼岸的方法或途徑。真禅法師認爲,這“四攝”、“六度”,就是要我們廣做利益人群的一切善事、好事,佛教叫作“衆善奉行”。能夠做到這樣,就是利益了人群。

  第叁,佛法要求我們以自己的努力,去創造人間樂土,因而提出了“農禅並重””的教義。真禅法師說,“農禅並重”是中國佛教的優良傳統之一。“農””系指有益于社會的生産和服務性勞動,“禅”系指宗教學修。兩者必須並重,不可偏廢。他倡導說:“我們佛教徒,在進行宗教學修的同時,要發揚古德提倡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精神,積極參加生産勞動和其他爲社會服務的勞動。作爲我們佛教徒個人,要依靠自己的勞動和工作,做到自食其力。作爲寺廟,則要依靠生産、服務收入和其他收入,做到以廟養廟。同樣,在進行生産勞動的同時,作爲佛教徒,還必須堅持早晚課誦、過齋堂用齋、修禅學禅、講經說法、半月誦戒、冬季打七以及在佛教傳統節日舉行法會等。通過種種修持,來淨化自己的身心。”在《禅宗及其禅學思想爲何盛行不衰》一文中,真禅法師對農禅並重思想的價值作了進一步說明,他說:“勞動進入禅門,禅僧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使得僧侶由寄生轉入自覺,這無疑是佛教的一個偉大的變革,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農禅並重的優良傳統,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時至今日,我們僧人仍然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仍然發揚農禅並重的優良傳統,爲“莊嚴國土,利樂有情”而獻出我們的全部光和熱。,”法師指出,這種“農禅並重”的教義主要是對佛教徒講的,但其基本精神對每一個人都是適用的。

  第四,佛法要求我們發揚大乘佛教慈悲衆生的精神,因而提出了慈、悲、喜、舍“四無量心””的教義。法師解釋說,所謂“四無量心”,就是“慈無量心”,即考慮如何爲衆生做好事,給衆生以歡樂;“悲無量心”,即考慮如何拔除一切衆生的苦難;“喜無量心”,即見到衆生離苦得樂,感到喜樂;“舍無量心”,即對衆生無憎無愛,一視同仁,平等對待。法師認爲,慈、悲、喜、舍“四無量心”本是佛教徒爲普度衆生而應該具有的四種精神,但對一般人來說,這種精神也完全適用。

  第五,佛法要求我們廣作資生福利事業,因而提出了“上報四重恩,下濟叁塗苦”的教義。所謂“四重恩”,即父母恩、衆生恩、國土恩和叁寶恩。所謂“叁塗苦”,即火塗苦(地獄道苦)、刀塗苦(餓鬼道苦)、血塗苦(畜生道苦)。這裏所講的“報四重恩”、“濟叁塗苦”,都是資生福利事業。真禅法師還以《法華經》中所說的“資生業等,皆順正法”和《大智度論》中所說的“一切資生事業悉是佛道”爲根據,強調“以一切衣食住等資助他人之生命者,就是佛所說的正法,也就是成佛之道”。

  真禅法師佛學思想的人性還體現在他對人間佛教的論述方面。在《談談佛教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問題》一文中,真禅法師對“人間佛教”做了一個明確的定義,他說:“人間佛教指的是重視人間利益、用佛法精神去改造社會和改善人心的佛教。人間佛教的思想,可以說是整個佛教思想的精髓。”在《論人間淨土》一文中,法師肯定了近代以來人間佛教把人間淨土作爲佛教目標的做法,並對淨土以及實現淨土的方法等做了說明。法師對淨土的解釋是:“佛教中所講的淨土,意指一種良好的社會,或完美的世界。土,即國土,指世界而言,凡世界中一切人事、物象都是莊嚴、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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