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止靜香到，午齋畢，誦四十八願文，念佛千聲，同前回向。次午後爲第叁時，止靜香到，晚課彌陀經，忏悔完畢，念佛千聲，大淨土文回向。次入夜爲第四時，止靜香到，念佛一百聲，歸單入觀，吉祥寢息。[《大堂規約》，《雲棲規約》上集，第4805頁，第4799頁]
其他各堂規約也處處以淨土爲指歸：法堂講經以淨土經典爲主，“講主輪講淨土經，一彌陀經，二觀經，次及法華楞嚴諸經，周而複始。”[《法堂規約》，《雲棲規約》上集，第4812頁。日本學者荒木見悟認爲：“《雲棲共住規約》，就是積集了
多年的經驗和研究成果，所構設的道場公約，這種僧堂生活的行爲規範，是極爲周全、綿密的。如
以教學見地來看，則《規約》中，應特別給予注意的是，袾宏教團除了“淨土叁部經”以外，也極其
重視《華嚴》、《法華》、《楞嚴》諸大經；這些大乘經典，不僅補強了袾宏所倡導的淨土思想，且其中
的“華嚴教學”，更是他的教學思想的基礎。”(見《近世中國佛教的曙光——雲棲袾宏之研究》，第
107頁)]《老堂警策》、《病堂警策》提醒老、病僧衆當“猛省無常，戰兢惕勵，谛思淨土，決志往生，放下萬緣，一心念佛。”[《老堂警策》，《雲棲規約》別集，第4860頁]
另外，和合僧團的《十種僧約》、保證個人修持的《修身十事》在《雲棲規約》中是比較有特色的，可謂淨土修行之基。其中，《十種僧約》爲：敦尚戒德約、安貧樂道約、省緣務本約、奉公守正約、柔和忍辱約、威儀整肅約、勤修行業約、直心處衆約、安分小心約、隨順規製約。《修身十事》爲：不欺心、不貪財、不使奸、不用謀、不惹禍、不侈費、不近女、不外骛、不避懶、不失時。“未論學佛，先學修身”[《修身十事》，《雲棲規約》別集，第4852頁]之警句，體現了蓮池以德爲本的淨土修行理念。
綜上，《雲棲規約》“因事製宜，即乘時律部，精詳曲盡”，[《與雲棲寺大衆》，《憨山老人夢遊集》卷十四，第699頁]其檢束德行、安衆修行之有效功用，實際上爲蓮池的淨土教學提供了製度上的保障。在《重修雲棲禅院記》中，蓮池道出了自己圖救時弊的心聲：
顧生平尚真實而賤浮誇，甘窮約而羞名利，因共一二同志相砥砺，力行古道，盟而後進，犯而必退。大都主以淨土，而冬專坐禅，余兼講誦。日有程，月有稽，歲有表，凜凜乎使無賴者不得參乎其間，雖于法門無大裨益，庶幾救末學之弊以俟後之知識雲爾。[《重修雲棲禅院記》，《山房雜錄》卷一，第4260頁]
憨山稱蓮池“戒足以護法，規足以救世。”在《古杭雲棲蓮池大師塔銘》中對雲棲道風的嚴謹不勝贊歎：
即佛住祗桓，尚有六群擾衆。此中無一敢诤而故犯者，雖非盡百丈規繩，而適時救弊，古今叢林，未有如今日之清肅者，具如僧規約及諸警語，赫如也。[《古杭雲棲蓮池大師塔銘》，第5124頁]
事實也是如此，相對“今佛法衰微，叢林秋晚，執僧事者但圖安逸，無複精勤，誤衆修行，孤佛恩德”[《立誓疏》，《山房雜錄》卷一，第4300頁]之弊端叢生的明末佛教叢林，雲棲道場真實修行的風範，實爲暗夜中之一道曙光。
第叁章 對水陸儀軌和放生活動的規範
不唯禅、淨思想對後世影響很大，蓮池大師在水陸儀軌、放生儀軌等佛教儀禮方面，也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成爲“曆來佛教儀禮的集大成者，同時也給現代的中國佛教儀禮奠定了基礎。”[《中國佛教史》，(日)鐮田茂雄著，關世謙譯，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2年，第243頁]
第一節 《水陸儀軌》和《瑜伽施食儀軌》
水陸法會，全稱“法界聖凡水陸普度大齋勝會”，是佛教傳入中國後産生的、最隆重的一種經忏法事活動。“法界”指“理常一故，諸佛衆生性平等故。”“聖凡”則包括十法界一切衆生，“十事異故，佛及叁乘是名爲聖，六道群生是名爲凡。”“水陸”是指六凡業力所感依報，水陸空叁處，因水陸衆生其苦尤重，故稱爲“水陸”。“普度”指六道衆生無不得以解脫。“大齋”是指施食，若聖若凡無不平等供養。“勝會”則指法施，六道衆生以此得到殊勝的利益。[《水陸儀軌》卷一，第2724頁]
據蓮池所述，水陸儀文，相傳創始于梁武帝。白起因長平一戰坑埋趙括部下四十萬人，由此久沈地獄，不得出離。因此致夢梁武帝，請求救拔。武帝與寶志禅師商議，得知大藏經論中有水陸儀文，遂以虔心禱之，乃感光明滿堂。于是製作儀軌，親臨地席。[ 水陸儀文來源說法不一， 宋代宗鑒《釋門正統》卷四載：“所謂水陸者，因梁武帝夢一神僧，告曰：“六道四生，受苦無量，何不作水陸普濟群靈？”帝因志公之勸，搜尋貝葉，早夜披覽；及詳阿難遇面然鬼王建立平等斛食之意，用製儀文，遂于潤州(今鎮江)金山寺修設。帝躬臨地席，命僧祐禅師宣文。”但據後人考證，梁武帝親撰的儀文和金山寺之修設，可能是《慈悲道場忏法》，水陸儀文則在宋代才開始製作。(見聖凱著《中國漢傳佛教禮儀》，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8，第66頁)日本學者認爲，“焰口餓鬼經典如“佛說救拔焰口餓鬼陀羅尼神咒經》(實叉難陀譯)等經典，都是在梁朝以後很久遠的時期，才譯出來的。所以說水陸會是由梁武帝時起源之說，純粹是後世人的附會。”(見《水陸會考證》，《中國近世佛教史研究》第四章，世界佛學名著譯叢，臺北：華宇出版社，第196頁)]周隋之際，此本散失不行。南宋乾道九年(1173年)，史浩路過鎮江金山寺，聞水陸法會盛況，特施田地一百畝，專供修建四時水陸之費。並親撰疏辭，製定《儀文》四卷，此稱“北水陸”。南宋末年，四明志磐法師又續成《水陸新儀》六卷，製像軸二十六幅，此稱“南水陸”。宋代以後,水陸法會在全國普及開來，成爲人們祈福延壽、祭祖超度之用的大型法會。[“宋代以後，經過了叁教合一的試煉，儒佛混融思想，佛教已與中國社會同化，與原來印度佛教大異其趣，成爲祖先祭拜，延壽增福，現世利益的民俗佛教。”(見《水陸會考證》，《中國近世佛教史研究》第四章，世界佛學名著譯叢，臺北：華宇出版社，第196頁)]元代，水陸法會得到了朝廷的重視。
時至明代，出于社會對經忏佛事的需求，明太祖亦大力推行水陸等經忏佛事。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太祖將天下寺院分爲禅、講、教叁類。其中，禅指禅宗，講指華嚴、天臺諸宗，教即指從事祈禳求福之類的瑜伽法事活動。後一年(1383年)，爲加強對經忏佛事的管理和規範，又頒旨對其作出了具體規定：
即今瑜伽、顯密法事儀式及諸真言密咒，盡行考較穩當，可爲一定成規，行于天下諸山寺院，永遠遵守，爲孝子、順孫慎重終追遠之道，人民州裏之間祈禳伸請之用。憑僧錄司行文書與諸山住持並各處僧官知會，俱各差僧赴京，于府內關領法事儀事，回還後習學叁年。凡持瑜伽教僧赴京試驗之時，若于今定成規儀式通者，方許爲僧；若不省解，讀念且生，須容周歲再試。若善記誦，無度牒者，試後，就當官給予；如不能者，發爲民。欽此！[《釋氏稽古略續集》卷二，《卍續藏經》第133冊，第248頁]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又頒發《申明佛教榜冊》強調：
今天下之僧，多與俗混淆，尤不如俗者甚多。是皈其教而敗其行，理當清其事而成其宗。令一出，禅者禅，講者講，瑜伽者瑜伽。各承宗派，集衆爲寺。[《釋氏稽古略續集》卷二，《卍續藏經》第133冊，第250頁]
明太祖的佛教政策，雖有出于限製佛教發展之一面，但是“瑜伽僧”的分類及對經忏以祈禳求福並補儒家慎重追遠之道爲用之定位，在客觀上促進了經忏佛事的流行和發展。明代的經忏事業可謂經久不衰，其中的水陸法會更是盛大至極，參加的僧衆常達千人。洪武初年，明太祖常常在南京蔣山，召集楚石梵琦、來複見心、東溟慧日等名僧舉辦法會，並率百官親預其事，其規模更是盛大無比。
經忏佛事之本意是在普濟群生，令得法益。然而，在流行過程中，水陸法會漸漸暴露出很多弊端，帶來了衆多的負面影響。蓮池曾就水陸道場的不如法現象感慨萬分：
士女老幼，紛至沓來，如俗中看旗看春，交足摩肩，男女混亂，日以千計，而不免亵渎聖賢，沖突鬼神。失多而過重，有禍而無功，多致道場不終其事而感惡報，甚可懼也。……由是疏于誠敬，多諸過愆，則求福而反禍矣。幸相與慎之。[《水陸儀軌》卷六，第2980頁]
由于水陸法會的舉辦往往帶來種種弊害，蓮池是不贊成多做此類法事的，他將水陸會可能造成的過錯大略總結爲五點：
爲停減水陸以免過咎事，有言水陸道場不宜頻作。予思之，實有五過。頻作則勞，勞則倦，種種當辦之事或不周備，其過一也；生難遭想，兢兢業業，頻作則視爲尋常，或虧于誠敬，其過二也；春夏秋時，送聖化紙，供具繁廣，燒害蟲議，其過叁也；焰口太多，或有過差，因而反致招鬼惹祟，其過四也；不惟僧衆怠慢，亦或齋主不恭，其過五也。更有覺察不到處，難以悉知。[《水陸道場議》，《雲棲規約》附集，第4924頁]
可以看出，水陸法會的症結集中在叁個地方：其一，水陸法會以“誠敬”爲則，然時人“疏于誠敬，多諸過愆，則求福而反禍矣。”[《水陸儀軌》卷六，第2981頁]其二，以救度六道衆生爲目的的普度盛會，已漸演變爲施主求福延壽的功利手段。其叁，不解本意，致使水陸法會流于形式代、迷信化。其實，不僅水陸，明代流行的以求福事爲目的的齋會，也同樣有許多弊處。《缁門崇行錄》“清素之行第一”中，便列舉了劉宋僧旻不作齋會的事例，旻法師對于修繕寺宇、造設經像、放生布施，未嘗倦廢。當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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