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僧俗；“众事杂式”，规定寺中日常杂务。
别集对僧人出家、学戒、修持及日常生活中的行为礼仪等各方面的仪式及轨则作出规定，包括有十种僧约、修身十事、直院诫言、堂铭、库铭、厨房铭、浴室铭、定香铭、受食偈、誓神偈、老堂警策、病堂警策、生所警策(放生所)、听讲嘱语、善罚例、免例、摈例(摈出寺院)、序礼式、年考式、求住式(出家条件、进大堂考四事)、剃发式及学戒式等。
附集则对丛林中各执事的权责、水陆道场及求戒、受戒等作出规定，包括有各执事条约(当家、知库、知众、知客、书记、知山、知屋、直板、典座、饭头、菜头、茶头、柴头、火头、碗头、磨头、园头、净头、担力、化饭、铺堂、香灯、侍者、看病、看老、警策、山门、听用、印房)、斋堂条式、调理行人、晚餐偈、赴请三约(规定传本寺讲经、传戒、瑜伽施食，不得接受谢礼财物)、云棲寺流通藏本法宝条约、藏经堂事宜、水陆道场规约、水陆道场议、诵经礼忏不诚敬罚例、学经号次、僧籍式、求戒启式、授衣戒、拾遗式、过犯忏悔式、责问贴式、板帐清式、津送式、建塔式、上方善会约、鱼池事宜、建塔所费议、勿纳沈氏子孙出家议、嘱语、再嘱。
《云棲规约》是明末特定社会下，佛教应对内部弊病和外部挑战下的产物，它具有清规的一般共性，比如建立普请制度(集体劳动)、制定严明的日常生活仪轨、吸收儒家忠孝伦常思想建立僧团伦理生活规范等等，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具备其独特性与时代性。主要体现在：
一、离俗清修的原则
佛教传到中国，必须与中国社会相适应，首先一点是要取得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合法性。所以，清规一方面要制定对内的行为准则，另一方面也必须确立外在的支持与保护即对外的准则。百丈古清规制定在佛教兴盛的唐代，禅门的独立性较强。从杨亿序文来看，古清规并未涉及皇权和世俗社会方面。但是，宋代以后，随着朝廷对佛教管理的日趋严格，及禅门的渐趋衰微，后来改编的清规便体现出对世俗皇权的依附，这在宋代宗颐的《禅苑清规》[ 《禅苑清规》卷二《念诵》曰：“初三、十三、二十三念：皇风永扇，帝道遐昌，佛日增辉，*轮常转。”(见《卍续藏经》第111册，第885页)]及元代《敕修百丈清规》里都有明显的反映。与此不同的是，《云棲规约》保持了法门的纯粹性，并不涉及与世俗权贵交往的内容。究其原因，一如前面章节已有之论述，“远离贵要之门”是莲池的处世原则。为了让僧众省缘省事、悉心究道，莲池所订别集之《十种僧约》开端便言：“舍俗入门，单求何事。远离市闠，专为修行。如或不然，来此何益。今与众约，能相体悉，乃可同居。不肯遵行，毋劳共住。”[《十种僧约》，《云棲规约》别集，第4847页]第九约有“妄议时政得失是非者出院。”《修身十事》第八“不外骛”条曰：“谓趋跄富室，干谒贵门，或乞诗文，或求扁额，或假权势，或索钱财，终日奔波，不思静守，皆名外骛。”[《修身十事》，《云棲规约》别集，第4855页]当然，这里的不事权贵并不等于不遵奉国家法令，《十种僧约》第一“敦尚戒德约”便明确告诫大众：“故违朝廷公府禁令者出院。”在政局动荡、法门摇曳的明末社会，正是凭此离俗清修、奉法唯谨的原则，云棲道场才能够得以充分发挥其安众修行、度生济世的功能。
二、外在的约束——经济处罚
清规作为一种制度，必然具有他律特征。丛林僧团中的每一个成员必须自觉遵守制度，才能保证团体的正常运行和和谐状态。所以，对于违反清规、扰乱僧团纲纪之人，必须有一定的惩罚措施使之悔过自新，并达到警策安众的目的。在百丈古清规序中，见到的处罚措施是逐出寺院或杖责从偏门赶出，并未涉及经济因素：“或有假号窃行，混于清众，别致喧扰之事，即当维那检举，抽下本位挂褡，摈令出院者，责安清众也。或彼有所犯，集众公议行责，即以拄杖杖之，遣逐从偏门而出者，示耻辱也。”[ 杨亿《百丈清规序》，《卍续藏经》第111册，第 574 页] 元代的《敕修百丈清规》中，已见有经济手段的管理了：“重则集众箠摈，轻则罚钱、罚香、罚油，而榜示之。如关系钱物，则责状追陪，惟平惟允，使自悔矣。”[《敕修百丈清规》卷二，《卍续藏经》第111册，第498页]过失较重，一如古清规，杖责或逐出寺院，至于较轻之过失，则实行罚钱罚物的形式。
《云棲规约》中，对违反规定之人，除了重罪摈出，如《十种僧约·敦尚戒德约》为：“破根本大戒者出院，诵戒无故不随众者出院，不孝父母者出院，欺凌师长者出院，故违进行公府禁令者出院，习近女人者出院，受戒经年不知戒相者出院，亲近邪师者出院。”[《僧约》，《云棲规约》别集，第4847页]其他轻罪除了跪香，则以经济手段实行处罚。如《大堂规约》中规定有：“有事出堂，首座处讨牌。无牌径出，罚钱二十文。”“开静后，不修正念，聚头杂话，巡香警觉不止者，罚钱二十文。屡犯出堂，巡香人不举，同罚。”[《大堂规约》，《云棲规约》上集，第4801页]《法堂规约》中有：“学经依经次，不得跳越。跳越者，大经每部罚钱一百文，小部罚钱五十文。其钱请经施客僧。印房刻经造经，俱要帐目一一分明，如无诚信人专管，择几人轮管。”[《法堂规约》，《云棲规约》上集，第4811页]另外，对于特定的应做而不能做之事，还可以用银钱代替。比如，丛林主持的选举原则为：“嘱语请解行具足人作丛林主，如无其人，姑循戒次权直。力绵者，二人共之。全无力者，纳银一两免之。力堪而求免者，纳银四两八钱免之。七十以上者径免，直年不满者，一月纳银四钱。虽当戒次，而其人素行不端，众所厌恶者，置不用。不肯依诫言立誓愿者，令照例纳银四两八钱免之。”[《直院事宜》，《云棲规约》下集，第4823页]
丛林是选佛场，是陶铸圣贤的冶炼场，不仅要开发僧众自性本有之智慧，还要培养僧众高尚的道德品质，而品德的培养就是于日常生活、修行中磨炼心性。《云棲规约》实行经济处罚的形式，显然并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而是藉此方便达到一种道德教育的目的。
三、内在的激励——善行记数
莲池的佛教类功过格——《自知录》，是采用道教功过格的形式，加以内容上的改编而成(见第五章第三节《关于〈自知录〉》)，其目的是以善恶功过的记数形式，引导僧俗弃恶从善、渐趋菩提。因为功过记数形式的有效性与直观性，云棲寺僧团内部也采取了这种方法进行管理。《云棲规约》别集之《善罚例》列有善门、罚门，其中善门又分为福善类、慧善类，依善行大小进行记数。例如，福善类对作福的记数有：“作福事，计用银二分为一善。拾遗还主，或钱、或物，计银三分为一善(不依式挂牌无善)。看轻病，一日为一善。重病一日为三善。极重病一日为五善。被骂不还骂为五善，被打不还打为十善。”[《善罚例》，《云棲规约》别集，第4866页]慧善类对修慧的记数有：“梵网经行愿成诵，每一事为八善，四十八愿成诵为三善。……诵五戒十戒成式为二善，诵比丘成式为二善，诵菩萨戒成式为三善。”罚门则分为上罚、中罚、下罚，“上罚纳钱五百文，无钱跪香一百寸，不跪除一百善，无善出院。”[《善罚例》，《云棲规约》别集，第4867页]“中罚纳钱五十文，无钱，跪香十寸。不跪，除十善，情轻重同前。”“下罚纳钱五文，无钱，跪香十寸。不跪，除一善，情轻重同前。”[《善罚例》，《云棲规约》别集，第4868页]即罚银、跪香、除善并施。在《各执事规约》及《斋堂条示》中便依此罚门标准实施处罚，例如，“知库”条有“出纳常住钱米什物，登记明白。失记五下罚。”[《各执事条约》，《云棲规约》附集，第4878页]“典座”条有“凡厨下斗争者，先劝令止，不止击木板五下。又不止，连擂一通，堂内外值日人查举，阿容不举下罚，大事中罚。”[《各执事条约》，《云棲规约》附集，第4889页]
如果说罚银钱的经济手段是以外在的形式来约束僧众，那么善门、罚门的分类及善门的记数，则是以特殊的方式激励僧众为善去恶，这也直接体现了莲池以“止恶行善”之用直趋“善恶双亡”之心地真戒的理念。不难得出，《云棲规约》成为莲池因人、因时、因地之丛林教学中对戒律的有效补充。
四、净土修学之保障
禅门清规是根据禅宗法门的特性、结合禅宗修行方法制定的，其规范具有法门的独特性，如不立佛殿、唯树法堂，教学采取朝参夕聚、主宾问酬、激扬宗要之灵活方式[ “其合院大众，朝参夕聚，长者上堂、升座，主事徒众，雁立侧聆。宾主问酬，激扬宗要者，示依法而住也。”(见杨亿《百丈清规》序文)]等。莲池将云棲寺辟为净土道场，“本意专为与众真实进修而已”[《嘱语》，《云棲规约》附集，第4947页]，因此，《云棲规约》主要是根据净土修行的需要而制定的，体现了莲池禅净双修、净土为归的思想。
云棲寺大堂是僧众修行的主要地方，进大堂的首要条件即是专修净土，“众中或有虽居净业堂，而不修念佛三昧，作别行者，今本堂专一念佛，恐相耽误，不敢强留。后傥发心念佛，可以再来无妨。”[《大堂规约》，《云棲规约》上集，第4805页]堂内每人则必须具备六事：净土三经(弥陀经疏钞、观经疏钞、新刻古本大弥陀经)、新刻四十八愿、西方愿文、数珠，缺一不许进堂，借用亦不允许。从《大堂规约》来看，云棲僧团一日的净业修行为止静、礼诵、入观，可谓不繁不简、井然有序：堂中一时止静，三时礼诵，一时入观。初五更为第一时，止静香到，诵楞严咒、上品上生章，念佛千声，小净土文回向。次晨后为第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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