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止静香到，午斋毕，诵四十八愿文，念佛千声，同前回向。次午后为第三时，止静香到，晚课弥陀经，忏悔完毕，念佛千声，大净土文回向。次入夜为第四时，止静香到，念佛一百声，归单入观，吉祥寝息。[《大堂规约》，《云棲规约》上集，第4805页，第4799页]

　　 其他各堂规约也处处以净土为指归：法堂讲经以净土经典为主，“讲主轮讲净土经，一弥陀经，二观经，次及法华楞严诸经，周而复始。”[《法堂规约》，《云棲规约》上集，第4812页。日本学者荒木见悟认为：“《云棲共住规约》，就是积集了

　　 多年的经验和研究成果，所构设的道场公约，这种僧堂生活的行为规范，是极为周全、绵密的。如

　　 以教学见地来看，则《规约》中，应特别给予注意的是，袾宏教团除了“净土三部经”以外，也极其

　　 重视《华严》、《法华》、《楞严》诸大经；这些大乘经典，不仅补强了袾宏所倡导的净土思想，且其中

　　 的“华严教学”，更是他的教学思想的基础。”(见《近世中国佛教的曙光——云棲袾宏之研究》，第

　　 107页)]《老堂警策》、《病堂警策》提醒老、病僧众当“猛省无常，战兢惕励，谛思净土，决志往生，放下万缘，一心念佛。”[《老堂警策》，《云棲规约》别集，第4860页]

　　 另外，和合僧团的《十种僧约》、保证个人修持的《修身十事》在《云棲规约》中是比较有特色的，可谓净土修行之基。其中，《十种僧约》为：敦尚戒德约、安贫乐道约、省缘务本约、奉公守正约、柔和忍辱约、威仪整肃约、勤修行业约、直心处众约、安分小心约、随顺规制约。《修身十事》为：不欺心、不贪财、不使奸、不用谋、不惹祸、不侈费、不近女、不外骛、不避懒、不失时。“未论学佛，先学修身”[《修身十事》，《云棲规约》别集，第4852页]之警句，体现了莲池以德为本的净土修行理念。

　　 综上，《云棲规约》“因事制宜，即乘时律部，精详曲尽”，[《与云棲寺大众》，《憨山老人梦游集》卷十四，第699页]其检束德行、安众修行之有效功用，实际上为莲池的净土教学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在《重修云棲禅院记》中，莲池道出了自己图救时弊的心声：

　　 顾生平尚真实而贱浮夸，甘穷约而羞名利，因共一二同志相砥砺，力行古道，盟而后进，犯而必退。大都主以净土，而冬专坐禅，余兼讲诵。日有程，月有稽，岁有表，凛凛乎使无赖者不得参乎其间，虽于法门无大裨益，庶几救末学之弊以俟后之知识云尔。[《重修云棲禅院记》，《山房杂录》卷一，第4260页]

　　 憨山称莲池“戒足以护法，规足以救世。”在《古杭云棲莲池大师塔铭》中对云棲道风的严谨不胜赞叹：

　　 即佛住祗桓，尚有六群扰众。此中无一敢诤而故犯者，虽非尽百丈规绳，而适时救弊，古今丛林，未有如今日之清肃者，具如僧规约及诸警语，赫如也。[《古杭云棲莲池大师塔铭》，第5124页]

　　事实也是如此，相对“今佛法衰微，丛林秋晚，执僧事者但图安逸，无复精勤，误众修行，孤佛恩德”[《立誓疏》，《山房杂录》卷一，第4300页]之弊端丛生的明末佛教丛林，云棲道场真实修行的风范，实为暗夜中之一道曙光。

　　第三章 对水陆仪轨和放生活动的规范

　　 不唯禅、净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莲池大师在水陆仪轨、放生仪轨等佛教仪礼方面，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成为“历来佛教仪礼的集大成者，同时也给现代的中国佛教仪礼奠定了基础。”[《中国佛教史》，(日)镰田茂雄著，关世谦译，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2年，第243页]

　　第一节 《水陆仪轨》和《瑜伽施食仪轨》

　　 水陆法会，全称“法界圣凡水陆普度大斋胜会”，是佛教传入中国后产生的、最隆重的一种经忏法事活动。“法界”指“理常一故，诸佛众生性平等故。”“圣凡”则包括十法界一切众生，“十事异故，佛及三乘是名为圣，六道群生是名为凡。”“水陆”是指六凡业力所感依报，水陆空三处，因水陆众生其苦尤重，故称为“水陆”。“普度”指六道众生无不得以解脱。“大斋”是指施食，若圣若凡无不平等供养。“胜会”则指法施，六道众生以此得到殊胜的利益。[《水陆仪轨》卷一，第2724页]

　　 据莲池所述，水陆仪文，相传创始于梁武帝。白起因长平一战坑埋赵括部下四十万人，由此久沉地狱，不得出离。因此致梦梁武帝，请求救拔。武帝与宝志禅师商议，得知大藏经论中有水陆仪文，遂以虔心祷之，乃感光明满堂。于是制作仪轨，亲临地席。[ 水陆仪文来源说法不一， 宋代宗鉴《释门正统》卷四载：“所谓水陆者，因梁武帝梦一神僧，告曰：“六道四生，受苦无量，何不作水陆普济群灵？”帝因志公之劝，搜寻贝叶，早夜披览；及详阿难遇面然鬼王建立平等斛食之意，用制仪文，遂于润州(今镇江)金山寺修设。帝躬临地席，命僧祐禅师宣文。”但据后人考证，梁武帝亲撰的仪文和金山寺之修设，可能是《慈悲道场忏法》，水陆仪文则在宋代才开始制作。(见圣凯著《中国汉传佛教礼仪》，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8，第66页)日本学者认为，“焰口饿鬼经典如“佛说救拔焰口饿鬼陀罗尼神咒经》(实叉难陀译)等经典，都是在梁朝以后很久远的时期，才译出来的。所以说水陆会是由梁武帝时起源之说，纯粹是后世人的附会。”(见《水陆会考证》，《中国近世佛教史研究》第四章，世界佛学名著译丛，台北：华宇出版社，第196页)]周隋之际，此本散失不行。南宋乾道九年(1173年)，史浩路过镇江金山寺，闻水陆法会盛况，特施田地一百亩，专供修建四时水陆之费。并亲撰疏辞，制定《仪文》四卷，此称“北水陆”。南宋末年，四明志磐法师又续成《水陆新仪》六卷，制像轴二十六幅，此称“南水陆”。宋代以后,水陆法会在全国普及开来，成为人们祈福延寿、祭祖超度之用的大型法会。[“宋代以后，经过了三教合一的试炼，儒佛混融思想，佛教已与中国社会同化，与原来印度佛教大异其趣，成为祖先祭拜，延寿增福，现世利益的民俗佛教。”(见《水陆会考证》，《中国近世佛教史研究》第四章，世界佛学名著译丛，台北：华宇出版社，第196页)]元代，水陆法会得到了朝廷的重视。

　　 时至明代，出于社会对经忏佛事的需求，明太祖亦大力推行水陆等经忏佛事。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太祖将天下寺院分为禅、讲、教三类。其中，禅指禅宗，讲指华严、天台诸宗，教即指从事祈禳求福之类的瑜伽法事活动。后一年(1383年)，为加强对经忏佛事的管理和规范，又颁旨对其作出了具体规定：

　　 即今瑜伽、显密法事仪式及诸真言密咒，尽行考较稳当，可为一定成规，行于天下诸山寺院，永远遵守，为孝子、顺孙慎重终追远之道，人民州里之间祈禳伸请之用。凭僧录司行文书与诸山住持并各处僧官知会，俱各差僧赴京，于府内关领法事仪事，回还后习学三年。凡持瑜伽教僧赴京试验之时，若于今定成规仪式通者，方许为僧；若不省解，读念且生，须容周岁再试。若善记诵，无度牒者，试后，就当官给予；如不能者，发为民。钦此！[《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二，《卍续藏经》第133册，第248页]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又颁发《申明佛教榜册》强调：

　　 今天下之僧，多与俗混淆，尤不如俗者甚多。是皈其教而败其行，理当清其事而成其宗。令一出，禅者禅，讲者讲，瑜伽者瑜伽。各承宗派，集众为寺。[《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二，《卍续藏经》第133册，第250页]

　　明太祖的佛教政策，虽有出于限制佛教发展之一面，但是“瑜伽僧”的分类及对经忏以祈禳求福并补儒家慎重追远之道为用之定位，在客观上促进了经忏佛事的流行和发展。明代的经忏事业可谓经久不衰，其中的水陆法会更是盛大至极，参加的僧众常达千人。洪武初年，明太祖常常在南京蒋山，召集楚石梵琦、来复见心、东溟慧日等名僧举办法会，并率百官亲预其事，其规模更是盛大无比。

　　 经忏佛事之本意是在普济群生，令得法益。然而，在流行过程中，水陆法会渐渐暴露出很多弊端，带来了众多的负面影响。莲池曾就水陆道场的不如法现象感慨万分：

　　 士女老幼，纷至沓来，如俗中看旗看春，交足摩肩，男女混乱，日以千计，而不免亵渎圣贤，冲突鬼神。失多而过重，有祸而无功，多致道场不终其事而感恶报，甚可惧也。……由是疏于诚敬，多诸过愆，则求福而反祸矣。幸相与慎之。[《水陆仪轨》卷六，第2980页]

　　 由于水陆法会的举办往往带来种种弊害，莲池是不赞成多做此类法事的，他将水陆会可能造成的过错大略总结为五点：

　　 为停减水陆以免过咎事，有言水陆道场不宜频作。予思之，实有五过。频作则劳，劳则倦，种种当办之事或不周备，其过一也；生难遭想，兢兢业业，频作则视为寻常，或亏于诚敬，其过二也；春夏秋时，送圣化纸，供具繁广，烧害虫议，其过三也；焰口太多，或有过差，因而反致招鬼惹祟，其过四也；不惟僧众怠慢，亦或斋主不恭，其过五也。更有觉察不到处，难以悉知。[《水陆道场议》，《云棲规约》附集，第4924页]

　　可以看出，水陆法会的症结集中在三个地方：其一，水陆法会以“诚敬”为则，然时人“疏于诚敬，多诸过愆，则求福而反祸矣。”[《水陆仪轨》卷六，第2981页]其二，以救度六道众生为目的的普度盛会，已渐演变为施主求福延寿的功利手段。其三，不解本意，致使水陆法会流于形式代、迷信化。其实，不仅水陆，明代流行的以求福事为目的的斋会，也同样有许多弊处。《缁门崇行录》“清素之行第一”中，便列举了刘宋僧旻不作斋会的事例，旻法师对于修缮寺宇、造设经像、放生布施，未尝倦废。当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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