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殺,又放其生，既能放生,又以法濟令生淨土。如是用心，報滿之時，九品蓮臺高步無疑矣。普勸世人,幸勿以我德薄人微而不信其語也。[《戒殺放生文後序》，第3378頁]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間之大惡曰殺生”，淨業叁福之第一福便是“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可見戒殺在淨業修行中的重要性。慈悲心是成就佛道的正因，依心量的大小又有境界的淺深不同：愛緣慈，對自己喜愛的即慈悲；衆生緣慈，愛自己喜愛的，並能推廣，即所謂博愛；法緣慈，建立在了知一切衆生與我同一本體這一理論基礎上的慈悲；無緣慈，佛即無條件之慈悲，同體大悲，無緣大慈。蓮池認爲，就放生一事，如果所存的善心大，則是發大菩提心，所得放生之福即是超越世間的出世之福。淨業行人以此功德回向，必然助成淨業。
可以看出，蓮池將放生的活動作爲淨業行人的修行方式，希冀以此培植行人的慈悲心，繼而作爲圓成佛道之遠因。
念佛、放生是蓮池的重要思想，這直接體現在他組織的放生會規約中。此《上方善會約》(會員每月在上方寺聚會，諸上善人同會一處，故名)規定，該會的宗旨爲“讀誦大乘戒經，兼之放生念佛”。其中第五條“放生約”規定：“梵網第二十輕戒有放生之文，茲議各各隨便具放生銀，不拘多寡，不拘有無，或自買生來亦得。[《上方善會約》，《雲棲規約》附集，第4941頁]就是說，會員可以隨緣隨力出銀購買生物，或者自己買來放生也可以。與此同時，爲避免結社放生帶來的弊端，蓮池還主張隨買隨放，自錄善行：
結社放生，信是美事，然或身忙者，難于定期，財歉者苦于隨衆，而罔利者，或反爲預捕多捕以求售，今更立簡易一法，佐使並行，不拘時日，見即買放，于某月下書某日放生若幹，巨生以個數計，細生以斛數計，歲終總算，存以自考。[《放生圖說》，《遺稿》卷叁，第4774頁 ]
蓮池提倡的念佛與放生的結合，成爲居士在家修行的重要方式。蓮池門下大居士陶望齡、虞淳熙等，各各組織有賢德之士，成立了類似的放生社。一時，放生活動在杭州一帶非常盛行。
第四章 蓮池大師與明末居士佛教
居士，顧名思義即爲居家修道之士。自佛教傳入中國，佛教居士即擔當起弘法、護法的責任，在中國佛教兩千年的發展曆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所謂居士佛教，意指“居士的佛教信仰、佛教思想和各類修行、護法活動”[ 潘桂明《中國居士佛教史》(上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9，第4頁]。明末的居士佛教在“叁教合一”思潮及佛教複興的大背景下，藉由四大高僧相繼出世的因緣，呈現出一派繁榮興盛的局面。清代彭際清所編的《居士傳》中，記載明代居士傳的第叁十七卷至第五十六卷共計一百零七人，除四個例外，正傳六十七人及附傳叁十六人均爲萬曆年間以至明朝衰亡期間(1573—1661)的人物[ 釋聖嚴《明末佛教研究》，東初出版社，1981年2版，第253頁]。聖嚴法師認爲，明末的居士大致可分爲兩大類型：
一類是親近出家的高僧而且重視實際修行的，另一類則信仰佛法、研究經教卻未必追隨出家僧侶修學的讀書人。……第二類型的居士，大抵與陽明學派有關，所謂左派的陽明學者，便是理學家之中的佛教徒，而且這一批居士對明末佛教的振興,有其不可埋滅的功勞。[ 釋聖嚴《明末佛教研究》，東初出版社，1981年2版，第267頁]
其中，第二類型以李贽、袁宏道、陶望齡、焦弱侯等爲代表人物，他們由陽明心學傾心佛學，繼而成爲佛教居士，對推動明末佛教的發展與複興起著重要的作用。本章主述蓮池大師門下的居士團體，對兩種類型的居士均有涉及。
第一節 蓮池大師門下居士及其成就
明末政局動蕩不平，佛教僧俗常因涉足政事而身受牽連，甚或遭遇不測。晚明四大師中，紫柏真可、憨山德清皆積極致力于入世涉俗、救世利生之舉，畢生爲弘傳佛法、振興叢林奔走于權貴之間，亦因此而身陷囹圄：真可因妖書事件被誣入獄，從容坐化；憨山因“私建”海印寺之罪充軍雷州，五年始歸；明末著名的佛教居士李贽，亦因官事下诏入獄，自刎其中。明末高僧修行、度生的方式不盡相同，與紫柏、憨山入世救世的風格相比，蓮池則以清修化世另辟天地。蓮池幼時便對其父“帶一官字慎勿爲”之訓誨拳拳服膺，自言：“後觀親識中，坐此而敗者十七八，由是推而廣之，即爲官亦所不願。出家後，又推而廣之，不敢妄幹有官大人。並誡徒衆，不得乞緣出入于官家，不得倚官勢與人構訟，安貧守分，幸免于大衍。”[ 《遠官字》，《竹窗二筆》，第3849頁。所謂“帶一官字”，即“先君子雲：領官錢，織官段，中官鹽、和官保，乃至入官府爲吏書，交結官人，囑托公事之類皆是也。”]在明末動蕩時局中，雲棲道場能夠安然度生，應該說得益于蓮池遠離權貴、奉法惟謹的處世態度。蓮池弟子廣潤，在《雲棲本師行略》中曾就此事有所感慨：“隆(慶)萬(曆)以來，法門之以事波及者亦往往聞之，獨此地青山白雲，依然無恙，而流風余韻，身後猶存。誠哉，百煉金剛，足爲千古模範，不特一代典型而已。”[《雲棲本師行略》，第5167頁]
蓮池平生“尚真實而賤浮誇，甘窮約而羞名利”，唯以“南無阿彌陀佛”爲務，並以因果、念佛、放生化導群萌，爲僧俗樹立了高尚的人格榜樣。正如聖嚴法師總結的那樣，蓮池大師“著重實際生活中的威儀細節，細入牛毛，也著重對于忠君報國、待人接物、濟物利生、因果報應、修持感應等信念的闡揚，可謂不遺余力。”並指出：
唯有這樣一位大師，始能受到當時衆多居士的崇敬和親近，若僅以學問藝術及事業爲專長的僧侶，不會得到居士群的擁戴，最多將之視爲方外的朋友而不會爲之心折。僅重于禅修或持戒念佛的僧侶，雖受尊敬卻不會被居士們奉爲指迷的良師。唯有像蓮池大師這樣的高僧，始能受到衆多士大夫居士們的親近承教。[ 釋聖嚴《明末佛教研究》，東初出版社，1981年2版，第266頁]
《居士傳》卷五十馬邦良傳中，有這樣一句話：“殿西有二楹，供養雲棲、紫柏二大師，而雲棲香火尤盛。” [《居士傳》卷五十，(清)彭際清著，成都古籍書店影印，2000，1，第273彩缤紛頁]由, 此也可想見，紫柏與蓮池，同具真知灼見和救世度生的菩薩精神，而蓮池講求真修實行，提倡德行爲本、淨土爲歸的修行風範，更好地順應了明末居士佛教界的宗教需求，在居士中産生了很大的影響。
蓮池在家弟子不下千人，猶以士大夫階層居多[ 據克裏斯廷統計，《居士傳》所載蓮師弟子中，有九人爲進士，其中兩人官居要職，載于官方曆史(嚴敏 卿傳見《明史》193卷；陶望齡傳見《明史》216卷)。與蓮師通信的居士約四分之一有正二品到從七品官階，多任郡伯、邑令、中丞、大理丞、翰林院編修等職。多數是文官，也有幾個武官。]，遍及浙江、江蘇、安徽、四川、江西、湖南、山西、福建等省。據聖嚴法師統計，《居士傳》中所列明末居士親近的高僧共有二十八位，其中以蓮池大師最具影響力，大多數居士屬其門下，或曾接受其指導教化。現據《居士傳》等資料，及蓮池與各居士的來往信件[《蓮池大師全集》收蓮池大師與居士來往信件約二百封，通訊者約一百人。]，介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幾位。
嚴讷(1512—1585)，字敏卿，蘇州常熟人。嘉靖二十年(1541)進士，官翰林院侍讀。後遷吏部尚書，力振铨政，人稱嚴青天。拜武英殿大學士，尋致仕歸。平生樂善好施，民甚德之，稱之曰嚴老佛。居常信奉佛法，歸心淨土，適時“蓮池宏公以淨土法門倡于雲棲，敏卿實爲外護。”[《居士傳》卷四十，(清)彭際清著，成都古籍書店影印，2000，1，第201頁]嚴敏卿爲宋代宗曉輯撰的《樂邦文類》作序，序中秉承蓮池禅淨不二之理路，闡述了唯心淨土與西方淨土不二之理：
古今，吾心之古今也，延極叁世而不可際也；刹界，吾心之刹界也，廣被無邊而不可窮也。淨而四聖，染而六凡，吾心之四聖六凡也。不曰唯心，將安所而求樂邦也？誠知唯心，必不能無事于樂邦也。蠢爾含生，遠自無始，于無生而妄生，于無我而執我，叁縛十使，習染久矣。非藉濟願船，棲靈聖域，則菩薩尚迷于隔陰，聲聞有昧于出胎，乃下焉者而可自期不退哉！文殊，七佛導師也，無生忍非不證也，而受記往生；善財，一生圓曠劫之果者也，第一義非不聞也，而發願導歸。不事樂邦，將何修而盡惟心之妙也？[《居士傳》卷四十，(清)彭際清著，成都古籍書店影印，2000，1，第200頁]
而唯心、西方不二，正是基于心、佛、衆生叁無差別之理：心即是佛，佛即是生。念佛即是念心，即是諸佛心內衆生念衆生心中諸佛，所以心佛衆生是一體的，他說：
原我之初，與阿彌陀佛無二無別。我則迷而流浪，爲佛心中之衆生；佛則覺而修證，爲衆生心中之佛耳。我心即佛心，我不可得而我也；佛心即我心，佛不可得而他也。[《居士傳》卷四十，(清)彭際清著，成都古籍書店影印，2000，1，第200頁]
嚴敏卿指出，世尊爲拯衆生出離苦趣而宣說淨土法門、指示西方淨土，由此“列聖幽贊，宿耆受生者不一，載諸竺墳，燦如星辰。”但是“及後之宗焉者漸遠，率以聲求，而不知求諸心。故大鑒示以惟心，俾知欲得淨土，當淨其心。”所以，他認爲修行人欲求生淨土必定“當淨其心”：
不求諸心，則愈求愈遠，叁聖之觀，皆外逐于相也。聖人因病以致藥，衆生因病而滋疾，可不哀耶？……故盡修乎樂邦者，所以盡修乎吾心也。盡修乎吾心,所以遠離顛倒而證我所同于阿彌陀佛者也。[《居士傳》卷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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